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言慎行

贞观八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他的臣子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作为国君，说话应该谨慎，与普通百姓有别。当年隋炀帝第一次到甘泉宫，那里秀丽的山水泉石让他十分满意，但他却怪没有萤火虫，便下令让人捉一些萤火虫到宫中来供晚上照明用。于是，主管部门马上派了几千人去捕捉，后来从各地送了五百车萤火虫到宫中。（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论慎言语》）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话被称作“圣旨”与“金口玉言”，哪怕是不经意间蹦出的一句话，都是有可能被当作“令箭”层层下达，速速落实或者说办理的。看，隋炀帝一句“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那下面不就屁颠屁颠忙乎开来了？最终劳动的人马居然达几千人，送来的萤火虫更是有五百车，这其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我们也可想而知。因此，唐太宗不只是痛心，而且触发了这样的联想：“小事尚尔，况其大乎？”——大意是说，区区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重大之事？

鉴于帝王之人身份的特殊性，说话委实应该适当注意，但事实上很多帝王偏偏还又喜欢乱信口开河。为什么？或许是他们自我感觉太好了，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也顺便寻求更好的感觉；而借这样的机会在一种大臣面前显摆——俗称耍威风，证明他们的英明伟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当然，他个人的很多要求不通过说话，又怎么能够传达到下面，变成现实呢？所以，帝王之人委实不该太过随便说话，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是很多。

在我看来，唐太宗之所以认为国君之人说话应该谨慎，更多的无疑考虑的是，如隋炀帝那样做必定会加重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与老百姓的负担——仅仅乎就为他甘泉宫中晚上照明，就劳动了那么多的人马！如果我们算一算这里面的经济账，其照明的成本是多少？如果把花在这上面钱，用在改善民生上，用在扶助特殊人群上，那么，又可以解决多少人的问题？此外，我们不能不说的是，为迎合上位者而去捕抓大量萤火虫，所造成的绝不仅是人力、物力上巨大浪费，还有可能造成无数生灵的伤害。而以唐太宗悲天悯人的性格，恐怕绝不忍因不经意的一句话而去伤生害命，并且我们相信，及时予以此类荒唐之举严厉呵止，也是他所力所能及之事。

作为后世之人的我们知道，帝王之人生活奢靡或者说极度铺张，正是导致隋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朝与隋朝，就时间而言，大约不过一臂之距离吧？因此，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著名的谏臣魏征借机说道：“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行为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人人都能看见。陛下的确应该有所警戒啊。”——也正是因为唐太宗自身有这谨言慎行的自觉，而他身边又有这样的臣子时常提醒或者说谏言，所以，他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