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逝东京，悲风吹泪——深度解析北宋靖康之变（七）
本篇为第二章《燕山残梦，海上心情》的第五篇，也是第二章的最后一篇。对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整个经过，进行了深度评述。本篇篇幅较长，有8291字，阅读约需20分钟。
第二章 燕山残梦 海上心情
（五）、功名得失，后续评述
北宋收复燕云最大的失误还是在于统治集团过分依赖外交统战手段，对使用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收复幽云失地，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忽视了使用武力解决燕云问题的必要性。
燕云十六州是关辽国根本，宋初北伐失利也证明了，辽朝不会主动放弃燕云汉地，若有不虞，辽人必定倾国争之。可见，辽宋之间一百五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燕云问题，不经过一番艰巨的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中国古代兵书典范《孙子兵法》中有曾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之语，“上兵伐谋”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伐交”与“伐兵”之间那个重要，是先“伐交”而后“伐兵”，还是先“伐兵”而后“伐交”却值得后人思考。在军事实践中往往“伐兵”比“伐交”重要，有的时候不是外交决定军事，而是军事决定外交。军事为主，外交为辅，军事胜利促进外交进展，而外交进展必然依托军事胜利。说到底外交是软力量，军事是硬力量，软力量只能触及皮毛，而硬力量才能伤及皮肉。
因此“伐交”与“伐兵”原本不分先后，既可先伐交后伐兵，也可先伐兵而后伐交，或伐兵伐交同时展开，明君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存乎一心，而用乎一妙。”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夹攻论、坐观论、援辽论实际上都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偏重外交而忽略军事，把外交置于军事之上。战争时期，外交理应从属于军事，而北宋却将军事从属于外交，这应是北宋复燕云中的一大失误。
说到这里，就自然体现出第一个问题：
1、北宋王朝为什麽会优先使用和平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呢？
应该说，北宋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用外交、统战等一系列和平手段收复燕云，并非其智力不济。《左传.曹刿论战》中曾有一句话叫作“肉食者鄙”意思是说上层人士锦衣玉食,但往往昏馈无谋,不过大多数统治者的头脑可不像曹刿所言的那麽简单，这句话显然低估了历代统治集团的智商,即使是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在制定涉及根本的重大决策时，往往也要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精心考虑，虽然考虑出来的结果并不见得是正确的。
北宋幻想使用外交、统战等和平方式收复燕云，是一种将自身军事力量与国内政治气候综合考量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对北宋而言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宋初北伐失利，宋人闻辽胆寒，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初年的两次败仗，也打出宋辽两国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澶渊之后宋廷对辽国奉行“专守防卫”而将用兵的重点转向西北，宋辽两军从此没打过大仗，但是“恐辽后遗症”却在宋政府的脑海里深深扎下根，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发作。所谓“恐辽”就是畏惧辽人弓马强劲，承认自方处于军事劣势，不敢与辽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较量。而此时辽朝虽说举国中分，但宋辽两军百年未曾交锋，宋军对辽军虚实并不知情。宋朝军事决策者虽说不了解辽军实力，但如果从侧面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宋军曾与夏军多次交战，在野战中宋军未占上风，而辽军战斗力显然略高于夏军，宋辽一旦动武胜败难料，这难免不令北宋统治者心有余悸。北宋君臣既想夹攻辽朝，嘴上当然大喊不怕，但心里终究没底。“兵者国家之利器也”凡用兵者未受其利则必受其害,除此没有第三种可能。精锐的陕西军向来为宋廷所倚重，陕西军伐辽一旦有所闪失，必然要使宋廷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以“守内虚外”为祖宗家法的北宋统治者当然深谙此道。郑居中的“用兵之道,胜负无常,诚恐兵革一开，则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此语耐人寻味，可谓将北宋统治集团既想投机又怕失败的复杂矛盾的心理一语道破。
与外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相比，北宋国内小气候也不容宋廷盲目乐观。
进入二十年代以来，北宋国内矛盾越发严峻，社会趋于动荡，官逼民反之事日渐增多。山东宋江聚众起事，呼啸梁山，纵横齐魏，官军万人竟不能制；江南方腊揭竿而起，攻取杭州，自立帝号，东南数路为之变色。面临国内激烈的民变以及日渐不稳的政治局势，北宋统治集团越发倚重军队对内的威慑作用，自然要保留最精锐的军事力量用于对内弹压，宋军精锐业已成为北宋王朝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钱了。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的宋朝统治者，安了内也未必能攘外，如今面对内部形势不稳，又怎能放心大胆地攘外？宋太宗曾经说过“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宋廷对待外患与内忧，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外患如果在使用武力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宋廷往往经济笼络，忍让避战，但对于内忧宋廷往往重拳打击，坚决剿灭，拿出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气概“该出手时便出手”。方腊起义被镇压的当年，曾经一度被停止的花石纲，奉应局等扰民害民的苛政又被宋徽宗下诏恢复了，对于这种穷奢极侈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连奸臣童贯都颇有微词“江南人民饭窝子未稳焉，又行此作甚？”有的时候,统治者对内骄横奢侈，往往证明对外软弱无能，宋徽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被内部与外部诸多不利因素捆绑住手脚的北宋赵佶政府，一方面想攘外，一方面要安内，明为攘外，实为安内，自然就把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上策，武力解决燕云问题，便成了万不得已的下策。北宋君臣为了达到和平收复幽云的目的，时而外交谈判，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招降纳叛，时而攻心策反，花样迭出，无所不用其极。北宋“海上之盟”从军事外交方面来看是失败的，至少是得不偿失，唯独统战工作颇有收获，北宋政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凡是辽方有利用价值的人物，都精心笼络，一个都不能少。北宋搞统战很有一套，喜欢当官就许以高官厚禄；喜欢女色就送去美女娇娃；喜欢钱财就重金赏赐；爱慕虚荣就御笔嘉奖，正所谓投其所好，无孔不入。应该承认在辽朝大势已去，辽臣人心惶惶，各自为计的情况下，北宋对辽统战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物，如：马植、郭药师、高凤、董才、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觉等等。这些统战对象中有许多都是在辽朝有兵有权的实力派人物，甚至于统战工作都做到辽王朝最高统治者天祚帝头上了。北宋统战虽然卓有成效，客观上也确实加速了辽朝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但北宋君臣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盘踞燕京的北辽政府主动去除国号，纳土归降的政治企图并没有达成。
北宋政府实际上也认识到盼望燕云主动归降，纯属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此之前，宋政府既然将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自然积极统战，消极备战，只想伐交，不想伐兵，当发现和平收复燕云无望，必须诉之武力的时候，才感到自身军事准备不足，而又硬着头皮贸然伐辽。军队不堪一战，大将毫无方略，后勤一片混乱，战机演变成冒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虽说北宋政府为收复燕云费尽心机，事先的小算盘打得很精明，似乎努力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燕云问题”但整个事态的最终发展，并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收复燕云与海上之盟所造成的严峻局面，完全超出了宋朝决策层事先的任何预料。在处理平燕事物的过程中，北宋政府逐渐从有利局面沦为不利局面，从主动地位变为被动地位，基本丧失了驾驭局面的能力。对宋廷而言，这一切都在失控，这一切又都是自己所料不及的。
注释:宣和六年(1124年)宋朝为了诱擒天祚,解除后患,暗中与隐藏在夹山的辽天祚帝秘密接触。宋徽宗许以在汴京筑第千间,送女乐三百人,并以皇兄视之为诱饵试图招降天祚。天祚也曾一度动心,后因为辽臣极力反对,言宋人多诈不足为信逐作罢。
2、那么北宋王朝使用军事手段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呢?
北宋军事上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宋廷在签订海上之盟与收复燕云的近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失误就是军事重心没有得到真正的调整。当北宋统治者将政治与外交的注意力转向燕云地区的时候，宋王朝的军事重心还停留在西北。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从政和五年（1115年）开始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前一年夏军骚扰定边城，围攻观化堡而引发的。本来这只是一次局部军事冲突，而宋廷却下旨大举讨伐西夏，宋军步骑二十万分三路出击西夏，宋夏战争由此全面爆发。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年，双方互有胜负，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宣和元年（1119年）童贯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宋军精锐步骑十余万攻打西夏朔方城，途中中伏全军覆没，刘法阵亡。此役陕西宋军元气大伤，士卒军马折损大半，战斗力锐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虽然当年宋夏达成停战，西北形势趋于缓和，然而未过一年，江南方腊起义爆发，其势浩大，东南数路宋军皆不能制，朝廷不得不动用陕西军前往江南围剿。从1115年宋夏战争到1121年方腊起义的六年的时间里，陕西军时而转战西北，时而奔袭江南。宋朝这支王牌军的战斗力已经被严重透支了，这支军队基本上丧失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不经过休整难以为战。而第二年也就是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北宋政府正式下诏对辽宣战。五月，宋朝政府和平收复燕云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宋辽正式开战。自1119年朔方惨败后，连年作战，将疲兵惫，攻击力锐减的陕西军没经过充分休整，便作为河北诸军主力在战斗中担任主攻，从而被以逸待劳的辽军精锐骑兵击溃也就并不奇怪了。
应该说，方腊起义虽说轰轰烈烈，但是对宋王朝整体军事实力影响并不大，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因为被断生计，一时愤恨而仓促起事的老百姓，跟本就不是宋朝正规军的对手。方腊起义虽说一时打乱了宋廷对辽军事部署，但不过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插曲而已。事实上真正让北宋付出沉重代价的是对夏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夏战争使北宋王朝永远失去了军事上收复燕云的条件，而这场盲目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夏人骚扰边境，本来算不了什麽大事。辽、宋、夏三国对峙中，西夏国力最弱，疆土狭小，人口有限，经济上对中原依赖性很大，党项骑兵虽然骁勇，但西夏国力经不起连年战争。西夏自元符和议以来，一直对北宋采取守势，到是宋朝边将为了建立军功，屡犯夏境，筑堡立寨，侵占夏土。西夏几次遣使赴汴京交涉，北宋均不归还所侵夏地，宋夏边境因此摩擦不断。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辽国出面调停宋夏纠纷，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敌意犹存。自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后，辽朝在东线战场上被女真打得焦头烂额，无遐西顾，西夏没有辽国撑腰，更不敢大举对中原用兵。由此可见，此时的西夏对北宋构不成实际威胁，侵扰宋边，不过是个别夏军将领的个人行为。北宋动用二十万大军大举伐夏，完全没有必要，这是非常盲目的军事妄动，属于因怒而兴师。１１１５年对宋朝政府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就是这一年，宋朝政府得到了辽东战场上契丹军事失利，女真称帝建国的确切消息，从而萌生了收复燕云，夹攻辽朝的想法。既然北宋最高统治者产生了夹攻辽国之意，那麽此时选择在西北挑起战火，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夏战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同是也和收复燕云的国策背道而驰。
北宋１１２２年伐辽失败的命运，实际上在七年前的１１１５年就已经注定了。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宋军的精锐兵力，同时也使宋朝永远丧失了收复燕云的军事准备时间。当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北宋王朝平息了方腊起义，着手伐辽的时候，终于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虽然宋朝此时面临着辽国一分为二，燕京孤悬于外的绝好战机，但是这个绝好战机，宋朝已经把握不住了。总体来看，北宋王朝不具备和党项、契丹同时开战的军事实力，伐夏就无法伐辽，伐辽就不能伐夏，宋军没有能力东西两线作战。
政和五年(1115年)当北宋复燕云之议开始之时，如果能够安抚西夏，归还历年来所侵夏地，缓和对夏关系,而把宋军精锐从西北抽出，尽快完成陕西与河北、河东的军事换防。采取“西和东备”的方针，集中主力与河北，养精蓄锐，寻隙观衅，完善军备，强化战力，与女真接触而不结盟，和契丹守约以慢其心，从而使自身战、守、和都保留回旋余地。宋朝可游离与辽金战事之外，静观辽金局势之变化，并将对辽开战的主动权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一旦出现有利局面，则宋军主力谋划停当，蓄势而发，见机而动，对辽人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攻心策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先求胜而后攻心，以促其分化，北宋军事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军事上最起码需要四五年的精心准备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北宋政府应逐步废除苛政，安抚民心，稳定内部，为对外用兵创造条件。在辽金开战后，北宋如若整军备武，加强河北军力，进可收复燕云，退可屏护河南，即使不能收复燕云，也可强化边防，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以应对金国崛起后的最坏局面，这应是比较稳妥的策略。
3、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军事收复燕云后，能否得到金朝的承认？
实际上辽金开战之初,金人原本没有染指燕云之意,女真与宋人结盟本意在于夹击辽朝，共分辽土。只不过后来金人见宋军在战场上接连败绩，才产生了轻宋之心与毁约之意。如果北宋不与金朝结盟而直接武力收复燕云，只要能取得军事胜利且时机适当，女真自然会承认既定事实的，相反即使同金人结盟，宋朝只要军事失利，照就会使金人毁约败盟。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北宋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关键不在外交而是在于军事。金人是典型的唯军事论，辽金开战后，女真与契丹势成水火，金军主力无遐他顾，在辽朝没有灭亡，天祚帝没有擒获之前，金人不可能为燕云归属问题同宋朝彻底闹翻，使自身再树一敌的。且北宋伐辽客观上造成宋金夹击辽朝之势，这并不危害金朝的根本利益，女真自然不会真正计较。
注释：政和四年(1114年)已经降宋的定边党项首领写信给西夏边将梁哆绫言宋军青黄不接之时，军粮接替不上，军中乏食，极易攻取。但夏军攻取定边的计划被宋朝侦知，宋军加强了防范，西夏军无功而返。这一事件成为了北宋趁辽朝无遐西顾之际发动对夏战争的导火索。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宋徽宗下诏大举讨伐西夏，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由此爆发。
虽说北宋政府在平燕事务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最终还是以高昂的代价通过外交谈判，从金军手里接管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暂时完成了北部边疆的统一。
4、最后的评述。
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先生面对南中国海的汹涌巨浪，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其中澳门篇有这样几句：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虐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闻先生有感国家分裂，不能统一，在“七子之歌”序言中写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七子之歌”完成二十余年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了，中华“七子”中的“五子”：台湾、广州湾、威海、旅顺、大连回归祖国，又过了半个世纪，香港、澳门也先后回归祖国。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割让给外国的七片领土终于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完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一切历经了一百六十年的风风雨雨，这确实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一千年前北宋王朝也经历了这一次漫长的等待，自会同元年（938年）五代石晋瑭政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到宣和五年（1123年）北宋收复燕云，中原人民整整等待了一百九十五年，也真称的上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
虽说燕云“十六子”中的“七子”：幽、蓟、檀、景、顺、涿、易七片失地，重新回归中原王朝的怀抱，但宋朝政府在收复失地的最初喜悦感消失之后，却面临着沉重的现实包袱。
由于金军在移交燕云前的一系列劫掠与破坏，昔日繁荣富庶为“北方之冠”的河北中北部地区，此时已是士庶流散，公私俱空，一片狼籍，燕山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社会秩序的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前燕京市场供应丰富，陆海百货会萃其间，蔬菜、果实、稻米、鱼吓、桑柘、麻麦、羊豕、雉兔，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燕山一带，物产丰富，东自碣石，西至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连阡接陌，桑荫障目，山南地区，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涿易两州地近塘泺泊淀，夏季盛产，菰蒲、菱芡、莲藕、鱼虾，秋水退后，土壤肥沃，种植禾麻，亩产颇丰。蓟滦之地，井肆连络，河渠运漕，通于海滨，渔船舟子，鼓楫扬帆，泛历烟波、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昔日自燕京往南，沿途皆见，美丽旅舍，美丽园圃，美丽田亩，美丽水泉，这麽一片美丽富饶，人烟繁盛的土地，如今已是一片残破，不复有当年之盛了。
记得宋人刘敞游历燕山之后，写下了一首在南朝颇为流传的七律。诗曰：
山上回溪溪上峰，清晖相映几干重。
游鱼出没穿青行，断东蜿蜒奔白龙。
尽日浮云横暗谷，有时喧鸟语高松。
欲忘旅思行行远，无耐春愁处处浓。
此诗通过描写峰峦、清泉、山林、鱼鸟将燕山深处的浮云春色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对于宣和五年（1123年）春夏之交的燕山人民来说，此时面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凉境地，无限春光添上无奈心情，也就真的变成“欲忘旅思行行远，无奈春愁处处浓”了。至于蔡太师在平复燕云贺表中所言“燕京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解衽；壶浆箪食，以迎王师。”所谓“鼓舞人心”“欢庆回归”的热烈场面，纯属是一派胡言。
注释：有关燕京市场供应情况，参见《契丹国志．四京本末》。
燕京居民原本生活安定,自河北战事爆发以来，便夹在辽、金、宋之间“夹缝之中求生存”勉强为生，聊以度日。如今在宋金交割燕京的过程中，宋朝政府出卖他们与金人做交易，金朝军队掳掠他们的子女家财。燕民在宋金两国的交相侵夺之下，成了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贫瘘之人，他们的不满与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一百九十年过去了，燕京人民总算回归祖国中原的怀抱了，但是回归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场灾难。金军撤走之后，燕京府库皆空，余粮告罄，城内尽是托钵告贷，行乞街头的饥民。一些曾经在辽朝做过官的流民，甚至于揭榜通衢，写上旧时官职，以求政府赈济，绝大多数的饥民涌向宋朝军营就食。宋军口粮有限，难以应急，只得将这些流民疏散安置在附近州县，大县数千人，小县七八百人，但附近州县也是刚遭兵火之灾，没有余财供养流民。整个燕山府六州二十四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流民遍野，百姓朝不保夕，在“粮荒”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满目疮痍，人心惶惶。
宋政府派往燕山地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安抚使王安中，觉得事态严重，就安抚燕山事，紧急申报朝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千年前的北宋也有这样的光荣传统。祖国中原永远是燕云人民的坚强后盾，宋朝中央政府决定竭尽全力援助燕山，帮助燕京人民渡过难关。宋徽宗特将皇宫珍宝古玩运往燕山府，陈列在燕山府衙，进行展览，夸耀中国富强。宋政府还从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紧急划拨粮食，组织舟车，运往燕山地区，赈济饥民。但是河北、河东原本库存有限，不到一年粮库便已告罄。河南的国家储备粮是不能轻易调用的，在宰相王黼的建议下，宋徽宗决定“拆东墙补西墙”发动全国人民募捐，名为募捐，实为硬性摊派。朝廷下令江淮、湖广、闽浙、四川等地百姓缴纳“燕山免夫钱”跟人头税一样，按每户每丁三十缗计算，违者军法从事。一般来讲，东南地区向来都是中央政府的“奶牛”只要一挤压，就会有“牛奶”。对于东南数路这一利税大户，宋朝政府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仅江南西路一路便榨出了一百五十七万缗。宋政府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都不放过，宋徽宗下诏天下寺院、宫观一体均摊“免夫钱”。宋政府横征暴敛，搜刮天下，所得不过二千万缗，却惹得四海结怨，叫苦连天。地方官借收捐之便，中饱私囊，比比皆是，至于搜刮来的钱有多少用在赈济燕山上了，鬼才知道！
从燕京回来，金太祖完颜旻可称得上是“抱得美人归”“高唱凯歌还”！回到黄龙府后，他日日歌舞，夜夜管弦，纵情欢宴，喜乐无极。一般来讲，大功告成的成功男士全有这种毛病，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乐极生悲了。由于过度沉缅酒色，大金太祖武元皇帝染上不治之症，不久就魂归那世去了。遥想白山黑水之间，那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绝世英豪，在千军万马中，跃马横刀，所向披糜，现如今却将自家“万乘之躯”不光不彩的折在女孩子身上，作了牡丹花下风流鬼。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水能穿石”，“柔能克刚”也算是“一物降一物”了。
不过，金朝皇帝英年早逝，对宋金关系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宋朝一方是宋徽宗主盟，金朝一方是金太祖主盟。金太祖虽然在履约之时，对宋朝强取不断，但不过是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总体上还是赞成将燕云归还宋朝，并主张维护宋金关系的。而如今盟约墨迹未干，金太祖突然病逝，其弟金太宗完颜晟即位，无疑就给金宋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北宋而言，金太祖命中犯桃花，金太宗可就成了大灾星。
北宋“靖康之难”事发突然，宋室南渡之后，有关这次国难的起因，民间各种离奇隐秘的传说都有，其中私下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金太宗完颜晟相貌酷似宋太祖。当年在“斧声烛影”中神秘死去的宋太祖，在１５０年后化为灾星附在金国皇帝完颜晟身上，向宋太宗的子孙复仇。
当然不明“海上之盟”内情的北宋老百姓会有这种迷信的猜测也许并不奇怪，但是对于疏斥正士、狎近奸谀，溺信虚无，崇视游观，怠弃国政，困竭民力的北宋统治集团来说，那颗拖着尾巴，夹着烈焰，弥漫着死亡与毁灭气息的灾星，终究要落在他们的头上。
注释：关于金太祖死因参见《大金国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