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日报数字报
■ 吴江印
告官
在湄潭的档案馆里躺着这样一份《声明》，是永兴卖肉屠夫杨光武的告官书，让今日的我读起来叹息不已：
据声明书人杨光武年三十六岁住本镇上街业商，呈为据实声明横不据理籍势行凶，特具声明来报……今日正午，屠猪出售卖自中段宝肋，浙江大学学生前来问价割肉，民答伊每斤售洋十二元，不得妄取。殊伊以洋六元割肉半斤（即八两），殊伊要民割去肉中骨头方要，民即以本地风俗肉尽骨完，并以当地商会条例布告晓谕情事复伊，属伊籍势估要商民剖去骨骼，民稍微迟缓，即执拳痛殴，民以手护头拦阻，遂将伊之华服寸衣玷污，突伊执民屠刀逼追数家铺面，辛蒙夏氏梁氏等施救，方得逃脱……
此事闹到告官与动刀有关。从浙大永兴分部致函永兴区署的文看，不是学生而是学校职员曹某，打人行刺者却是杨。然事情起因看来是浙大方有错在先，入乡随俗当是常识。
从这个事件可见当时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时有摩擦，有观念与习俗不同，也有利益冲突，从中反映了当地民众另类的目光和声音。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体会到竺校长和他的团队所经历的艰辛与不易。
脆臊奇遇
在父亲和大伯的回忆中都有一碗难忘的脆臊绿豆粉。后来发现许多回忆录中都提到这碗粉，但“脆臊”两个字的写法却五花八门，如父亲写“碎少”；大伯是“脆稍”；还有写“碎烧”“梢”。我心想，到了湄潭一定要去尝一下。
到了才发现满街都是绿豆粉，只是没有脆臊，好生奇怪。后来在湄潭大酒店员工的帮助下，去了一家开在小巷里的早餐店，她们还专门关照要留脆臊，好满足我的心愿，真诚感谢每一位帮助我的好心人！
吃了粉要提问，一问到底是哪个“sao”字？经过一番讨论（用方言）应该是“臊子”的臊。“臊子”在江南就是“浇头”的意思，但在川黔地区叫“臊子”，现在台湾餐厅里也称“肉臊面、肉臊饭”，都是江南“盖浇饭、盖浇面”的意思。
二问为什么现在街面上少有“脆臊”？看回忆录这是很普通的东西——猪油渣。老板娘笑答：“脆臊就是猪油渣，但做法有讲究，不是光油炸那么简单。炸的时候要掌握火候慢慢来，要放点甜米酒（酒酿的酒汁），最后还要加点醋，这样才能在汤里保持脆度。酒、醋放多了放少了都不行，还得掌握好放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的。街上那些小店有些不是本地人开的，所以他们不会做。本地人大概是怕麻烦吧，人懒了慢慢也不会做了。”
搞清楚“脆臊”的意思和做法后，想要感谢湄潭街面上那些诚实的店家，他们不造假，不会或不愿意做就说没有，而不是弄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糊弄顾客，让顾客信以为真的同时也坏了“脆臊”的传统与名声，可谓有良心！
晚上重温父亲写的《重返湄潭寻旧梦》，这是他写给当年浙大附中同学的汇报（他们在湄潭度过了全部中学时光）。发现他43年后重吃这碗粉的地点在永兴，而且还找到了年轻时去过的那家老店，见当年烧面的女孩还在，已经是67岁的老妇人了，同一个人相隔43年又为他烧了那碗脆臊绿豆粉，仿佛是“脆臊奇遇记”！大伯记录的脆臊也在永兴，而我两次到永兴，却与那碗永兴脆臊绿豆粉擦肩而过。
四
严溥泉县长
1940年的遵义是重庆的南线屏障，是西南交通大动脉的枢纽。先于浙大迁到遵义的已经有：南京陆军大学、军官外语培训班、步兵学校，以及各地涌来的难民潮。衣食住行在遵义当时都成大难题。遵义难，流浪的浙大更难。在泰和，浙大聚在一个村；在宜山，浙大散落于一个镇；而入黔初期，浙大几乎流离失所。在遵义是先到者占山为王，原来说好的安置点遵义师范拒绝搬迁，浙大只好把一年级留在青岩，两地相聚约150公里。而湄潭当时不通公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不论分内分外、只要力所能及的他全做了！这个人就是湄潭县长严溥泉。因为他，湄潭就像一个张开双臂的温暖怀抱。
1939年2月，当严溥泉得知浙大正在寻觅合适办学的地点后，就主动做了许多事：一、用写信、电报等方式联系竺可桢，表示热忱欢迎浙大入湄办学，并主动提供了自己议定的具体安置方案；二、联络全县各界重要人士21名，成立了“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这在浙大西迁乃至全国各大学南渡西迁办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笔！在浙大尚未决定迁湄的情况下，他已安排21人具体落实了可供浙大使用的庙宇、民教馆、救济院、祠堂、民居等287间，考虑到可能不够用，又拨地40余亩供学校建校舍。并把亲自绘制的《湄潭县城全景图》发给竺可桢，将可供学校用的房屋地点逐一标出；还对当地粮食、菜蔬、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市场价格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一片真心诚意犹如浙大大管家。
而他所遭遇的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当浙大真正到来时发现已经谈妥的房屋无法完全兑现；县党部所在的文庙不肯搬出；湄潭永兴两地党部都作梗浙大的到来；对浙大教授及严本人的各种小报告、诬告信频飞；“把浙大的桌椅等件抛至天井”；甚至发动民众数百人进城抗议示威，并扬言要发动罢市来“让浙大知难而退”……（注：这些资料现都保存在湄潭县档案馆；《近代史研究》等。）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浙大最终分置于遵湄两地；而严溥泉县长在做了大量实事之后被莫名其妙地迅速调离（也有人说他是气走的）；最后在当时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斡旋之下，湄潭文庙才得以全部让出，浙大在湄潭的办学才安定下来。第二年吴鼎昌抱怨继任的县长很不得力，这是后话。
和竺可桢曾留学海外一样，严溥泉曾留学英国，吴鼎昌曾留学日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国破山河在时那一代读书人深重的济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国难中他们为文化为教育铁肩担道义，呕心沥血赤子情怀！他们的眼界、格局、抱负和胸怀都值得我们深深感念！
201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贵州湄潭篇》里也记录了严溥泉县长的往事，说他欢迎浙大赴湄办学的“拳拳盛情，恰似粼粼湄江水。”
是历史选择了湄潭，还是湄潭选择了历史？一切事在人为！从严溥泉县长身上可以看到答案。这是一个应当铭记的人物！
遗憾的是对严溥泉的生平我们至今知之甚少，甚至看不到他一帧比较清晰的照片。我对此一直无法释怀，但个人的力量又极其微弱。（比如想在某大学图书馆查看一下当年的报纸，回答是需要单位发函才可以。不说太远，在过去40年里，但凡有一个“单位”能寻找一下严溥泉，还用我们平头百姓来如此大海捞针吗？）
严溥泉生平简况：（零星收集）
严溥泉（1900—不详），贵州贵阳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科。
回国后历任：
国民革命军航空部少校股长
江苏省民政厅农工科科员
江苏省农矿厅主任科科长
江苏省实业厅代理科长
江苏省江阴县代县长、县长(民国23年11月28日)（1934年)
江苏省宝应县县长（民国25年7月10日）（1936年）
贵州省湄潭县县长（民国27年10月至29年5月）（1938.10-1940.05）
贵州省安龙县县长（民国29年8月）（1940.08）在安龙县因为开展禁烟，再次被排挤。(这是何琦提供的信息。她说：“严先生是中央实验茶厂、武汉头等测侯所、浙大落户湄潭的有功之臣。”）最后回到贵阳。
据江阴《正气报》1934年11月30日《严新县长不日莅任》一文称：“……严为人沉静而好学，案头置满原版书籍，学识经验，两俱丰富。”
此《生平简况》留待浙大校史研究部门、浙大西迁后人、浙大学人及关心浙大西迁历史的各方人士共同来关注、寻找、补充，特此鞠躬致谢！
（注1：以上资料现存：江阴档案馆、南大图书馆、江苏省档案馆、湄潭档案馆。注2：以上资料是在王敬东大姐和她的亲属、陈天来老师的帮助下获得，在此感谢他们的共同努力！同时感谢何琦、蔡恒胜老师、皇甫玎老师的帮助！）
补充：因为庚子年初的疫情，本书付印延期。意外的是严溥泉先生的照片浮出水面！接力寻找的人员有：何琦、贵州省文史馆桂珍明老师、李连昌老师、浙江大学的张淑锵老师、钱永红老师。在此深深致谢！
五
一束光
我们曾经一再被要求接受“再教育”，下乡是再教育；改造思想是再教育；“学术权威”如祖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对他再教育，何况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一代人。大半生走过，所见有“学术”的凤毛麟角，而“权威”（后人称之为大师）已消逝无踪；此行重走西迁路，却让我感受到一场真真切切的再教育！
纵观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像我们这样为青年、为保存国家文脉而大规模地迁移办教育，这个教育奇迹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
（依教育部二十八年度的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108校，因战事迁移后方者52校，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25校，停办的17校。其余14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能在沦陷区继续上课的。……实际当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照常开设未受战事影响的，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校而已。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
在西迁路上的流光碎影里，有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学校的、民间的、政府的；有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曾经怎样办大学、中学、小学及民众教育的清晰旧迹；有广大民众在战火中依然秉持对教育、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护惜、敬重及倾其所能的付出！也让我看到在生命之源上父辈们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所努力行走的那一条安放着教育尊严与灵魂的精神之道已珍稀如绝版！
浙江大学和全国所有南渡西迁的大学在一起，他们就像是播种机，一路播下大学对青年的意义；对社会的责任；对科学与道义的担当，同时为后代播下了中国教育永远的一束光！（完）
初稿2018.11-12月
改写2019.07-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