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传记文学，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接触中产生的。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被誉为“民国四大名传”的《李鸿章传》《苏东坡传》《张居正传》和《朱元璋传》。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民国四大名传”，不仅是民国时期的传记名作，更是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名篇。
这四部书的传主，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的三种人——帝王、宰相、文人。读懂他们的故事，就能够让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性的复杂与变化，也能够读懂中国文化对每个人的深刻烙印。我们读的是他人的人生故事，但是却能够给我们现实的人生带来启迪。
草根如何逆袭成为明朝开国帝王
《朱元璋传》：揭示明太祖传奇人生之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从草根逆袭变成皇帝。这个人就是朱元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所著的《朱元璋传》被誉为“民国四大传记”之首。在吴晗的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吴晗的《朱元璋传》先后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在吴晗的四个版本的《朱元璋传》中，客观的说，1949年的版本应该是最能表现作者观点和想法的，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因此，这个版本是最值得一读的。“民国四大名传”选用的正是这一经典版本。晚清有位老人，自称是“一名裱糊匠”，缝缝补补，拆东墙补西墙，直至逝世前依然被列强羞辱，企图强迫他签下卖国条约。这位老人就是李鸿章。有人说李鸿章很像一只蜘蛛，在风雨飘摇里，编织一张早已破烂的大网。他极力编织，力挽狂澜，却又对这张破破烂烂的大网无能为力。又有人说他又像一名商人，一名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商人。他依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掌握一方兵权，却谨小慎微地、精打细算地处理官场每一件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是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那时他意气风发，拔剑四顾，想创造一番事业。不承想，他原来想做一名书写历史的人，却成了被写进历史的人。李鸿章刚去世不久，梁启超就无比感慨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开始，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工业，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然而，历代提起李鸿章，多是贬抑之词：“卖国贼”、“奸臣”。对此，或许异国角度更能看得清晰，“对李鸿章公务生涯的回顾，将得出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他无数次地将中国人从无知而导致的麻烦中拯救出来，却每次都被指责受贿及不忠。”（美国《华盛顿邮报》）读了梁启超所著的这部《李鸿章传》，也许你也会彻底改变对这位“卖国贼”的看法。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明代没有这个人，那就会“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是谁，竟然如此重要？这个人就是张居正。后世有人称张居正为“救时宰相”。梁启超更是拔高他的地位，称之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初入官场时，便以“匡时救世”自许。当时严嵩把持朝政，张居正一腔抱负无法施展，便暂时归隐田园。但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张居正依旧透露其澄清吏治的志向。二十年不上朝的世宗去世了，正值英年的穆宗也去世了，留下幼年的神宗。于是，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三人接受穆宗的遗诏，一同辅佐朝政。张居正和高拱本来十分投合，但是两人的嫌隙越来越大，无法弥合。张居正便联合宦官冯保赶走了高拱，从而使得高拱临终前都在骂张居正。世人因为张居正联合宦官赶走大臣一事，误解更加深一分。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在任期间，张居正开始自己的施政纲领，从吏治到用人，从将领到治兵，从理财到教育，等等，无不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帝国的每一个毛孔。由此，神宗和各级官员、百姓都享受张居正创造的太平盛世。然而位高权重必然震主，必然惹人嫉妒。于是有人借故造谣，说他勾结宦官赶走大臣，又说他贪恋权位不守父丧，等等。于是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儿女深受其累，各级官员对其诋毁，深恐落人之后。直到熹宗天启年间才复官复荫。神宗万历时期，大明摇摇欲坠，张居正缝缝补补，左支右绌，才勉勉强强延续大明七十余年的国祚。关于张居正的传记，民国时期一共产生过三种，分别是佘守德所著的《张居正传》（原名《张江陵传》）、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佘守德所著的《张居正传》创作最早，而且在当时影响十分广泛，起初收入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后由出版了单行本。本书从介绍张居正的家世开始，既而他出仕为官，一直到他接受明穆宗的托孤重任，在神宗朝执掌朝政，力除弊政，实行他的施政方针，挽救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详细记述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波澜壮阔的一生，再现了其曲折起伏的政治生涯。最后有各家对张居正的评论，让读者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本书作者佘守德，民国学者，江苏人，曾和梁启超等人一起撰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当时的名人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江南才子”、著名文化人卢前都为该书作序，可见其影响力。“他固执、多嘴，妙语连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就这么一个人，林语堂却说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个”了。这个人便是苏东坡。悠悠五千年历史文化，涌现多少英雄豪杰，要说到普遍为人所关注和喜爱的主角，苏东坡一定少不了。苏东坡，是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著名诗人余光中说过：“我要是去旅行最不会和李白一起，因为他没有现实感，太不负责任；也不会杜甫一起，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要是挑一个，跟苏轼在一起可就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很有趣的人。”确实，李白一生都在寻仙访道，“访名山、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最终连超级粉丝杜甫不愿意跟他这样继续下去。跟着苏轼则不然，游赤壁，就一起高声唱“大江东去”。苏轼虽然“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不为当时所重用；尤其在“黄州自我突围”后，他天生乐观的本性更加凸显出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好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在朝廷时，尽职敬业，甚至在王安石权势熏天时，敢于直言进谏。王安石试图变法，苏轼就瞄准这一举动，洋洋洒洒上奏千言，矛头直指王安石。说来也怪，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是私交特别好。王安石非常赏识苏东坡的才学。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可以说没有王安石这么拉苏轼一把，苏轼可能到鬼门关报到了。王安石曾劝苏轼与他隐居钟山，苏轼回答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是啊，太迟了，苏轼拒绝了王安石的美意。王安石惋惜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晚年对自己一生作出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知，他一生的辉煌不是在朝堂上，而是他被流放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流离岁月。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他用英文写成的，旨在向外国人介绍这位中国大文豪，不料想却在国人中大为流行。鲜有人知的是，关于关于苏东坡的最早现代传记，却不是林语堂的这一本，而是另一个民国作家周景濂于1937年所撰写的《苏东坡传》，比林语堂的要早十年。周景濂以苏东坡的诗句及其自述、他人记录等文字，叙述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中年、晚年等经历，以及他的气质与修养、诗文、年谱，为我们呈现一个丰满又真实的苏东坡。本书后面附有胡怀琛的《东坡生活》。胡氏在书中还加入了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苏三妹”与苏轼和秦观对诗等故事，使苏轼奔放浪漫、感情丰富、心胸阔达的形象跃然纸上。
由谦德文化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民国四大名传》，收录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佘守德的《张居正传》、周景濂的《苏东坡传》四种。其中佘守德的《张居正传》、周景濂的《苏东坡传》均为民国以后首次重印，尤其珍贵。《李鸿章传》《张居正传》原文为文言文，本次出版的时候又进行了白话翻译，以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
《民国四大名传》全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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