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书法及书法观

杨维桢简介

杨维桢(1296年-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书画家。

杨维桢自幼聪颖,其父杨宏对他寄予厚望。泰定四年(1327年)中进士,放天台县尹,因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免官。后任职钱清盐场,因请求减轻盐税被斥为忤上,以至十年不调。后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继升江西儒学提举。元末避乱居富春山,后迁居钱塘(今杭州)。张士诚居浙西时屡召不赴,后徙松江,从此遨游山水,以声色自娱,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

杨维桢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书法以行草最工,笔势岩开,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牖,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作品有楷书《周上卿墓志铭》,行书《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卷》《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元夕与妇饮诗》、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致理斋尺牍》《晚节堂诗》《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则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之中。

杨维桢书法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书法观点

杨维桢在《声诗意序》中说:"东坡以为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两者同体也。"而在《图绘宝鉴序》中说:"予曰:书盛于晋, 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夫其画法即书法所在。"诗、书、画都是表达人的情性、心声,但人的情性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书画的品格亦无异人品。他说:"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山林道释、世胄女妇,苟有天质超凡人圣,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这表明杨维桢将诗、书、画品与人品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样的艺术作品风格论似乎古已有之,并无新见,但却自有其切入的角度,归入杨维桢艺术性情说的整个框架。杨维桢看到作品形式外观(格调)与人的情性神气的内在联系,并作为品评的标准,这已是对人品、书品、画品说的一个具体发展了。故他在《跋李西台六帖》中说:"西台(李建中)和林和靖绝相类,涪翁(黄庭坚)评之,谓西台伤肥,和靖伤瘦。和靖清苦之士也,瘦之伤为不诬;西台之书类其为人,典重温润,何肥之伤也哉!"

他不同意黄山谷(黄庭坚)并非否定李西台(李建中)书法的评价。他说"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笔意,可恨耳。"肥而不剩肉,指肥中仍有骨。但摹手只摹其形肥,于是失掉笔意。杨维桢认为李西台线条形态的丰肥,是与他典重温润的个性分不开。李西台的情性,决定了他的书法形相的丰肥温润,因而谈不上"伤肥"。杨维桢和黄山谷从不同的角度看 待李西台书法形相的成因,各有其合理性。在杨的眼中,林和靖书法面目的清瘦,也是他清雅绝俗性格的外现。这个"瘦"指线条的劲健挺细,用笔平稳,不作大幅度提按,这种审美趣尚,也是其性格的外观。总之,杨维桢重视书家情性、个性与书法面貌的内在联系,为形式外观找到了一个内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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