王国维：多重矛盾中的性格

熟悉王国维的人知道，王国维天赋极高，学问极佳，处事也显得非常冷静，但其内心却有浓厚的情感。梁启超即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王国维自己也曾冷静地分析过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三十自序》一）

又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有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三十自序》二）

王国维分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种分析中隐藏着王国维冷峻而深刻的观察以及对学问的炽热追求。

在做学问上，王国维是个天才。他对此有非常强烈的自信心。他也最钟情于学问，并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但年轻时，由于家境不佳，王国维颇受生活之累。而罗振玉实为王国维的伯乐，赏识他并提供种种帮助。王国维受此知遇之恩，能够专心治学，对罗振玉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即便如世人所说，罗振玉的不少作品实际上是王国维所作，那也是王国维心甘情愿的。王国维后来又受罗振玉影响，将治学范围由文学转为国学，并做了清廷遗老。从某种意义上，他之忠于清廷，实际上与罗振玉的知遇之恩有很大的关系。

王国维与罗振玉

王国维与罗振玉

正如王国维曾这样分析屈原：“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王国维是屈原的隔世知音，而屈原的这一性格，其实也正是王国维的一种性格。

就此而言，与罗振玉失和，无论如何，对王国维的打击甚大，也是导致他情绪恶化、最终自杀的原因之一。

王国维性格中有一“忠”字，有一“耿”字，炽热与冷静并存，浓烈与抑郁并存。他有一种理想人格，以他对学问全身心的追求，完全能够以此途径走上圣哲之路。然而，世事之混乱、军阀之恶行、爱子之噩耗、至交之背离……种种外在之恶境，激化了他性格中的悲观、清冷、抑郁、浓烈、炽热……以及极度的廉贞。当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完全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时，最终决定自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