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文化是战国秦汉时期古滇人创造的一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主要分布于今云南滇池周围。滇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铜器等物品上大量采用写实性的动物造型作为装饰题材。这些动物不下数十种，猴是其中较多者之一，但与最常见的牛、虎、蛇等相比，过去很少引人关注。实际上，滇文化器物上的猴装饰不仅造型精美、构思巧妙，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出猴在古滇人社会生活及文化观念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值得作一专门考察。从考古发现看，滇文化猴装饰主要见于扣饰、兵器以及贮贝器等铜器上，个别漆木器上也偶有发现。相关器物有40余件，绝大多数出自晋宁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另外在昆明羊甫头、安宁太极山以及地处滇东的师宗大园子等墓地也有少量出土（表一）。
扣饰是滇文化铜器中的代表性器类之一，既作为系扣工具使用，也是重要的装饰品，其形制以圆形、长方形以及浮雕状的人物和动物造型居多。这几种扣饰上均可见到猴装饰。圆形扣饰上的猴装饰主要见于晋宁石寨山墓地。猴呈半立体圆雕状，多只猴围绕于圆形扣体边缘。石寨山M6∶16，直径13.5厘米，中部镶嵌玛瑙和孔雀石，边缘为10只首尾相连的猴按逆时针方向环绕一周，猴外表鎏金，面部正视，有的张口，后猴的右前爪搭在前猴的左后腿上，也有个别搭在后脊上，前猴的尾搭在后猴的颈部（图一）。石寨山M71∶98，直径11.5厘米，中部镶嵌玛瑙和孔雀石，周围有11只猴按顺时针方向首尾相连环绕于扣体边缘，猴头部侧歪，面部正视，后猴的左前爪搭在前猴的后脊上（图二∶1）。
长方形扣饰上的猴装饰以江川李家山墓地发现的最多，次为晋宁石寨山墓地，师宗大园子墓地亦出有1例。石寨山墓地刊布的资料不详，从李家山墓地和大园子墓地的发现看，猴均呈半立体圆雕状，多只猴首尾相连装饰于长方形扣体边缘，形态类同于圆形扣饰上的猴装饰。但猴的数量不等，且有环绕一周的，也有只饰左、右、上三边或只饰上边的。环绕一周者猴的数量有6只、9只、12只、14只不等，排列方向或顺时针或逆时针。李家山M51∶273，长19.5、高14.4厘米，中部镶嵌管珠和孔雀石，9只猴按逆时针方向环绕于扣体边缘，后猴右前爪搭在前猴后脊上，个别拽住前猴尾巴，前猴尾巴则大多缠于后猴头上（图二∶2）。饰三边者猴的数量多为11只或7只，左、右两边的猴或3只或2只，呈对称分布，头上尾下，上边的猴或5只或3只，一般头部朝右。大园子M3∶1，长9.6、高5.95厘米，中部镶嵌管珠和孔雀石，左、右两边各有3只猴，上边有5只猴，其中靠近左上角的猴个体较小，伏于前猴后腿和背上，应为一幼猴（图三）。仅饰上边者一般有猴4只或5只。李家山M63∶11，长13、高8.4厘米，上边5只猴，头部朝右（图二∶4）。
浮雕状扣饰上的猴装饰发现得不多，见于晋宁石寨山墓地和安宁太极山墓地。石寨山扰坑1∶45，宽5.7、高3.8厘米，似一公一母两只猴，动作亲昵，下边一条蛇口咬公猴左前爪，蛇尾缠公猴尾。太极山采019，长8.5、高5.5厘米，3只猴首尾相连立于虎背之上，形态与长方形扣饰上的猴相近，虎下方有一幼虎作食乳状，虎踩于蛇身上，蛇咬幼虎尾，大虎咬蛇颈，另一蛇咬大虎后腿（图二∶3）。此外，石寨山M33出土1件有猴、鹿、狗、猪等动物造型的浮雕状扣饰，但具体场景不详。在滇文化中，圆形扣饰和长方形扣饰都比较常见，而在其边缘加上半立体圆雕状的动物造型无疑增强了装饰效果。这些动物除了猴之外，还有牛、孔雀、鸡、狐狸、蛇、虎、豹、狮等。场景一般为多只同类动物首尾相连环绕于扣饰边缘，动物形态和表情大体一致，犹如人类的集体歌舞，显得有序而不失动感和情趣，体现了很高的艺术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与描绘动物搏斗、掠食等浮雕状扣饰相比，圆形和长方形扣饰上的动物一般较为温顺、可爱，即使是虎、豹、狮等猛兽亦多如此，有的还为幼崽的形态。另外，拟人化的动物“歌舞”场景也让人颇感温馨、喜庆，丝毫没有动物搏斗、掠食过程中的血腥与恐怖。因此这类扣饰上的动物装饰，可能是要营造一种轻松欢快、吉祥平和的氛围。那么，生性机智、灵巧、顽皮的猴被较多地采用，也就容易理解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就数量而言，以猴为边饰者是此类扣饰中发现最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滇人非常喜欢猴这种动物，并且可能视之为祥瑞的象征。在汉代中原地区，猴戏为“百戏”之一，表明汉人也喜欢猴，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常以人伦、道德的标准看猴，将之视为低俗、不成器、被揶揄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古滇人对猴的喜爱以及对自然界的态度显得更为简单而率真。石寨山墓地所出双猴浮雕扣饰重点表现了两猴之间的“温情”，扣饰下方虽有一蛇咬猴，但猴似乎不为所动，没有与之搏斗的意思。实际上，滇文化扣饰中动物或人踏于蛇上者较多，有学者认为此处的蛇可能只是土地的象征，或主要起到连接、平衡和支撑扣体的作用。太极山墓地所出动物浮雕扣饰亦如此，虎与其所踩之蛇虽彼此互咬，但气氛并不激烈和紧张。而猴立于虎背之上，神态轻松，更是给整个场景平添了几分趣味。这些情况反映出在滇人眼中，猴不同于一般的猛兽，而是可亲可近之物。兵器和武备是滇文化出土铜器中的大宗，其中也有一些以猴为装饰的，包括剑、戈、钺和臂甲等，具体表现形式有圆雕和线刻图像两种。石寨山M71出土2件猴形茎一字格剑，形制基本相同。M71∶30，残长27、茎长9.5厘米，茎下部形似铜鼓，其上蹲坐一双面对称的空心圆雕状猴，猴双颊有卷曲胡须，乳房和腹部下垂。发掘报告称此造型为“猴首人形”，但从线图和照片看，其臂长腿短的身材更像猴（图四∶1）。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时曾出土过几件“人形茎”剑，实际与M71所出的猴形茎剑相同，后来发表的资料多改称“猴柄剑”。
石寨山墓地还出土3件腊部线刻猴图像的一字格剑。M13∶172，通长32、腊长23厘米，腊部两面线刻图像，为一持剑人与虎形怪兽缠绕搏斗，同时一只猴在后面拖拽或撕咬怪兽尾的场景（图四∶2）。M6∶21，残长20.5厘米，腊部图像与M13∶172相近。M13∶219，通长33.5、腊长24.2厘米，腊部两面线刻图像，一面为蚊蝇一类的飞虫准备叮咬虎形怪兽尾的场景，另一面为猴拖拽豹形怪兽尾的场景（图四∶3）。滇文化中发现不少有銎戈，銎上常铸有圆雕状的动物造型。石寨山M13∶281，通长22.7、銎长15.7厘米，銎上铸蛇、虎、熊、猴各一，发掘报告认为四种动物呈相互搏斗状。不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猴和蛇位于虎的身后，且头均朝相反方向，应没有参与虎、熊之间的搏斗。当然，这里的蛇不同于扣饰上的蛇，从其为猴所踏、猴张嘴龇牙的形态看，表现的可能是猴捕蛇的场景（图五）。
晋宁石寨山M12出土2件不对称宽弧刃钺，銎上均铸有圆雕状的猴。M12∶128，通长14.5、刃宽20厘米，猴位于銎口下方，作行走状，口中叼蛇（图六）。发掘报告称此场景为猴、蛇搏斗，描述显然有误。在此场景中，猴流露出的是一种胜利者的神情。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不少铜臂甲，其中有2件饰猴等动物图像。M13∶4，通长21.7、上端直径8.5、下端直径6.6、厚0.5厘米，正面线刻多种动物图像，有虎同野猪搏斗以及豹咬鸡、鸡啄蜥蜴等场景，另有不少动物呈回首张望状。一只猴蹲坐于画面一角，亦回首张望（图七∶1）。91M1采∶42，残长22.8、上端直径9.6、厚0.2厘米，正面一侧线刻多种动物图像，其中一只猴位于两鹿之间，左前爪挠前鹿后蹄，尾被后面的鹿蹄踩住，同时一蚊蝇类昆虫正叮咬其颈（图七∶2）。
兵器主要用于战争和狩猎。上述兵器上的猴子造型除了装饰功能外，有些可能还有宗教或巫术方面的含义。如猴形茎剑上的猴，其外形似猴似人，看起来神秘怪异，应不单纯是一种装饰物。从大量考古发现看，除了猴形茎外，滇文化中还常见将剑茎铸成蛇头形或“猎头”等人物造型。如众所知，蛇是让人既畏惧又容易产生崇拜的动物，而猎头在古代也是一项血腥且充满神秘巫术色彩的活动。以这两者作为剑茎装饰，显然有威慑敌人并希望其赋予使用者超自然力量的目的。那么，猴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很可能在滇人的观念中，其身上也存在某种特殊的神力，以之为茎可增加剑的威力，并保佑剑的主人。剑腊上的猴纹很值得注意，特别是人与虎形怪兽缠斗难分胜负之际，猴在后面拖拽、撕咬怪兽尾的动作，恰说明了猴与人之间的“盟友”关系及其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制胜作用。此外，戈和钺上的猴均无明显搏斗之状，而以捕猎者或胜利者的形象出现，可能也是希望能给使用者带来好运，有降服或杀死对手的寓意。臂甲上的动物图像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从其中的一些场景来看，古滇人对自然界中的食物链已有所认知。由于动物的种类较多，猴不算主角，但它们的出现也不无意义。如尾部被踩、颈部被叮咬者，其生动而颇显滑稽的形态，无形中提升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又如蹲坐于一角回首张望者，其双眼圆睁，面露怯色，应为身后的动物搏斗及掠食等场面所惊吓，这一构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杀鸡儆猴”的典故。贮贝器是滇文化铜器中的重器，也是财富的象征，主要为当时的贵族所拥有。在这些贮贝器上，常见圆雕状的人物、动物以及房屋模型，并多构成各种活动场景。就动物而言，牛和虎可能分别代表财富和力量而出现最多，猴的造型亦有个别发现。石寨山M71∶133，通高42、腰径16.8、底径20.2厘米，器身呈束腰桶形，底部有四个片状兽足，两侧铸对称的虎形耳，器盖中央立有一棵无叶的树，树下铸两牛与一虎搏斗场景，树顶分叉，上铸两只圆雕状猴，一前伏，一蹲坐，尾相缠绕，猴身下的树枝上有两只振翅欲飞的鸟（图八）。
在这件贮贝器上，牛、虎搏斗场景最吸引人，特别是牛角刺穿虎腿的情节设计十分生动，使观者有亲临现场的感觉。不过，器盖上的树及树上的猴和鸟也很值得关注。它们不仅丰富了贮贝器上的场景内容，使其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立体感，而且可与古代的“树崇拜”相联系。首先，从其他贮贝器的情况看，位于器盖即活动场地中央的设施一般较重要，往往是祭祀或崇拜的对象，如铜鼓、铜柱等。铜树居中矗立，当不排除此种可能。其次，树崇拜在中国西南地区起源很早，流传亦广，从三星堆商代铜神树到汉代各种钱树，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可谓不少。四川盐源还出土不少西南夷时期的树形铜器，推测也是神树的一种。所以，在滇文化中出现树崇拜及其相关遗物是不奇怪的。当然，树崇拜以及神树的具体功能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中是有变化的。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这个铜树立于贮贝器上，可能主要与土地、财富有关，可视为一种“社神”或“社树”。关于神树上的猴，过去也有报道。如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的战国髹漆神树，上有鸟、豹、猴、螺等动物雕像。又如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出土的“扶桑”陶树，枝上饰鸟、猴、蝉等动物造型。此外，东汉时期西南地区流行的钱树上，各种猴形装饰更不鲜见。一般说来，树上有猴或猴在树上都属自然现象，这符合猴的生活习性。但滇人可能视猴为有灵性、有神力的祥瑞之物，其于贮贝器上凭高远眺，或许还有攘灾驱邪、帮主人守护财物的含义。滇文化漆木器制作精美，在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了较多的漆木器。此墓地M113随葬的漆木器中，有数件以往鲜见的祖形器。这些祖形器的后端均为立体雕像造型，除一件人首和一件鹰爪外，其余皆为动物头形，包括水禽、鹿、猪、兔、牛、猴各一。猴头漆木祖M113∶385，通长约24.4厘米，猴面部朝上，张口龇牙，头部毛发清晰可见（图九）。
对于这批祖形器，有学者怀疑其用途类似今天的“性工具”或“性用品”。从漆木祖的大小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况且羊甫头M113的规模较大，发掘者推测其可能是贵族夫妻合葬墓。不过，除漆木祖外，羊甫头M113还出土1件祖形柄铜铲，形象更为逼真。有观点认为，此件祖形柄铜铲是古滇国贵族在春播仪式上盛装种子的器具。按此说法，这类祖形器便与生殖崇拜的意识有关。其实，这么多的祖形器出现在随葬品中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无论其具体用途为何，都应当与生殖崇拜或相关观念有一定的联系。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1件浮雕状铜扣饰，为男女交媾的场景，可能也是古滇人生殖崇拜习俗的反映。将漆木祖的后端雕成猴等动物形状，可能不仅仅是出于装饰，推测其中也有与生殖崇拜有关的信仰因素。也许在滇人看来，包括猴在内的这些动物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因此可借助它们的力量来促进人的生殖与繁衍。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看，就如同祖形柄铜铲一样，这些漆木祖不单象征着人自身的生育繁盛，也有祈愿生产丰收特别是禽畜兴旺的含义。目前已发掘的滇文化墓葬数以千座，但如前所述，带有猴装饰的器物仅见于少数几个墓地，尤以晋宁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最为集中。而且，这些器物大多出自西汉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这表明在滇文化中，猴这种装饰题材可能主要是少数上层人物才使用。对石寨山墓地和李家山墓地的材料做进一步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间亦有较明显的差异。首先，石寨山墓地出土的以猴为装饰的器物包括扣饰、剑、戈、钺以及贮贝器等多个器类，而李家山墓地只见扣饰和臂甲两种，且数量相对较少。其次，石寨山墓地出土的猴扣饰以圆形居多，少数为长方形和浮雕状，圆形和长方形扣饰上的猴一般围一周，有的还鎏金；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猴扣饰只有长方形一种，且上面的猴有围一周的，也有只围三边或一边的。由于器物多出自西汉墓，这些差异应与年代早晚的关系不大。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两地人群在观念、审美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二是古滇国的手工业中存在“特供”产品的生产。从形制和结构看，石寨山墓地出土的圆形猴边扣饰和猴形茎剑等器物很像是同一作坊或同一批工匠制作的，而这些作坊或工匠很可能是专门为滇王和王族服务的，其他人包括李家山墓地的贵族一般很难获得这些物品。猴属于哺乳纲灵长目，是人类的近亲。相比于一般的家畜和野兽，猴生性活泼好动，有时又滑稽可笑、憨态可掬，所以不带偏见的话，人们往往视其为一种吉祥、可爱的动物。另一方面，猴的智商较高，形态又接近人，有时还会模仿人，于是在古代乃至近现代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中，经常由动物升格为神，并受到敬畏和崇拜。如很多关于创世的神话，甚至把猴描绘成人类的祖先。云南是一个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猴的生存与繁衍。因此对古滇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甚至驯养猴。而猴的上述特性不仅使它们很容易受到滇人的喜爱，而且由于后者原始宗教发达且在艺术创造中尤为强调写实性，故很自然地成为滇文化器物装饰中的重要素材，并根据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被赋予诸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意义。从国内的考古发现看，不少民族或文化中有以猴造型作为器物装饰的，但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表现手法和文化内涵，滇文化中的猴装饰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些猴装饰充分体现了写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是古滇国工匠精湛技艺的见证，也是关于古滇人社会生活、精神观念及其对自然界看法和态度等历史信息的载体。
（作者：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2020年第7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