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与细语》，人际疏离呼唤爱的救赎，女性奉献诠释宝贵亲情
1971年秋，伯格曼开始拍摄《呼喊与细语》，从对宗教的诘问转为探究家庭生活，伯格曼偏执地沉浸在自我影像的氛围中不能自拔，关于影片中以四个女人形象表达的初衷，他曾写道“我一次又一次把这些画面从我脑海中驱除，拒绝用它来拍电影。但这些画面一直赶不走，我勉强认同了它：三个女人正在等待另一个女人死亡，她们轮流照顾她”。
《呼喊与细语》最早的名字为《红杏》，而本片名出自莫扎特四重奏的乐评：“听来仿佛呼喊与细语”，在影片中，伯格曼特意将整部电影分成了四幕剧的形式，宛如莫扎特的四重奏，对应着四位主角的不同人生。同时，影片的颜色氛围暗示意味极为强烈，伯格曼甚至首次尝试使用固定摄像机的方式，试图忠实还原出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让观众充当情感波动的评判者。从效果来说，不仅渲染出感同身受的环境氛围，还让感情元素更加流畅自然。
摄像师斯文·尼克维斯特由此荣获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殊荣，除此之外，影片更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服装设计”，尽管最终没有得奖，但已是莫大的殊荣，意味着对影片每一处细节展现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想从影片中女性的奉献、亲情的宝贵、人际的隔阂三个维度来探讨一下本片蕴含的哲学内涵，一起走进伯格曼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探索他对道德、生死、灵魂的认知本源。
01、四幕剧结构宛如一曲四重奏，缺乏道德的男性映衬出女性的牺牲与奉献
众所周知，伯格曼是舞台剧导演出身，戏剧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最具天赋的艺术展现形式。电影作为他的“业余爱好”意义非凡，帮助他摆脱皇家剧院沉重的行政工作压力，寻找内心探究一生的艺术本源。在本片的形式和表演方式上，伯格曼采用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四幕剧形式，通过红色渐入和淡出来完成剧情的形式分割。
在四幕剧中以艾格尼丝的痛苦、安抚、离开、追思为主线，贯穿着玛利亚和卡琳幼年的回忆、成年的情感以及佣人安娜的隐忍付出。在弦乐表演中，四重奏是最为清纯的一种乐曲表演形式，通常为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的配置，让每种乐器演奏出不同的声部，使整体的音色最为纯粹。在影片中，这四幕结构和四位女主角都宛如四重奏的注脚，灌入强烈的情感元素，奏响女性情感的交响乐。
第一幕剧以艾格尼丝痛苦的病情为起点，交代出其与玛利亚、卡琳不算融洽的姐妹关系和童年回忆；第二幕剧以玛利亚的外遇为承接，引出家庭环境对其的影响，以及与卡琳尖锐的矛盾；第三幕剧以艾格尼丝的去世为转场，让观众感受到离别之苦以及两位姐妹对其若即若离的关系；第四幕剧以艾格尼丝的回魂归来为终结，以安娜对艾格尼丝的深切关怀映衬出三姐妹抗争、矛盾、融合的关系。随着四幕剧起承转合的发展，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感伤元素越来越浓，四人之间从淡如水的关系到矛盾丛生再到和谐共处乃至理想虚化，从现实到梦幻，表达出对生命的珍重以及女性的牺牲和奉献。
在伯格曼的很多电影中，男性角色是缺位的，比如《沉默》和《假面》，只通过女性的描述来阐述对世界的观点。在《呼喊与细语》中，虽然出现了男性形象，但这种男性却存在严重的道德瑕疵，以此来烘托女性伟岸的形象。比如医生大卫不仅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对外遇的玛利亚也缺乏基本的道德。当他给艾格尼丝诊断病情时，他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当玛利亚投入其怀抱时，他则用冷漠和嘲讽的态度拒绝了她，原因正在于其自私、麻木、冷漠。
伯格曼对卡琳的丈夫和牧师同样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当用餐时，卡琳丈夫并不像欧洲人文雅庄重，而是掠夺式地咀嚼食物，嘴巴发出令人讨厌的声音，也不管别人对他的态度。牧师在主持艾格尼丝丧礼时，诉说着自己信仰的缺失和绝望，全然不顾哀悼者的悲伤，伯格曼特意使用有些怪异滑稽特征的安德斯·艾科来饰演这名神父，目的便是通过“丑化”这一角色来突出反讽的效果。
影片中的女性成为遭受苦难、被疏远且进退两难的人类象征，他们表达的正是伯格曼的苦恼，这些苦恼源自对生命意义探寻的无可奈何，艾格尼丝作为女性的“殉道者”如同耶稣一样陷入到病痛的折磨，她与母亲仅有的交流便是童年用手抚摸母亲的脸庞。女性繁衍后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承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因此而患上产后抑郁、幻觉乃至妄想症，不仅忍受着身体的变形，还要承担着精神上的苦闷。玛利亚心理健康被婚姻生活不断地侵蚀，卡琳甚至用玻璃刺痛自己的下体，这些痛苦其实都源于母亲的角色定位。
影片中的四位女性个性鲜明，缺一不可，在封闭的环境中彼此连接，安娜尽管不是她们的姐妹，却是唯一一位充当其母亲角色的人，在艾格尼丝最痛苦之时，他用丰腴的身体滋润着艾格尼丝痛苦的心灵，映衬出女性的牺牲与奉献。与此同时，在生死弥留之际揭示出她们冷漠的亲情关系，伯格曼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谴责，而是希望通过姐妹们的故事来唤醒观众们心中的爱，珍惜世间宝贵的亲情。
02、沉重明艳的黑白红色彩构成纠结的谎言，超越生死的痛苦揭示亲情的宝贵
本片是伯格曼所有影片中对颜色使用最为夸张的一部，开篇红色的房间和人物着装尤为明显。这种意图也非常明显：“我所有的电影都可以用黑白画面来想，《呼喊与细语》是例外。在剧本中，我载明我想到把红色当成灵魂的内在。我小的时候，认为灵魂是影子般的龙，像青烟一样的蓝，像有翼的怪兽般翱翔天际，半鸟半鱼，但是龙的躯体里面全是红色的”。由此可知，伯格曼使用不同颜色其实有深刻的寓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颜色构成了一个纠结的亲情谎言。
在人物定位上，伯格曼曾用一句话来总结”艾格尼丝：垂死的人；玛利亚：最美的一个；凯琳：最坚强的一个；安娜：伺候人的那个”，红色的房屋象征子宫，白色的服装象征纯洁的心灵，黑色的丧服代表死亡，红色的服装代表欲望，在房间中垂死的艾格尼丝不断呼喊“有没有人能够救救我”，肉体上的痛苦暗喻精神的迷茫，看似互尊互爱的姐妹三人却有着深深的隔膜，表面上玛利亚和卡琳同时伸出了救援的双手，但其实却通过精神上的折磨诠释了疏离的亲情谎言。
影片中四位女性痛苦的根源并不一样，安娜因为女儿去世，把对世界的留恋转移到艾格尼丝身上，玛利亚因为精神空虚而痛苦，卡琳因为虚伪的价值观而痛苦，艾格尼丝因为感受不到亲情的存在而痛苦，她在日记中写到“星期一早晨，我在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早已经超越了生死，聚焦在对可贵亲情的留恋上。
对伯格曼来说，他对自己的母亲充满了留恋，母亲生前并没有能够给予充分的关照，尽管享受到了事业的成功和享用不尽的名利，但其实他还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孤单男孩。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他在母亲去世之后缓和了与父亲的对立关系，父亲从陌生逐渐熟络，虽然不可能为他做出任何改变，但伯格曼依然为了那一点点缓和的关系而兴奋不已，这其实就是他本片想要表达的亲情观点：无论关系多么疏远，血浓于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尽力让亲情变得和谐温馨。
在艾格尼丝弥留之际，她从安娜身上感受到了温暖的源泉，安娜像圣母一样搂抱着艾格尼丝，缓解身体的痛苦，抚慰精神的压抑。死亡露出狰狞的面容，想要吞噬艾格尼丝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她奋力呼唤“接受我，让我温暖！留下来陪我！别抛弃我”，玛利亚和卡琳都拒绝了，只有安娜提供了温暖的怀抱，两个妹妹脸朝向破晓的天际，恐惧地倾听着死人的哀叹。
即使在艾格尼丝灵魂归来时，她们也拒绝拥抱艾格尼丝，表现出了冷漠和孤寂，而这一切都与从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有脱不开的关系，无法沟通是现代人的通病，无法倾听往往意味着无处倾诉，肤浅的玛利亚试图让卡琳卸下冷漠的枷锁却无功而返，暗示出自我封闭的内心无法打开，也就无法接纳亲密的关系。但亲情却是每个人都无法割舍的，伯格曼想要表达的不是无视亲情的存在，而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唤醒内心的自我，由此珍惜眼前的亲情，影片结尾处温馨的姐妹同行也说明了伯格曼对这一美好生活的期盼。
03、以叔本华理论解读爱之救赎，身体和灵魂的“呼喊与细语”呼唤消除人际之间的冷漠与隔阂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类的欲望永远无法填满，因此生活中充满了挣扎和痛苦，人最大的罪恶由此诞生，本片中三位姐妹之间就有着各自的渴望，这些渴望的根源来自童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压抑的渴望终有爆发的一天，但其实质仍然是对爱的渴望。
正是由于欲望无法根除，所以叔本华认为人只有死亡才能获得解脱，或者通过欲望的转移来让内心得以冷静。伯格曼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明了“爱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力量，但爱的匮乏却是人类在文明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人类或者沉沦在欲望的漩涡中无法自拔，或者在痛苦中不断挣扎直至死去。在本片中始终贯穿的便是这两种意识的不断博弈，以身体的蠢蠢欲动来映射精神的萎靡不振。
在《圣经》中，肉体是外在形式出现的灵魂，身体借着血和肉才能使灵魂与上帝同宴而欢。因此在西方哲学中，身体承担着信仰无法察觉的重要功能。艾格尼丝以纯洁的身体承受磨难预示着对爱的强烈渴望，就像牧师说的“如果你可怜的身上带着我们所有的痛苦，如果在另一个世界，你遇见了上帝，如果上帝转向你，如果你通晓主的语言，请把你所受的痛苦全部留在我主的脚下，请求他宽恕我们”。
宽恕的到底为何物？那便是爱的匮乏。在伯格曼晚年，他写到“死亡随时回来，人世早无可留恋，不过沿着斯德哥尔摩大道，我80岁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地充满渴望”，这种渴望同样是对爱的眷恋。由此可知，影片不断通过身体的接触，揭露的正是精神发展的历程。从懵懂儿童到窈窕淑女再到垂暮老人，变化的虽然是容貌和阅历，不变的是我们对爱的渴望。
影片中唯一没有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是安娜，她用全身心的爱拯救了艾格尼丝，让其灵魂得到了拯救，但却无力改变玛利亚和卡琳，原因在于艾格尼丝爱家人，所以安娜可以用爱来拯救，但玛利亚和卡琳始终以自我为中心，放弃了爱的权力，甚至对亲姐姐的离去毫无眷恋之情，因此只能永远地活在痛苦之中。这就是伯格曼说的“沉沦在无尽的欲望之中”。
比艾格尼丝更令观众痛苦的是玛利亚和卡琳代表的人际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冷漠和隔阂比比皆是，对此，伯格曼用毕生的经验在劝说世人改变自私自利的想法，这便是影片“呼喊与细语”所传达的精神，艾格尼丝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玛利亚和卡琳，目的是唤醒所有观众对爱的感悟和责任。尽管艾格尼丝死去了，但其灵魂始终不灭，这种精神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世人爱的归程。
《呼喊与细语》表现出了伯格曼对色彩、情感、形式全新的尝试，他深信电影是其内心灵魂感受的一种再现，因此让每部作品都反映出某一阶段他的所思所想，并不断提升自己在艺术之路的品味和格调。本片聚焦于性格四位完全不同的女性，通过四幕剧的形式表现出女性的牺牲与奉献，借助一个纠结的谎言彰显出亲情的宝贵，最后呼唤用爱来消除人际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伯格曼曾经有一种更为高级的说法表达这一核心“不同于现实的、无限的光去照亮人类的精神，甚至用更残酷的方式摘下人的假面，为我们知识的田园并吞更多真实的新领地。也许我们恰好能发现一点空间让我们刺穿超越现实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