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贵族的守门人：《敏感的边缘人——从温峤、温式之墓志试析温氏家族的贵族化之路》讲座纪要
讲座伊始，邓老师首先以《世说新语》中“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闲，温常失色”的记载展开了主题。邓老师指出：让温峤之所以失色，为之耿耿于怀的，正是世人对他“第二流”的评价，而这一评价事实上不止涉及他个人，也暗指其所属的太原温氏家族。
通过将出土的温峤墓志材料与史料记载相结合的方式，邓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温峤的身份地位与人生经历。当温峤病逝时，他已有使持节、侍中、大将军的高位在身，同时爵封始安郡公，可以说其个人在地位上已经走到了一个皇室以外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顶点。纵观其一生，他曾做成三件大事：替刘琨劝进司马睿为敌、从平王敦之乱、从平苏峻之乱。这三件事件在当时皆影响重大，温峤对它们的成功把握体现了其敏感的政治嗅觉。但即便是有如此履历的温峤，奋力想要将自己的家族抬到第一流的地位上，却还是要最终面对被评为“第二流”的无奈。以此为基础，邓老师抛出了今天的核心问题：为何太原温氏并未能够跻身一流贵族之列？东晋时期，一流、二流贵族之间的标准是什么？
邓老师强调：通过婚宦关系取得优势地位，是六朝时期贵族所能把握的最大的确定性，在争夺一流贵族地位的过程中，婚姻是非常重要的战场。而结合温峤、温式之墓志来看，温氏家族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颇有心得的。若以墓志中所见最早祖先为第一代，则温氏家族一代、二代选择联姻的对象，包括：太原郭氏、颍川陈氏、清河崔氏。这三个家族在当时处在曹魏幕府的权力中心，温氏与他们的联姻，可谓充分显示了以政治向背为考量的底色。随着曹魏幕府集团的瓦解，温氏三代、四代、五代的婚姻，随即转向了“司马越—司马睿”一系的阵营中。
通过对墓志内容的释读与理解，邓老师总结指出：温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从总体上看更倾向于同皇室的（或准皇室的）联姻，而这一策略在皇权衰弱的东晋时期，无疑收益难佳，不利于温氏家族向一流贵族前进。
温峤墓志
当问题回到一流、二流贵族的标准上，邓老师指出：将过往贵族研究的认识套入温氏家族时，将会出现一个悖论。以往的研究者往往默认两条定义一流贵族的标准：一，与固定的几个家族通婚（主要是王、谢）；二，起家官做到特定职位，包括著作郎、秘书郎等。参照此二则标准，温氏家族能够做到完全符合，然而时人眼中的温氏却并非第一流。于是，有学者提出过一些解释，认为温氏并非代代均能完全满足条件，或通婚存在特例，等等。对于这些补充说明，邓老师提出，一个标准制定后，又需用新的附加标准去重新校准，这本身恰恰显示出该标准的不完备。那么，能否重新提出一个严格的新标准呢？这似乎又是件很难的事。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转换一下思路的方向是更好的选择。
于是，邓老师引入了由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一书中使用过的“边缘研究”方法。王明珂先生曾提出：“一个族群理论如果能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定是个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将这一思维引入贵族研究，那么研究者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其实是“是谁在定义一流贵族，他们又为何要这么定义”，而非“一流贵族是什么”。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科研究路径：即从“客观论”转向“主观论”。在探索一个概念的范围时，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范围的中心，而是其边缘。正如王明珂先生比喻的那样，“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
藉由这一思路，邓老师对“一二流到底由谁来分”这一问题展开了探索。邓老师提出，贵族形成的过程，大抵可以分为三阶段：
一，“单兵作战”阶段，即没有固定的婚亲关系。这样的通婚策略虽然灵活，但不免失于不稳定，可能会让一个家族在面临困境时处于孤立无援中。
二，“集团竞争”阶段。这时，一些家族之间形成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他们不局限一时之成败，而形成固定的利益共同体，抗风险能力上升。此时期的贵族名额的竞争，实质上是几个不同的家族圈间的竞争。
三，边缘家族依附胜利者阶段。随着第二阶段一些家族集团的脱颖而出，其余家族为了获取利益，则必须依附于胜利者。而相对于早期加入者来说，后来的加盟者都属于边缘家族。
当进入第三阶段，其中的“边缘家族”不得不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边缘家族的地位需依附于核心家族，因此他们在自证身份地位时，不得不强调所依附对象的地位；第二，他们的身份有赖于核心家族圈的认证，这使他们的地位随时面临被取消的威胁，同时，他们还面对其它边缘家族的竞争。因此，暂时取得优势的边缘家族不得不采取措施，即制定如婚、宦在内的一系列约束条件，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扬，以此来显示自身相对于其它边缘家族的优势。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缘家族不知不觉地充当起了贵族圈事实上的“守门人”角色。
与此同时，核心家族反而免去了自证的义务，而生出了对圈子外延进行界定的权力。这种权力最终成为了他们通过“婚”和“宦”进行交易的砝码。由于“宦”名义上仍属皇权的范畴，相比之下，婚姻是更便于使用的砝码。值得注意的是，核心家族事实上并不介意所谓的“门第悬殊”，只要回报足够丰厚，他们乐于和任何家族通婚。这一点可以得到墓志资料的印证。
通过以上论述，邓老师总结出：贵族标准的界定者并非核心家族，反而是边缘家族。核心家族对规则有最终解释权与裁判权，边缘家族则成了贵族圈利益的守门人。只要有利益，核心家族经常成为贵族圈既有规则的突破者。
由于温峤个人的价值，王氏曾亦拉拢过温氏家族，这是温氏最有可能迈入一流行列的机会。但由于温峤最终选择倒向皇室，与王氏分道扬镳，这一机会不复存在。作为核心家族的王氏，毫不犹豫地在舆论上压制温氏，这也许即是《世说新语》中对温峤品评的背景。其后，虽然温氏也加入了以谢氏为核心的家族集团，但此时的谢氏尚未真正进入一流，谢氏真正的崛起要至谢安以后，而彼时的温家已然没有了温峤这样的支撑。因此，在婚、宦上均不差的温氏，最终只被排在了第二流的位置。
在讲座的最后，邓老师对于话题作出了整体总结。邓老师指出，温家的贵族化之路最终夭折了，但是像温家这样的边缘家族还有很多，正是它们的作为不断地重塑着一流贵族的边界；一流贵族边界的盈缩，反过来又刺激了不同家族的竞争心，促使他们不断寻找应对变化的新策略。在这种家族的竞争中，一度孱弱的皇权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利用贵族间的矛盾，携军权之威，以仲裁者的身份巩固自身的地位，这便开启了后来南朝皇权强化的进程。在研究这个过去被笼统称为“贵族时代”的时期时，研究边缘的变化，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出一个田余庆先生所说的“变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刘可维老师对邓老师致谢，并对讲座的内容作出回顾总结。他表示，今天邓老师能够以温峤、温式之两方墓志中很有限的文字为基础，由点到面地探索出魏晋时期贵族通过联姻方式竞争地位的过程，在信息的捕获与处理上十分敏锐；邓老师所采用的边缘研究方法，视角上非常新颖独到，令他也觉得受益匪浅。在随后的交流环节，讲座现场的三位同学就自己对贵族问题的思考与疑惑向邓老师提出请教，邓老师一一予以了耐心地解答。交流结束后，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向邓玮光老师的到来表达了感谢，讲座至此圆满落下帷幕。
文：张新泽
图：吴宜珊 张新泽
审核：邓玮光 刘可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