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来信｜考古新发现：底比斯西岸的“黄金之都”
当地时间4月8日，由扎黑·哈瓦斯博士（Dr. Zahi Hawass）率领的埃及考古队发表声明，宣布在现代城市卢克索西岸发现了距今三千余年前的大规模城市遗址。声明称，整个发掘工程开始于2020年9月，而其发现则是源于考古队对于图坦卡蒙祭庙的找寻。这座城市始建于十八王朝阿蒙霍泰普三世时期（公元前1391-1353年在位），并继而为后来的埃赫那吞、图坦卡蒙和阿伊所用。虽然埋没数千年，这座古城的泥砖地基依旧保存完好，并遍布于其中。
考古发现的泥砖地基
该遗址业已出土的主要文物一览
整座城市向西建造而成，并一直延伸到代尔·艾尔-麦迪纳工匠村（Deir el-Medina）。街道两旁的房屋原本都有高达三米的外墙，其中不仅有服务于衣食起居的面包坊、烹调房、织布间，还有致力于建造帝国工程的泥砖工坊等，房屋的墙壁上甚至还保存了大量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难免令人联想到诸“消失的古城”。从该城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包括戒指、圣甲虫、彩陶器皿等，还包括刻有法老阿蒙霍泰普三世的泥砖残片，这也成为遗址断代的重要证据。主持发掘工作的哈瓦斯亦不吝溢美之词，将其称作“阿吞之勃兴（The Rise of Aten）”和“失落的黄金城市”。
与精美绝伦的金字塔、帝王谷和众多神庙等传统意义上的奇迹相比，埃及的城市建筑群一度受到低估乃至忽视，甚至被指是“以死人为中心”。但是，诸如阿玛尔纳城、金字塔城和工匠村等考古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既往对于埃及城市之认识。而这座新发现的城市遗址则更是在规模上远超过去，哈瓦斯指出，这即是当时卢克索西岸面积最大的行政和手工业住宅区。而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其所带来的新证据或能为理解古埃及人的城市生活提供诸多创见。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城址的地理位置及其时代背景也是极为不同寻常的。在古埃及人的世界想象中，尼罗河西岸是来世和永生的象征，而底比斯（即今卢克索）则更是与众不同，举世闻名的帝王谷即在此处。围绕着诸法老陵寝的还有神庙和祭庙等宗教建筑，但一般却很难出现作为日常生活的居民区乃至王室宫阙。不过，有史可稽的最为特殊之例便正是出现在阿蒙霍泰普三世时期，这位法老几乎绝无仅有地在底比斯西岸修筑了自己的马尔卡塔（Malkata）别宫，其最为人所知的遗存就是希腊人所谓的“门农巨像”。而这座“失落之城”恰位于拉美西斯三世的美迪奈特·哈布神庙和“门农巨像”之间，其本身很可能便是围绕着这座特立独行之宫阙而建立。与此同时，这座横跨阿玛尔纳时代的城市亦深刻沾染上了彼时的独特印记。一块发现于遗址区的泥印便刻有意为“闪耀的阿吞之居（the domain of the dazzling Aten）”的文字，这便是阿蒙霍泰普三世之子埃赫那吞建于卡纳克的一座神庙的名称。在其迁都埃赫塔吞（即今阿玛尔纳）之前，可能便与王后奈芙尔提提共同居住于此，而这座城市最后几乎是突然之间的“失落”，或许亦是由后阿玛尔纳时代诸王对埃赫那吞改革之“拨乱反正”使然。因而，对于这座昔日都邑旧址的再发现，也许便能为阿玛尔纳时代前后的诸多历史疑难提供重要的解释性证据。
除了阿玛尔纳时代的特性以外，底比斯西岸古城的发现也为了解阿蒙霍泰普三世时代乃至整个帝国时期的节庆典仪等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个全新且更为直观的渠道。阿蒙霍泰普三世的时代，上承图特摩斯三世以降所开创的古埃及帝国时代，不仅使上、下埃及得以承平，亦一度远摄西亚地中海沿岸乃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土地，帝国的包容气质遂使得地中海世界丰富多元的文化旨趣在古老的埃及土地上碰撞交融、得以新生，其文治武功可谓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身居盛世的阿蒙霍泰普三世亦被称为“太阳王”或“黄金之王”，这座帝国盛期都城的发现，其重要性与潜藏之神秘知识遂可想而知，而哈瓦斯对它所冠以的美称或许也并非言过其实。在已出土的材料中，即包括一艘船只，其中装载着约十公斤重的风干或煮熟的肉，船面上即刻有关于阿蒙霍泰普三世第三次塞德节（在位第37年）所献牺牲及宰牲者的记载，而这座城市的营建本身便是出于此前的一次塞德节仪式。作为新王国时期古埃及诸多繁复节庆中最为重要的典仪之一，塞德节向来为王室贵胄和广大埃及民众所重视和喜爱，其核心意象乃国王生命的仪式性复活或曰重生，历经塞德节后的国王往往被视为重新回到了其年轻之时的样态。而阿蒙霍泰普三世时期的塞德节则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次节庆以后，阿蒙霍泰普三世本身可能便已真正被称为了神，从而拉开了阿玛尔纳时代的序幕。由此，除了目前已经出土的诸多考古发现以外，这座毗邻“来世之所”的“黄金城市”，可能还掩埋着更多亟待发现的秘密，这也许是能够厘清普通人群像的日常生活遗迹，也许是承载帝国治世的碑铭与纸草，抑或是“黄金之都”深藏地下的繁华绘卷与无名宝藏。凡此种种，皆为今后与之相关的考古工作与历史文化等诸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当雪莱面对“门农巨像”时，这位英国诗人不禁慨叹道：
我是万王之王，奥斯蒂亚斯/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惟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如今，当作为“他者”的我们面对这座失落的繁盛帝都之时，也许亦是只见满目疮痍而寂寞苍凉。但事实上，即便“过去即异乡”，但“异乡”却并不意味着“陌路”。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事实上是密不可分的，唯有充分认识过去，并与之和解，才能真正走向未来。对于早期高级文化母体之一的古埃及文明而言则更是如此：当面对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异乡”时，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置身事外。因为由此走出的文明和文化记忆，亦在不同程度上深深影响着当下的现代世界。在此意义上，纵然埃及的帝国已逝，但作为文化母体的“埃及”却从未远离，而通过学人的努力对其致以“同情之理解”，或许亦是每个现代人乃至“世界公民”的应有之义和不二归途。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橥具有“古代智慧”的关怀与镜鉴，并由此以真正“世界性”之视阈更为平和而温存地直面我们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