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春雨漫评明朝历史（112）张居正的江湖地位

（112）张居正的江湖地位

万历皇帝上位时，只有10岁。

所以，帝国的座次，有两种排名。

第一种排名，是现实博弈排列出来的。

按这种结果，排名第一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排名第二的是太后；排名第三的是司礼监冯保。

内阁首辅张居正排名第一，那是必须的。因为内阁首辅代表的是整个官僚集团，他们人多势众，又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没有皇帝的强势站台，任何人试图凌驾于他之上，都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从理论上，小皇帝年幼，太后作为小皇帝的第一监护人，她就是帝国的主人。但是，在大明帝国的体制下，就没有太后站在前台执政的空间，所以太后只能居于幕后。

问题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想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就必须得高举太后的大旗。因为当时的小皇帝只有10岁，当政敌反对张居正时，张居正肯定不能拿小皇帝来压人的。因为小皇帝就是一个10岁的小屁孩，他懂得个屁啊。你拿小皇帝压人，这不是扯淡吗？

遥想当年，闻丞相试图拿小皇帝压另一个大哥，那个大哥当时就怼了回去了，因为，小皇帝就是一个小屁孩，什么这是小皇帝的意思，你以为天下人都是傻子？

大明帝国的皇权高高在上，就算张居正这样玩，肯定也没人敢这样公然回怼张居正。问题是，小皇帝就是一个小屁孩啊。

在这种背景下，张居正就必须得高举太后的大旗了；太后是小皇帝的第一监护人，太后支持张居正全权负责帝国政务，大家能说什么呢？

从这层意义上，张居正与太后的博弈是微妙的。

第一、张居正必须得承认，太后排在第一位的事实。无论事实上，张居正排在第几位，他必须得承认太后排在第一位。否则，太后自然不会为他站台的。而太后不愿意给他站台，他再牛Ｘ，也会分分钟钟出局的，因为愿意与太后合作打翻他的大佬，多的去了。

第二、张居正必须得时刻证明，自己只是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只要他敢试图经营自己的私人的力量，那太后就会出手了。关键是，太后一出手，千万别说张居正有多牛，就如，在大明帝国，面对皇帝的打击，谁也别说自己多牛Ｘ，多牛Ｘ也就是一盘菜。

这两点，双方能达成共识，一切就好说。

张居正与司礼监的关系，也是类似于此的。

司礼监拥有最终的审核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因为他是在皇帝的监督下行使使这种权力。现在，皇帝是10岁的小孩子，他再行使这种权力，可以吗？

张居正必须得承认，司礼监依然拥有这种权力。

否则，首先，司礼监冯保肯定会不高兴的。因为，谁的权力被剥夺，也不可能高兴啊。更主要的是，太后肯定也会不高兴的，因为，内阁首辅试图剥夺司礼监的这种权力，他是想干什么呢？如果没有司礼监的制约，张居正会不会试图架空皇权呢？千万不要说什么臣子的忠心，这种东西能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了。

在这种背景下，张居正必须得承认，司礼监有审核、监督内阁工作的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还有另一种排名。

在这个排名里，排名第一的是太后，排名第二的是司礼监冯保，排名第三的才是张居正。

因为，从理论上，太后是小皇帝的监护人，小皇帝年幼，太后自然排第一位了。

而司礼监呢？从理论上，内阁的任何决议，都需要司礼监审核确认，才拥有最终的法律效力；只要司礼监不同意，内阁的任何决议，都是废纸一张。

在这种背景下，内阁首辅自然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虽然说，帝国的执政官，就是张居正；而且太后、司礼监都非常尊重张居正、支持张居正。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张居正必须得承认接受，否则，张居正出局，也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三大巨头达成这种微妙的默契。

皇权就可以继续高高在上了；而且这三大巨头，也可以高高在上了。

这种权力格局，大约维持了10年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张居正大权在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10年之后，张居正死了；而且小皇帝也成年了。

然后呢，小皇帝就彻底否定了张居正。

虽然说，小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之后，又过了50多年，李自成才进的北京城。

但是，基于英雄史观，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张居正死了，关键是，万历皇帝还彻底否定了张居正，才导致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其实呢，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可以决定的。在明朝后期，没有张居正，会有李居正；没有李居正，会有王居正。

张居正执政期间，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在明帝国全面推行了一条鞭法。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张居正，一条鞭法，会在大明帝国全面推行吗？肯定会啊！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一条鞭法出现在哪一年？1530年（嘉靖9年））。

换而言之，张居正5岁时，明帝国就已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

嘉靖九年（1530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革除赋役制度弊病的方案，其原则........。第二年，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之为“一条编法”。。”（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而且这种赋役制度，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陆续在帝国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并且范围越来越广。

　“一条编（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改革，无非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以政府的意志，把相关的行为全面推广了。事实上，相关行为，既然一直存在于社会中，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本身证明，没有张居正代表这种趋势，也会有李居正、赵居正代表这种趋势的。

万历9年，也就是1581年时（一条鞭法出现50多年后），大明帝国决定将此法向全国推行，使一条编法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这种背景，就应该知道，相关的改革，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出现的新事物。有没有张居正，都会在社会上逐步发展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全面推行的。

我无意就此否定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总认为，历史是某个强人可以左右的，那无非是把历史当英雄传奇去看罢了。

历史常常把张居正的地位无限抬高，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万历皇帝太差劲。因为，在相关的内容中，似乎总是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帝国如何如之何，而张居正一死，帝国遂无可救药的走下坡路了。

其实呢？在那种年代，没有张居正、会有李居正；没有李居正，会有王居正的。毕竟，历史的潮流，就不是某个人可以决定的。

比如，被后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一条鞭法，只要我们看到它背景，就会知道，它绝不是某个人天才的发现；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有没有张居正，它也会渐渐在帝国全面推广的。

更主要的是，人们一说张居正的成就，就是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谓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它可以是一个忠臣的政绩，也可以是一个奸臣的罪证。因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问题是，从消极的意义说，这就是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啊。

政府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多，是怎么增多的？我们习惯看童话故事形式的历史，所以总喜欢用极具感情色彩的眼光看历史。

总而言之，如果是我们推崇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结果；如果是我们所厌恶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横征暴敛的结果。

事实上，不论所谓的奸臣还是所谓的忠臣，他在让国库银两明显增多时，都可能包含着上述两种倾向。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司马光是如何怼王安石就可以知道了。

总而言之，在小农社会中，帝国一年的生产总值，根本不会有质的飞跃。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财富增加了，老百姓的财富就减少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就更可以知道了。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经过张居正的清查，帝国的纳税田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多出1.8亿亩，增多了35.2%。

简单的去看，这自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啊。

问题是，我们再看这种内容，“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出自林金树的《万历帝》）。

如果顺着这种话去看，那问题可大的去了，因为，这是标准的横征暴敛啊！

而且林金树的《万历帝》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用他的亲身见闻告诉人们说：“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　不少地方，先后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

如果从这方面看张居正清查出1.8亿亩田地，谁敢说这是张居正的功劳呢？

历史，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的说词，通常永远也无法看到它的真相。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我想是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肯定没有童话故事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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