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熊月之 严斌林
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很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中最具特色和规模、又影响深远的两大出版机构，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莫属，而中华书局的诞生和发展，又离不开其创始人陆费逵的苦心经营和悉心筹划，最终中华书局成为名满海内外的书业巨擘。
“教科书革命”创业
陆费逵（1886—1941）
陆费逵复姓陆费（音bì），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1886生于陕西汉中，自幼由其母教授诗文经书，研究古文、地理、算学和格致等实际学问。1898年，陆费逵在南昌的英语学塾学习日文，毕业后仍坚持自学。1902年他和朋友创办正蒙学堂，1904年在武昌开设新学界书店，任经理，并加入湖北革命组织日知会，任评议员。1905年初，陆费逵在汉口英租界内接办革命报纸《楚报》，宣传革命思想。当年底，《楚报》被张之洞查禁，陆费逵被迫逃亡上海。在上海，他担任武汉昌明书店上海分店经理兼编辑，并参与创办上海书业商会。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编辑、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等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浩浩荡荡，清政府面临着土崩瓦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三年有余的陆费逵不仅积攒了一定的钱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办图书的经验。他认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而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上墨守成规，将无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因此，他联合戴克敦、沈知方和陈寅等人，利用业余时间编纂了一套新式教科书，以适应革命之后了解民主自由观念的市场需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但也表现出陆费逵过人的胆识和判断力。1912年元旦，陆费逵和戴克敦、沈知方等人集资银圆2.5万元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自任局长。陆费逵还撰写《中华书局宣言书》登诸报端，公开声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此后，陆费逵以“教科书革命”为口号，在1912年春季学期开学时，出版发行了民国历史上首套中小学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用的修身、国文、算术等5种40册，教授用书3种24册，高等小学用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等8种33册，教授用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不仅体例新颖、完备，内容更是与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相合，完全颠覆了清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模板。“中华教科书”一经问世，便广受教育界欢迎，几个月时间内便已风靡全国，占领了当时中国教科书市场的主体份额，为中华书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教科书》
陆费逵曾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忆述了中华书局开业之初的盛况：“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
中华书局的崛起
陆费逵非常重视维护教科书编纂的独立性，尽量避免受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1914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知有关书局，要求修改教科书中的内容，加入颂扬大总统袁世凯的话语。陆费逵闻讯后，便邀集商务印书馆代表蒋维乔等人，共同商讨应付办法。后来，两家各推派代表进京与教育部磋商，陆费逵作为中华书局代表赴京，在与教育部交涉时据理力争，最终拒绝了教育部的无理要求，维护了教科书行业的相对独立性。
中华书局初创时，资本弱，人员少，仅是在福州路东首租下三间门面作为办公场所。1934年4月，陆费逵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制有限公司，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和印刷四所，股本也增加到银圆100万元。1916年，又在静安寺路购置了一块40亩的地皮，建成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
1916年6月落成的静安寺路总厂
1916年夏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棋盘街中心的黄金地段投资建成一栋高5层、有100多间办公室的发行所大楼，同时陆费逵将股本增加到银圆160万元，规模进一步扩大。1917年，中华书局因为流动资金断裂，面临破产危险，后经常州资本家吴镜渊投资相助，才渡过难关。1919年，中华书局又改组为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下设四大职能部门：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陆费逵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此后，中华书局在陆费逵的悉心经营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中华书局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40多个分局，员工人数更是由1916年的1000余人增加到1937年的6000多人，资本额也由1916年的银圆160万元增加到1937年的法币400多万元，其印刷业务一直稳居全国第二，彩色印刷业务更是跃居全国第一，其发展实力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顶峰。
陆费逵与《辞海》
在坚持以教科书为主的经营方针的同时，陆费逵还扩展图书业务，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期刊。在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期间，始终将教科书当作出版业务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从1913年到1937年，先后出版了共11套中小学和师范、农业和商业类学校的教科书，因其内容丰富，紧跟时代潮流，因此一直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保持了教科书市场的主导地位。
陆费逵还将辞书和古籍也作为中华书局出版业务的重点，在他主持下，先后出版了数学、理化和地名等多种专用辞典，更是在1936年出版了大型综合辞典《辞海》，该书花费了陆费逵近22年的时间，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该书对于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他还主持影印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和《四部备要》等传统典籍，为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针对当时期刊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陆费逵领导中华书局创办了一系列非常流行的期刊，如《南国半月刊》《醒狮周刊》《新中华》《学衡》《国语》等，这些期刊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力，不仅提升了中华书局的社会知名度，也为中华书局带来了不菲的利润。
陆费逵与中华印刷厂
陆费逵十分重视印刷业务，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因此，他极其注意扩充中华书局的印刷实力和业务，先后兼并了民立图书公司、右文印刷所和彩文印刷局等文印机构。尤其是在1916年，在静安寺路购置地皮，建成有5栋二层楼房和4栋平房的中华书局印刷厂，购进了数百台先进的印刷机械。后来又多次扩建印刷总厂，印刷实力显著增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在香港和公共租界建立印刷分厂，从德国和日本进口轮转大电机、四色凹版轮转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新式设备，还聘请国外技师来负责机器设备的运转。这些举措提升和保证了中华书局印刷的图书都有很高的品质，这也是其出版的图书广受市场认可的重要原因。
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左五为陆费逵。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然，陆费逵不仅用这些印刷机器为中华书局服务，还承接外面的印刷业务，很多工商企业也将产品包装和宣传材料交付中华书局印制，这样不仅可以赚取利润，还可以提升中华书局的社会影响力，一举两得。
中华书局的多种经营
陆费逵深谙市场经营之道，在逐步扩大中华书局规模的同时，他还尝试多种经营方式。
在中华书局发行所兼售文具、教学仪器、标本模型、体育器械、乐器和公文包等商品。1929年他甚至还与别人合资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生产教学仪器、三用复印机、仿宋华文打字机、日用星期时辰钟和物理化学试验器皿等物品。1937年，又投资40万元设立保安实业公司制造防毒面具、桅灯及登陆艇等国防器械。在他主持中华书局时期，中华书局甚至还承接了欧美文具和乐器在中国的独家销售代理任务。
中华书局总发行所（1914）
所有这些业务的拓展，都在更广泛的市场领域提高了中华书局的影响力。
中华书局始终遵守信用至上的原则，尊重作者和读者的利益。
陆费逵非常重视作者和读者群体，在出版图书方面，不但严格遵守出版法律和信用，按照合同及时向作者支付版税和稿费，甚至在作者有经济困难时，还会提前预支稿费，帮助作者渡过难关。
面对读者，如果购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有缺损和装订问题的书刊，中华书局都无条件退换。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读者群体的利益，中华书局还建立了大量的读者档案以及专门的学校名册，经常向读者邮寄出版图书的宣传品，帮助读者更好地选购书刊。
为民族出版创业奋斗的一生
中华书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迅速，在中华书局稳坐出版行业龙头的同时，陆费逵的声名也与日俱增，他不仅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主席，还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新闻造纸厂筹备委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和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众多社会职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陆费逵全力指挥中华书局全体员工，搬运图书和印刷工具前往华中、西南和西北等大后方地区，保存了中华书局的有生力量。在战时，他又在香港和昆明设立分办事处，他也转移到香港，在香港遥控，指挥大后方的业务工作。在此期间，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印制了大量教科书和图书，支持大后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他还当选为重庆参政会参政员，远赴重庆参政、议政，为抗战文化事业出谋划策。为了支持陕甘宁边区设立中山图书馆，他还向延安捐赠了一大批图书，有力地支援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寓所病逝，享年56岁，其临终遗憾就是没有见到抗战胜利那一天。
1941年11月22日，重庆国民政府颁发对陆费逵的褒扬令。11月23日于《申报》上刊登。
对于图书行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陆费逵曾有明确的论述：“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终其一生，他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为民族出版行业而不懈奋斗。
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主编，熊月之、严斌林著：《上海零点人民广场》（学林出版社）
编辑：石梦洁
审校：戴静怡
签发：吴一峻
来源：“上海通志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