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竟保存汉代残墙？
制图 冯晨清 H126
大兴一家院子内的汉代古城墙。图中房屋右侧的土墙即为古城墙。 高文瑞摄
位于丰台的大葆台西汉墓离大兴芦城村并不远。
近日，关于大兴区有残余汉代城墙的说法引起人们的广泛专注，而且在一些资料中还有残余古城墙的记载。这也吸引众多文史爱好者:残墙在何处？如今又是什么状况？
不少人到大兴一探究竟。大兴曾有古城芦城，而芦城又是汉代闾城的旧址，这说明这里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最近大兴一带也出土了众多汉代遗迹，而残余的城墙更能诉说历史的变迁。
这些城墙历经千百年的沧桑，早已不复当年的威武雄壮。通过民国时期的地图（见右图）可知，这些残余城墙在当时还有相当的规模。后来，古城墙有的成为居民小院的墙基，有的则湮没在岁月里。如今城墙残余数百米，要想感受古城墙的沧桑，只能来到居民小院里。
尽管如此，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这里能留有汉代遗迹，实为难得。除了残余的城墙，大兴芦城旧址还发现了明代的石碑，说明此地村落的古朴。
1 古城墙有三座房高
从没想过大兴芦城（如今大兴的西芦城村和东芦城村）还残余有汉代古城墙。因为大兴区地处平原，古时不是北方民族进攻的方向，无需建立高大的城墙进行防卫，即便是留有古城墙，现代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即使有也不会留存了。直到近日听到当地文化界人士讲，芦城村存有古城墙，其言凿凿，才引起注意。
我查看了新编修的《大兴县志》，上面记载有城，存有一段残墙，俗称为土龙。只是这本县志出版已过去十几年，而且前些年大兴区的村落进行整体改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此前曾有文史爱好者前去探访，结果没找到古城墙。我问过大兴当地人，都说不知道此事，又向相关机构咨询，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大兴文物所原所长李春山。李春山，62岁，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对管辖之事极为熟悉，问起古城墙的事，他答应我一起去看，于是我们一行人便从黄村一直向西。
路上聊起古城，李青山介绍说，芦城历史悠久，是西汉早期阴乡县故城遗址，先后隶属燕国、广阳郡、广阳国。唐代称笼火城。芦城还是汉代闾城旧址，上世纪60年代，在村西取土时发现汉代墓葬群，据此推断，闾城应与墓葬同期。芦城之名也多由闾城转音而来。古城已有2000多年历史，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只可惜如今村西的汉墓已无遗迹，被建筑压在地下。
古城还能存有什么实物？李青山告知有一块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石碑。碑首有“古迹芦城”四字，证明那时已称闾城为芦城，是为古城。另外还有一对石狮，最开始位于一所学校门口，后几经变迁，存放在一家公司院内，文物部门对该公司提出要求，石狮放在公司可以，但要签个协议，文物不能丢失。那个公司不敢保证，最后这对石狮由文物部门保存。
如今的芦城分成两个村，东芦城村和西芦城村。村子里铺设了柏油马路，公交畅通，街道纵横，店铺林立，一片繁荣。李青山说，残墙在村北，只能在居民的院子里看到一段。于是他带着我们在村中反复寻觅，我们穿过多条胡同，一直找到村子最北面的铁网，铁网外就是田地，还是没找到可能存有城墙的那户人家。回头再仔细寻找，有的胡同里地面有明显隆起，像是城墙地基，却又不能断定。李青山解释说，他有几年没来这里了，而且城墙只是残迹，都在房子下面压着。而且村里不断扩大，不知道仅存的残墙是否会拆掉。说完，大家心里不禁生出一些失望之情。
李青山有着文物人的执著，没有放弃，依然在前面领路，并不断向村里人寻问。我们从村子最北端走向南边的一条胡同。只见那条胡同里地势高出，几棵槐树被埋进了房子的地基，外面抹有水泥，护住墁坡，看着挺像古时的城墙，这让我们一行人有了一丝希望。
我们来到胡同拐弯处的一户人家。李青山前去敲门。我们说明来意，房屋主人便让我们进了院子。
这时发现，院子的大门内有个活动铁屏风，算是影壁。小院是在不同年代盖成的三合院，正房是北房，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盖的，虽然新换了塑钢门窗，但房顶铺着圆木椽子，还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东房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山墙用的红砖，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西房是去年民政部门帮助盖的。他们家因在城墙外，院子地势低，易被水淹，所以建新房时，特意把地基垫起几层台阶。
进了院子向南看，果然看到一段黄土墙。墙有两米多高，十几米长，大部分挡在房子侧面。女主人介绍说，以前，城墙是个大斜坡，院子一开门就能看到墙。后来在盖东房时切去了几米，城墙就变直了，后来没再动，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们走近古城墙，只见城墙上长出几棵槐树、杨树和酸枣树。高大的杨树上喜鹊做了巢。酸枣树根露在墙外，护住黄土。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城墙表面有如包浆，留下了岁月的风霜，上面落着树叶鸟粪。抚摸残墙，上面的黄土有些松散，下面还比较硬，捏一捏，墙体并没松动，却又不敢用力，本来所剩仅此一段，生怕掉下什么，有伤墙体。城墙上面，还建有房屋，房屋的地基置于墙里，旁边还与另外一个院落的房屋相连。
此时，男主人出来了。他叫姚自强，64岁，他介绍，城墙以前有三座房高，比现在这棵大杨树矮不了多少。而且墙里还有蛇，他见过两米长的青蛇。姚自强曾对老伴开玩笑说，这些蛇不能动，它们长得这么大，有灵性了。如今，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墙越来越少，自然看不到蛇了。姚自强告诉我们，村南还有一段土墙，也有两米多高，现在也没了。
残墙在姚家向东西两边延伸，从姚家出来后，向东便看不到墙体，墙体在村民房屋之下或在院落之中绵延着。东边的胡同牌子上写着东芦城北巷，再向东能看到铁道，那是京沪铁路。
胡同里还遇到一位老人，叫常福才，67岁，一直生活在村里。而且他们的祖辈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明朝初年祖上迁到房山，明中期又搬过永定河，来到这里，至今已十八代了。老人对古城很熟悉，那时这一带的地面非常低，都是用城墙上的土垫起来的。墙上的黄土还可有其他用途，上世纪70年代盖房、烧火、烧煤都能用到黄土。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城墙北面基本盖满了房屋，城墙逐渐拆平或压在房下。
北面一条胡同叫高山北巷，看到名称，便能联想到城墙及周边的地形。60岁的杨珏林也是一直生活在这里。回忆起城墙，他说，那时城墙两面不直，都是斜坡，城外一面陡，城里一面缓。
这段残墙在村里南北向的主街——芦丰路以东，如今这段残墙东西有上百米长，形成一条“土龙”，其地势比芦丰路西边高出约三四米。
2 民国地图上还有城墙标识
看完城墙，我们想起了那座石碑。李青山说，来之前没联系，不一定能看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带着我们来到石碑存放地：村老年活动站。站长没在，我们正在遗憾踌躇之际，进来一人，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立刻打电话与站长联系。等了一会儿，站长来了。站长姓刘，了解了我们的目的后，再请示主管人员，然后才打开仓库。只见地上，两块石碑整齐地摞在一起。上面的一块，碑首双线阴刻“古迹芦城”四字，还刻着为修建做出贡献的人名。碑的正面上款是“创建天仙庙碑”，下款是“嘉靖二十二年季秋菊月吉日”。这块碑是1955年，在西芦城村水库埠头挖出来的。另外一块碑是光绪十年（1884）五月立的治理永定河“告示牌”。
我们在两块碑前看了很久。刘站长说，他那里还有一张地图。我们来到他办公室，他从柜子上拿出一卷旧纸，打开一看，是《民国时期西芦城村貌概况图》。地图非常珍贵，为后人提供了古城的参考。地图上绘着城内多户人家，还写着住户的姓名，密密麻麻。从地图上看，西芦城村东西有一条主要大街，南北一条主街，南北主街现在叫芦丰路。周边延伸出许多胡同。从地图可知，当时的西芦城村呈现出东西长、南北短的格局。
令人欣喜的是，这幅民国时期的地图上，标有城墙，其位置在芦丰路以东、村子东北，正是我们如今看到的这段。当时城墙向东延伸到如今的京沪铁道边，似乎是修建铁路时切去了部分古城墙。城墙南侧标有“高山子”。此地还有人说，如今残存的城墙是土龙，而“高山子”当时是龙头。
另外，在地图南端东侧绘有一段弧形城墙，很像古城南墙。西侧也绘出弧形，却无城墙，两弧对称，中间正是芦丰路，这是不是当时古城的南门，不得而知。
当年，村南多有芦苇地，村西也有大块面积的芦苇地，可能因村西边邻着永定河，地势较低，或为沼泽之地。永定河古代曾叫卢沟河，加上村南多有芦苇，因此也有人认为，芦城因此得名。 从地图上看，城墙北面没有房屋，多是香火地。村中心偏东北有老爷庙，寺庙占地面积不小。村北有娘娘庙，即天仙庙，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重建，并由坐南朝北改为坐西朝东。1954年庙内神像被推倒。李青山说，芦城共有大小7座寺庙。菩萨庙位于村委会南，坐北朝南，内供奉观音菩萨；马神庙位于村西，坐北朝南，内供奉主神马神，现在皆无遗存。
有意思的是，一行人聊得投机，刚才联系站长的那位工作人员说，他在这一带捡到过陶罐、盘子一类的器物。10年前，西芦城村挖沟时，他常去那里，有一次大坑土滑坡，在距地面1米多深的地方，看到了一些碎陶片，后来又找到了几件陶器。他当时看到有个小窑口，认为这些陶器是砖窑里的。李青山分析，这些陶器有可能是墓地里的陪葬品。
3 “古老之地”芦城
一行人看过城墙，又看过了石碑，心生赞叹，芦城真是古老之地。不过，感慨之余又有不解，石碑上为何不写闾城呢？闾城是此地最有影响的城堡，曾有多部志书有记述。元《一统志》中有：“闾城在宛平县，遗址尚存。”由此可见，在刻石碑时，闾城的城墙可能已经消失。
那为何闾城遗址在宛平县？这与当时宛平与大兴的区域划分有关。清康熙年间的《宛平县志》记有：“闾城，门城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南有二石兽。”仔细分析，原来此地在元明清时期属于宛平县管辖。
当时京城称为顺天府，所辖城内有两个县，大至以中轴线为界，以东为大兴县，以西是宛平县。在东南一带，大兴与宛平的分界线多有变化，一直处在黄村与永定河之间。芦城靠近永定河，一直属于宛平县。直到1949年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大至以永定河为界，东岸属于大兴县，芦城村随之划入大兴。
光绪《顺天府志》对闾城位置有过介绍，“三十五里狼垡，《方舆纪要》所谓闾城，亦曰关城，当即近此。”由此可见，闾城在此一带是可以确认的，清代《方舆纪要》还记，闾城“在府西南三十五里，亦曰关城。又有纳降城，赫连城，未详何村。”
清代《方舆纪要》记载了周边其他几座古城，有纳降城、赫连城等，虽然没考证出具体位置，但写出了周边村落的名称：“四十里栗垡，西二里永定河”，栗垡现在称立垡村；“四十八里吕村……五十里鹅房村”，这与现在相符。
石碑证实，芦城在明代即有。清代的志书中，记有鲁城村。光绪《顺天府志》中记：“鲁城村，亦曰卢城村，宋安礼砦近此。《宋史》宋琪传言，安礼寨东及幽州四十余里。《方舆纪要》：砦在西南。”意思是说鲁城村距幽州四十余里，附近有宋代的安礼寨。
《畿辅通志·关隘》中也记有：安礼寨在宛平县西，亦曰安祖寨。安礼寨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干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
从名称看，鲁城村、卢城村不仅与芦城村的读音非常接近，而且距离与现在的芦城村一致。据说，芦城村里宋代时也有城堡，称为安礼寨。鲁城村是否就是现在的芦城村呢？不得而知。
听芦城村里老人说，本村人是从山东和山西等地逃难来的。历史上也有记载，较早出现在《旧唐书·地理志》：“阳师。初，贞观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故号师州。神龙中，自青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为州治，县在焉。”唐代初年因与北方契丹的争战，自东北的营州向北京周边大量移民，如昌平的孤竹城等就是当年的安置移民的城镇。只不过上述文章提到的师州大迁徙比较特殊，先将移民迁到山东的青州，后迁至闾城。有人认为，芦城村是自鲁地山东迁来，所以称鲁城村。还有人认为，芦城村在狼垡东南，《旧唐书》中出现的东闾城即为芦城村。唐代这次迁徙之后，明初也自山西向这一带大量迁徙人口。
这一带多有汉代的遗迹。比如，芦城村北面就是大葆台汉墓遗址。大葆台汉墓是西汉时期的王陵遗址，墓道中出土的3辆木制单辕车，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汉车轮实物，还有西汉诸侯王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地下宫殿。这些历史文物对研究西汉时期的北京史均有重要价值。随葬器物中出土有陶、铜、铁、玉、玛瑙、漆器、丝织品等。而西芦城村也发现过汉代墓葬群，只不过比不上大葆台汉墓那样的规模。
4 古城墙遗迹难寻
鉴定古城墙年代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在鉴定实物时，要分析夯筑城墙的技术，如夯层厚度、包含物、夯筑方法以及城址的布局等，还要看文献资料。2000年左右，文物部门曾对芦城的古城墙墙体进行了浅层探查，从墙体里发现了一些陶片，具有明显西汉早期特征。由此推断，芦城村城墙为汉代，而且分析，在建城之前，这里可能是较大的部落聚集之地。
从记载上看，闾城自唐代以后经历几百年，至元代仅存遗址，偌大的城池所剩无几。什么原因所致，没有记载。而且对于芦城周边是否还有古城，没有记载。这些古城为何所留遗迹如此之少？
本人猜想，这与水患不无关系。这一带紧邻永定河，本来就是冲积平原，历史上也是水灾无数，这条河之前也称“无定河”。北京定为京城后，无定河水便为京师之患。水势浩大，漫至京城。其水灾面积之大，难以想象，“冲溢之患，漫至彰义门”。彰义门是金代西面的城门，它是进出京城的要道，所以金世宗才决心建造卢沟石桥。截至清代，永定河有记录的大水灾就有16次之多。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依然在不断修筑堤坝。在治水灾时，永定河西是防护的重点，康熙在长辛店一带筑起几百丈长的大堤，以防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命大臣于成龙等人疏浚河道，才使这条河水得以控制，并赐名永定河。
在此期间，永定河东岸也是灾害不断，仅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后，东岸决堤约“二十处”，东岸正是现在大兴一带。清代有记录，洪水曾一直向南淹至庞各庄。洪水给古城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以前的古城都是黄土夯成，最怕大水。
洪水之中，大兴古城墙的墙体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可以想见。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为何只有芦丰路东边还有一段城墙。因为芦城村西段地势较低，使得城墙受损，而东段因为地势较高而得以保存。
可惜的是，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使得闾城在元代时仅存遗迹，而且古城究竟何样，没有资料记载。
看完了残余的城墙，我想起了《宛平县志》上提到的两个石兽。李青山说，那两只石狮保存在文委。说完，他就带着我们返回。大院里满是石器，那对石狮在院内一隅，带座通高1.3米。每个石狮胸前背后，各有幼狮攀扑戏耍，雕刻粗犷，姿态生动。李青山介绍说，石狮不是汉代的，从雕刻技术和造型上看，又早于明代，至于向前推到什么年代，不好断定。文委院中还有一只石虎，也是从芦城村中发现，像是墓前之物，年代不能断定，却能说明村子的古老。在历史的长河中，芦城村驻扎过什么达官贵人，建起怎样的深宅大院，又经历过什么灾难，可能只有这几件石器知道了。
而要想说清古城的久远，恐怕还是那段残城墙，这条高低错落的“土龙”之中所隐藏的故事，必定更为曲折动听。虽然古墙残余不多，但沧海桑田，世事多变，此地能留有汉代遗迹，实为难得。（ 高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