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线上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首先觉得要充分肯定元春校长抓的这样一个研究和交流，作为人大的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做这样一个研究，进一步推动交流讨论，就是针对着一开始元春校长致辞所说的中美关系这个“超级问题”，我们要提供一些学者、研究者的智力支持的积极因素。这个报告本身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做了很好的工作。平常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些细节，研究者很好地做了梳理、总结，条理化地把它形成为一个大框架下各有机组成部分的论述，可以更细致和更精准地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和疑惑做出分析判断，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基础之上，似乎还应该再进一步地探讨一个报告正文并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怎么认识在拜登上台100天之后，处理中美关系方面相关的大思路，基本的要领，这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拜登上台100天的时候做个小结，应该讲，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走向相对稳定的状态。我这个感受还是相当鲜明的，因为不再像特朗普临下台之前，拼命要做的对中国极限施压而造成一日三惊的那种状态了。现在虽然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些施压办法仍然也在有所表现，但是，似乎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以后，美国方面的基调是，它可以把俄罗斯认为是敌对方，而把中国看作是竞争对手。我认为这里面的一个内在逻辑，包含着对于中国很有利的导向：既然是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就可以考虑做竞争中的和平竞赛，也就是对应了我们所说的斗而不破的诉求。这个基调有可能在中美之间达成双方基本的认同，不论是表述出来，还是默契的，它符合中国努力追求的一个状态。斗而不破的过程，肯定是个持久战。未来的十几年、20年，或者再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肯定回不到从前，但是只要斗而不破，基本的趋势是美国最后会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缩小和它的距离。它在所有打压中国的招数使完了以后，那个时候，美国方面就可能会带出一些更实质性的变化。这样一个中美之间总体发展过程中差距的缩小，在疫情发生之后，是相当明显的。2020年从“相对速度”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总量拉近的速率是比2019年、2018年更快。如果说去年中国是正2.3%，美国是-3.5到－4.3%，差不多就是以6个百分点左右，在缩小总量上老二跟老大的差距，这个趋势还会在今后延续。

我自己感觉拜登主持的美国决策层，表现出的理性程度是提高的。在交流这方面，有国家领导人二月的通话，又有后来现职和非现职人员的会议，克里作为气候特使访华，还包括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当面的交流。虽然一开始那一段剑拔弩张，气氛上有火药味，但后面传出来的实质的讨论内容，是有建设性的。新近又听说了，在8月份，中国留学生可以正常地去美国，签证已经放开，速度上还相当讲效率，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进展。

当然，美国也在进一步拉它的盟友来压中国，特别是要拿新疆说事，以人权、意识形态这些东西，聚拢和中国产生对峙关系的阵线。这些十分值得我们注意，也完全可以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开放地向外界介绍新疆的情况。我们在疫情基本可控的情况之下，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外部世界的有疫苗注册证明的人士，可以组团来新疆实地考察。你说的什么种族灭绝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什么叫强迫劳动？新疆到底怎么样？我们民族自治地区这些年的进步，完全可以给外部世界更直观地展示，要对全世界做更好的交流。来访者如有一些故意刁难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让他们来了以后，也表演表演。这些事情都是处理中美之间关系和多边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得更积极一些的。

在美国方面的动态来说，它确实还有很多的难题。但是对于美国总体上这个社会的修复能力，不能够低估。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者的意见是说至少在经济方面，美国今年下半年或者接近年底的时候，很可能是明显向好，现在很多的指标估计都在调高。在美国，疫情高峰期看来可能就这么过去了，而且现在疫苗的接种率已经到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等等，按这个势头走下去，很可能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有一个将到来的高潮，伴随着外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如果可以大体上同时打开的话，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上一些相关变化如何，得预做研判。怎么样在外部世界打开以后，我们自己的准备能够基本到位，能够更好地互动？我们原来在复工复产领先的情况下的一些相对优势，那时候是不是就可能消失，应该做什么样更好的互动？这方面，对于处理中美关系，还是与我们的一些底气有关的，也有个尽可能充分准备的必要。

我观察中美之间，对已经达成的阶段性的贸易谈判协议，都是非常审慎地来遵守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方再想挑战已经形成的阶段性的协议。对协议的遵守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性质的条件。同时，中国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时候，多边关系上应该更多地回顾和借鉴周恩来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那时候开创的外交风范，以及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些要领，怎么样在多交朋友，求同存异，善于守拙等方面处理好，在更积极地、开明地和外部世界对话等等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余地的。美国多拉他的伙伴，我们也可以多交朋友，一些不是特别关键性的方向上，可作一点必要的妥协。中美之间当时由最高领导人拍板，是做了一些妥协的，守住台湾问题的底线，也有一定的弹性，是把这个弹性用得相对足，从而达成了大局上的重大进展。中日关系也是这样，钓鱼岛的问题可以先搁置，搁置了局面就大不一样，就有了一个新局面的打开。现在我们对这些可以考虑的必要的妥协，至少智库讨论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探讨？严守台湾这个底线和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同时，也不要简单极端化地说，就是中国跟俄国、跟伊朗抱团，就解决了问题，这样的思维是非常容易滑到所谓类冷战局面上去的。

我自己认为，中美之间最基本的经济上的决定性的因素，和当年美苏滑入冷战那时候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苏在对抗情况下，经济上无所顾忌，各贴一个主义标签，各领一个阵营，各领一个相对闭环的产业链，只是因为核威慑而不敢滑入热战，就滑入冷战。中国现在是核威慑核战略平衡在中美之间也早已经形成，但是，中美却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共享一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千方百计地做出斗而不破的努力，是可以极大概率地避免滑入冷战局面的。基于这种经济方面的基本盘等认识，在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上给了一个概念：我们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宣传用语。在我们自己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学理而作的分析认识上，就是生产力已经在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上推到全球化，中美共享一个产业链的生产力，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形态中的矛盾处理，这个层面上有可能斗而不破，再加上核威慑的制约，这样可知在不确定性中间的确定性，是中美之间处理关系，存在取得双方认可和平竞争的共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要做更积极的双边的努力和以多边制约双边的努力。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