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因感而发，或感于事，或感与物，回味旧往，感于笔端，始成情境。具体到作品，表现为不同的三种形态。此种表现手法，词人内心世界直接袒露，情感表现无所掩饰与旁借，感情宣泄酣畅淋漓，其一吐为快之情感气势比之比兴寄托之法更具动人魄力。如李煜《菩萨蛮》：“人生仇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韦庄《思帝乡》：“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稼轩《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此类词作，以感情宣泄为主，随主体情感之流动，创造富有个性特征之情境，写景叙事只为陪衬，刻意追求具有直接感发之力的艺术情境。移情于物，即主体之情感、生命、情绪、意趣投射、移注、输入至客体，使其具有与主体相同之情感生命。主客体情感之转移，首先应具“同形同构”关系，意即“景能称情”（客体特征适合表现主体情感）。其次，移情当借助想象与联想，于情思外射之过程中达到情感扩张、移转之目的。如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吴文英“年年古苑西风到，雁怨啼，绿水葓秋”等，均凭借想象与联想作用，将自身情感移入花鸟，使之具有人之情感与品格。此类词作，主体情感借景外移，景物从属情感表达，自身缺少独立存在意义。鉴赏时重在体察词中所创造、表现之情境，把握词作内在心灵波动。
象征取意，借物暗示，以达情感。其表情达意“言此意彼”，朦胧模糊，若即若离。分固定性象征与个体性象征两类。固定性象征源于历史积淀，约定俗成，受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制约，蕴涵丰富的民族文化思想、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被世人广泛认可与接受。如梅花高洁，松柏孤直，猿啼悲伤，团扇哀怨，……等等。个体性象征为词人触兴于物，临机创化的具鲜活个性色彩的艺术形象。虽不具俗定性，然切合词人心境，能鲜明表现其独特的情感状态。如苏轼：“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托意孤鸿，述无法明言亦不敢明言之幽恨与孤寂之情。
描述自然景物之境界，为之物镜。常见于山水田园诗词之创作。《诗格》云：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神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神似。“巧构形似，诗画合一”，是诗词物境的集中表现，呈现浑然一体的画面美，赏析时犹似玩味江南水墨画，最易获取赏心悦目之审美快感。如谢灵运《登江中孤岛》：“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苏轼《夜泛西湖》：“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等等。
“情境妙合，风格自上（王世贞《艺苑卮言》）”，情景交融是词学之上乘境界。“物以情观，词必巧丽（刘勰《文心雕龙》）”，古人对主观感受与自然景物融合统一的执着追求，形成古典诗词创作中“情景交融”的美学原则。其表现方式，集中体现在---先景后情，因景起情，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几成词之通格。如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上片）;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下片）”。被陈延焯誉为：“情景兼到，骨韵俱高（《词则》）”。缘情写景，情非景引，“人异其心，因而物异其致”，啼鸟悲声，情花沾泪，凝情对境，悲喜相随。作者情缘于心，寄情于景，情于景先，作品定格特定之情感，绕情取景，细加描绘，致使景物呈染不同之感情色彩。如温庭筠《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情起“思乡之悲”，以悲为“脉”布景，鸡声、茅店、残月、人迹、板桥、寒霜六种景物递进铺排，构成一幅静寂清冷之画景，极尽渲染早行空旷与孤独之感，似无人之境，而人在其中，不明言愁，却愁思满纸。充分展现“客行悲故乡”之愁情。
情景交炼，即情景水乳交融，互相渗透，既融情于景，又化景为情思，情语、景语交织，景中含情，情中带景，亦景亦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如白石《琵琶仙》：“春渐远，汀州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世休说（上片）;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古人初别（下片）。”少游《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等等。离情凄迷辗转，情景交炼，尽得言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