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大秦帝国为何灰飞烟灭|2021

公元前221年，秦初定天下，为显示自己平定六国的丰功伟绩，从三皇五帝中取“皇帝”二字，并称自己为“始皇帝”，后世称之“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描述为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也就是说，秦始皇希望他的后代可以永远的把秦王朝经营下去，从此二世、三世，万世直到永远，没有尽头。但是未曾想到，秦帝国只是犹如流星一样划过天空，仅仅留下一刹那辉煌。

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仍令人唏嘘不已。这样一个盛世王朝，为什么最终难逃毁灭的命运，发人深思。

统一有术，治国无方

国家治理，是秦帝国完成统一大业后的更大难题。秦始皇不懂“逆取顺守”之道 用打天下的方法治天下 结果秦朝只延续了15年。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为何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如此短命。西汉的政论家贾谊认为，自古“取与守不同术”，“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也就是说，立国与治国根本不同。

秦始皇刚统一中国的时候，天下百姓都希望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天下刚定，秦始皇却不体恤民情，珍惜民力，反而大兴土木，修万里长城、筑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规模浩大工程，尽管其中一部分工程如长城和灵渠是利国利民，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但是，不能毕万事于一世，“功成不必在我”。而秦始皇却笃信只有自己伟大，功成只能是我，大大超过国力，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而民心大乱。

结果出现“百姓怨望，群盗满山。”、“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局面，大大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正如汉代学者贾山所说的：“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秦二世即位后，“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盼望他的治国方略有所改变。但秦二世再次令人失望，秦帝国就这样眼睁睁轰然倒塌。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对官僚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却并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导致秦始皇在推行中央集权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官员不足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诞生全新的官员选拔机制，而旧有的“游说”方式又不适合秦朝的统治模式，因而在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大环境下，地方官员不足就成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官员的严重不足，不仅导致地方官员理政能力参差不齐，更导致地方发生叛乱时，这些高级官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剿灭叛乱，这也是秦末天下叛乱迅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大秦赋》中，秦国出现官员空缺，一般从门客中举荐。大秦相国李斯就曾是吕不韦的门客。门客制度直接导致了六国贵族对秦帝国的不满，因为门客制度带来了“派系”“团伙”“山头”，从而固化了局部利益，导致官吏不是为国家卖命，而为某个山头卖命，山头主义盛行，国家治理有统一之形而无统一之实。门客制度导致的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对郡县制形成巨大反向冲击，削弱了秦帝国的统治根基。

正是秦帝国灭亡的教训，隋唐开启了后来的科举制，从而开辟了治国的人才通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直到近代，西方采用的还是贵族世袭制度。相比较于西方文官制度，中国古代治国安邦文官制度早了1000多年。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渠道，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打通了人才向上的流动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更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科举制度的建立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党一直强调，“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并且直至今天，一再反复告诫，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国务民弱，掏空国之根基

秦帝国的国家治理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照这种治国理念，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政策，才能体现政府强权。“弱民”的真正含义是压制民众的欲求、智力和权利，限制其能参与国家行政的能力，使民众无法团结起来与统治者对抗。这一点，现在看起来也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强民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国强民弱，致使人民在内心上没有归属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非天下人之天下，由此秦帝国虽然在领土上，在政治上，在文化形式上统一了天下，但是却没有在人民心中形成认同感，这也是秦末农民起义四起的原因。

贾谊在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时说：“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秦帝国的教训是深刻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唐太宗谓侍臣曰： “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也正因为如此，在璀璨的历史星河中，民本思想深植于圣贤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内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等主张，不仅广为人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民心向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从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实现更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