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先生千古！
作者：南方出版传媒 秦颖
（写于2014年，收入《貌相集——影像札记及其他》。有删节。）
《貌相集——影像札记及其他》
2014年元月，借出差北京，到清华园看望何兆武先生。谈话间，何先生说：93岁了，已经不写东西，只看看闲书。先生说，其实“读书并不使人明理，而是启人深思。”
每次去跟先生聊天，话题除了我的工作之外，都会涉及时下的学术文化新闻事件等等。比如说，一度受到热捧的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他认为评价过高。耶稣会士所宗奉的是中世纪传统的思想体系，与近代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针锋相对，这批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本身就是反近代化的先锋队。这批圣教士对于中国所需要的近代化，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还导致了中国近代化路途多舛的命运。又比如说，曾经轰动一时的长江《读书》奖事件，他认为，作为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获奖，不应该。无论你有什么理由，都不应该。这有违基本的评奖公正和学术公平……聊天中，他的眼神或聚或散地看着你或什么地方，脑子里似乎有两条线在并行，一条跟着你的讲述在走，另一条可能是你的讲述引出的思考；不时的点头，微笑着附和着：对……对……对……眼镜脚挂在嘴角若有所思。“对”完之后，或是一段沉默，或是一句跟刚才的主题完全不着边际的其他事情，也可能会这么接续：“不过，我觉得……”他的不同意见往往以这种委婉的方式开始，先生不会争辩，但一定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准备告辞，先生拿出一本他翻译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重印本送我：“这辈子被驱策译了不少书，但凭自己的喜好选择翻译的只有三种（康德的这一本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这本书其实我20多年前就得到过。何先生送过我不少书，最难忘的是1991年收到豪华的精装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思想史》，那惊讶和激动，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本《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虽然我有了，却也没有推却，因为我知道，这是何先生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
这么多年，跟何先生有过不少通信。2013年年中，将先生给我的信整理出来，约40余通。第一封是1987年，那年我研究生毕业。从第一封信的内容看，是对我想出版他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课题的回复：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功。但宽厚、恳切的何先生却是认定了我这湖南小老乡，让我觉得很亲切。
大约1989年元月，先生出差路过长沙，住在湖南师大招待所，我和邹崝华去看望。第二天他一定要回访，于是由他的同学余培忠先生引路，到了我父母家。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谦和通达。之后，我只要有什么事，就会写信讨教。先生从来都是将他的想法、建议在信中细细道来。先生也会不时寄赠刚刚出版或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从国外回来，也会送些有特殊意义的小纪念品：如一片德国慕尼黑希特勒发动政变的那家啤酒馆的杯垫，一张在泰晤士河边以英国议会大厦为背景的照片。
199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撤销，改为湖南出版社，我由历史读物室到了社科译文室。翻检这一段先生的来信，有不少谈到了社科译文的翻译出版。先生说：“我希望理论和史实、古典和现代统筹兼顾而不偏废。好的历史理论著作和好的历史著作，无论古典或现代都译一些。另外，我想有关历史的好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作品，也收入一些。这可以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针对当时翻译学术著作中的问题，他说，“要保证翻译质量，首先要求译者有较好的专业知识，不可一味迷信学外文的人。学外文的人，专业知识往往不过关，就弄出很多常识性的笑话。如Maine的《古代法》一书，是一部古典的学术名著了，翻译质量也不错，但译者大概是法律专业的，在历史上就弄出了笑话，把royal与imperial混为一谈。其实royal是指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王政，imperial是指大革命后拿破仑称帝或法典。这两个字……被译者混为一谈，全书理论就都绞了线。犹如千载之下，有人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我不是认为中外文的基础不重要，但我要强调专业知识的重要。这一点是许多出版社所不重视的，所以就一味迷信'外语学院’。”这是他从阅读经验、翻译实践以及对出版社现状的考察中的心得。在我进入这一领域之初，先生娓娓道出，使我对社科译文该如何展开，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方向。
先生给我翻译出版提建议，还推荐过好多的书目，其中不少就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两阶段时间里读过的、喜欢的书。如还在1990年，他就曾建议，西方有几个传记作家的作品很值得介绍，如德国的路德维希，法国的莫罗亚，英国的斯特拉奇。后来，我策划出版的“名人名传文库”中，收录了路氏的《拿破仑传》和斯氏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而莫罗亚的作品因版权问题没能如愿。我组织经典散文译丛时，何先生建议可翻译罗素的著作，还让他的学生整理过一份罗素著作的目录给我。这让我想起了沈昌文先生教我的“向后看”的出版思路。沈先生谈到他主持三联时，选题策划只有两个人，他要求一个负责往前看，一个负责往后看。所谓向后看，就是译尚未过时的外国老书。同样，在何先生看来，好的书是不会过时的。我编“大家小集”时，他建议，蒋百里的东西很有意思，现在难得见到，可以纳入。当我为了完成考核利润头疼时，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湖南同乡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应该会有读者……
拜访何先生，我通常都是从清华西南门走入。感觉中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发展变化，那片区域的红砖房宁静如旧；那套小三房里的书房兼卧室，雅净如前；何先生的阅读和思考始终未变。上世纪90年代，去看望何先生，常留下吃饭。印象中，好像都是吃的水饺。何先生下厨（何师母身体不好），烧开水，从冰箱拿出速冻水饺，熟练轻快地下到锅里，有时嘴里会哼着古典音乐的旋律。上桌时，还会配上一两个简单的凉菜。记得他对吃有过一番解说：做饭太浪费时间，其实吃什么都一样，楼下的食堂，就有速冻水饺。至今仍记得他边说这话边下水饺的情景。直到今天，清华食堂的菜肉水饺仍是先生的最爱。但“吃什么都一样”这话对刚刚过上家庭生活，对吃还有不少的好奇和期待的我，不怎么能体会其含义和分量。后来，待我有条件下馆子了，在清华园请过先生，这种场合，他仍然不关注桌上的菜肴烹调，注意力全在聊天，探讨问题。也许这可以印证先生喜欢帕斯卡尔《思想录》原因：“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
我拜识何先生之初，还是一名史学史的学生，而他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大家。接触多了，我才知道，解放后，何先生虽然是治思想史，最初的兴趣却在翻译。“因为，刚解放，不敢随便搞研究、写文章，翻译相对安全；而翻译文科的东西怕掌握不了，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选择自然科学。当然太深的也翻译不了，就翻点通俗读物。后来，发现经典的著作还是要保留的，特别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作品，18世纪的，像康德的，卢梭的，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著作，后来就译了一些。”
先生从小喜欢读书。《上学记》中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其实这一辈子，先生没有离开过书，但不被驱策、自由自在的读书，则只有这两段。书中“无故乱翻书”一节讲了他读书的第一段，“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候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林琴南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出版，每本都不太大，一天就能看一本。”“五柳读书记”一节谈了后一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开篇的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从中大致可以寻找到他为什么喜欢《社会契约论》的原因。当然，安全、符合要保留的标准也是重要原因。
我想先生并不是说那三本之外，他对自己其他的译作就不喜欢。他说，“若真是不喜欢，就不会译了”。商务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收有他八九种译著。我曾想寻找他翻译这些书的缘由，是否也像董鼎山译《第三帝国兴亡史》等等一样带有问题意识，选择译书的标准是针对中国的需要和问题。当我带着这一想法请教的时候，先生的回答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他说：“我想，要是搞思想史的话，应该是各个方面的思想都要了解一点。你不能专门只宣扬一家，其余各家你都放过去，那是不行的。”在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的译序中，何先生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理论在20世纪初期曾在我国得到大力的宣扬。相形之下，对于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的保守派理论（如柏克和他的《法国革命论》）却不大为人所重视，很少有人介绍和研究。这可以说明思想文化的移植也是有选择性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不认真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而只偏听一面之词，终究未免是一种欠缺、一种损失，有失客观的科学性。”虽然无数的读者经由阅读何先生的译作接受了启蒙，一篇文章还将之上升到了一个高度，称先生为“盗火者”。但何先生却从没想过如此来拔高自己翻译的意义。他只是从兼收并蓄，相互激荡，开阔思路这么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常识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何先生的纯粹呢：做学问的纯粹，为人的纯粹！
2004年底，我主持《随笔》后，跟先生索起稿来。虽然跟先生交往多年，其实我对先生的随笔了解不多。哪知先生投来的第一篇《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80周年感言》（2005年第4期）一经刊出，就获得好评。记得那期出来不久，去看王元化先生，他首先就提到这篇文章。该语言平实，谈的问题也不艰深，虽为小小感言却是直指时弊：他认为继承过去与创新未来是一个延续不断的整体工程，直指解放后学术的断裂；面对“名器泛滥”的社会风气，强调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名利的诱惑两者格格不入。他希望学者移风易俗，改变追逐名利之风。在《关于诺贝尔奖情结》一文中，先生再次展开了这一话题：“问题并不在于某个学校出了几个诺贝尔（或其他什么奖）的得主，而在于它是否能培养出一批人才，能否开创并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学风。”先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彭刚兄说的一个故事流传颇广：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要为先生的80寿辰举办一个庆祝活动。何先生反复推辞。于是所里拟将聚会以“史学理论前沿研讨会”的名义举行。可那天早晨去接先生时，却是房门紧锁，扑了个空。彭刚兄说：“他逃自己的祝寿会，在别人可能是名士风度，在他却是真切的认定不配做。更重要的是，我深知何先生根本无法适应以自己为主角的盛大场合。”面对这一事件的提问，先生也有正面的回应：“现在帽子乱加，我觉得不太好。比如说'国学大师’，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也是国学大师，大师满天跑。也可以庆祝生日，那是这个人要有特殊贡献的，我又没有贡献，干吗庆祝这个呢？那是贬值，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而我却更愿意把这看作先生不追逐名利、“移风易俗”的身体力行。《必然与偶然——回忆钱宝琮先生的一次谈话》（2006年第3期）是写钱先生对他的影响，强化了他的两点想法。一是作为知识而言的“学”（或人们惯用的真理〉没有所谓中西之分，百年来中西学之争，只不过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关于某一事物的“学”，或者说“真理”只有一个，并无中西之分，尽管它的出现而为人所认识要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二是历史学的问题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因为宇宙中存在着某种根本的永恒的偶然性的存在。先生的随笔常常就是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谈论一些重要的常识问题。长久的思考研究一旦碰到合适的话题，便自然的触发生发。从先生的文集或论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理性的重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苇草集》可看到一些消息。
对世俗的批判，处世的豁达还可以在先生对待不法出版商的态度上看出来。先生这辈子最着迷的一项工作是翻译。作品除前面谈到的外，还有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说》、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梅尼克《德国的浩劫》、卡尔·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罗素《哲学问题》《论历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等等。我们要感谢何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如此丰富的、信达的翻译遗产。只要能惠及读者，或启蒙科普，或传播知识，他都是高兴的。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前些年被多家出版社出了节本，用的都是先生的译本，既没获得他的授权，也没给稿酬。若有人问及此，先生总会说，“随它去了，犯不着跟它们计较，呵呵！”
这些年，何先生给我印象最深，也是他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一辈子都在打杂,没有完整的时间做自己的事。”他还多次说，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兴趣和专注最重要。他搞翻译是兴趣，所以有所成就。做研究需要长久的专注，却是完全不可能。去看望王元化先生时，我提到何先生的打杂说，他马上接话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始终被各种运动、任务、工作驱遣，不能尽心做学问。”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大悲哀。虽然，何先生总是笑呵呵地谈论这些问题。何先生的“主业”是中国思想史，主要成绩，除了参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的编写外，大概就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了。那是四个人的合著，由何先生改编并翻译成英文，199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先生是觉得，若能有专注的条件和环境，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吧，我想！
[作者：秦颖，南方出版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