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该不该被骂？面对女性的困境，电影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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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清明期间《我的姐姐》高举“女性视角”旗帜来势汹汹，果不其然，一经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

评论区两级分化严重，有人深受感动，感谢影片揭露了女性困境，启发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不同思路；有人大为失望，称这是《娘道》后传之《姐道》。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从评分和票房来看，这无疑是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这类着眼于社会热点议题的电影，天然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也天然会受到广泛的舆论压力。电影中流露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人们是否会对电影的其他方面一票否决。

女性的困境和挣扎

清明播出的《我的姐姐》，堪称一部现实主义恐怖片。电影的前半部分从家庭、社会、职场等多个角度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困境和挣扎。

女主人公安然出生于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爸爸因此一直不喜欢她。脾气暴躁和有暴力倾向的爸爸造就了安然一个不幸的童年，也让她过早地形成了独立和反抗的性格。

长大后面对欺辱和伤害，安然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委屈。对于亲人和社会上的道德压迫，安然也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智慧。

到这里，一个深受重男轻女观念压迫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让人对后来安然的反抗行为充满期待。直到安然在父母墓前示弱和抗议他们的不公对待时，我才隐隐感觉不对味儿了。

女性与自己和世界的和解

“我要的，从来都不是房子。”安然的抗争，很大部分是为了想在父母前证明自己，为了逃离家庭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阴影，而不是为了梦想。“你不爱我，不是因为我不够好。”而弟弟的依赖、姑妈的谅解、舅舅的关爱，让她感受到了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爱。

影片最后，安然与自己和解了，穿上了很多年没有再穿的裙子；她也与世界和解了，亲口表露了对姑妈和舅舅的感激。她再也没有不顾一切逃离成都的理由了，于是，决定不把弟弟交给领养家庭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的姐姐》该不该被骂

众所周知，社会问题难就难在它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女权问题与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传统的家庭观念讲究“爱和牺牲”，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影片中男性无一例外都是无形中的受益者和女性苦难的制造者，他们也不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是被“改变”，而应该主动去“谅解”。

激进派和温和派、保守派的论战

许多人诟病结局，认为结局是种妥协，最后安然也成了现有价值观的维护者和“帮凶”。有人反对说，安然是个勇敢的女孩，这是她独立自主的选择，拿“女权”来压迫她和之前的道德绑架有什么不同？

回避真正的问题

观众本来想看的是受到落后观念压迫的女性的自救，而到最后却成了女性与这个世界的和解。编剧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她采用了许多手法回避了观众想看的问题。

试想，如果弟弟到最后不那么乖巧可爱，姑妈也没有善解人意，舅舅也根本上还是个市井无赖，那安然做何选择才是“对的”？而这恰恰是现实中被迫“扶弟”的女性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6分的现实片，7分的亲情片

从影片对现实的揭露、对角色的塑造来看，编剧和导演是能够共情的，并且也是有野心的，因此也赚足了眼泪和票房，只是对于一些问题的刻画还是不够新奇和大胆。

全部归咎于编剧和导演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这确实暴露了电影的局限，也就注定了它不会像《我不是药神》一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只能停留于口头的争议上。

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其实不必纠结于结局，甚至也不必纠结于这部电影。电影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如此复杂的问题交给一部电影来解答也不切实际。当人们自己有了真正的答案，电影给出的答案还重要吗？文/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