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地文物看，没在神权的道路上沉沦是中原区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源远流长、几千年文化不曾中断，我们当代社会奉行的一些风俗和准则，在远古时代其实都能找到痕迹，如我们自古以来的家国观念、农桑观念，甚至我们酒礼、婚丧嫁娶等风俗，都是自古传承的。同时中华文明也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是这片广袤土地上各文化圈的最精髓部分，这都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扬弃过程。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扬弃：选择了王权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神权，这在各地的文物中都是有体现的。

恰巧世界博物馆日，回想之前看过全国各地博物馆内涵和风格各异的文物，觉得中华文明抛弃或者远离神权之路，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种选择的过程，其实在各地的博物馆都有『展现』，不知道各位发现了没有。今天我们以文物的某些特征为切入点，来谈谈各文化圈的一些典型文物中表露出的神权、王权或军权的痕迹。

河南博物院内介绍的商朝青铜器常见纹饰

中原区：在王权之路上我们从不走弯路

谈起中华文明，中原区是绕不开的话题，她是中华文明的主脉，扬弃了四周兄弟文化的精髓后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在河南博物院和洛阳博物馆看中原区的文物，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原区文物极少出现『人面』或『人形』相关的文物或者纹饰，主要是以自然界常见的动植物体裁为主，越早越写实，之后艺术化演变成相关的纹饰，可以说中原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没有神权滋生的土壤。这种特征一脉相承到商周时期，就演变成了『兽面纹』、『蟠龙纹』、龙虎蛇鸟蝉等动物纹饰。如中原地区5000千多年前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就是接近写实的纯动物图案；到4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就渐渐变为艺术化的鸟纹和花纹饰了；3000多到4000年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出现有蟠龙纹或者动物形状的绿松石龙形器；商周时期则是变成千年流行的饕餮纹、凤鸟纹、龙纹、虎纹等等。

中原区文物流行纹饰以自然界常见的动植物为主，几乎没有人面和人形纹饰

中原区的文物风格和纹饰流行的演变虽然说没有上面所说的这么简单，但总体上是以自然界常见的动植物为题材，渐渐地从写实到艺术化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几乎不以『人』为体裁，没有人形的文物或纹饰。究其原因是中原区的政权组织模式就是以王权为主，军权和神权为辅的文化，早在5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考古者就通过其出土的文物特征发现，这是一个王权特征明显的遗址（出土有象征着王权的石钺），没有与神灵或巫蛊有关的遗迹，其大墓随葬品也比较简单，不过度消耗人力和财力。

也就是说中原区的政权组织模式以王权为主，从仰韶到二里头甚至商周时期，其信仰的对象都是自然界常见的飞禽走兽，如勇猛的老虎、翱翔的鹰鸟等等，他们更多的是相信的是自然的力量，而不是具体某个人或者神灵。近期公布的河南双槐树遗址，以及稍早青台遗址，都出现有北斗九星等星象遗迹，也再次说明中原先民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崇拜和信仰。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迹中表现出的对自然天文的观察力以及随葬玉钺表现出对王权和军权的重视

四夷之外：无不陷入神权的窠臼

黄河上游

上面说到中原区没有走神权的弯路，但这种神权大行其道的情况在中原周边就比较普遍了。我们以中原所在的黄河流域为例，黄河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和陕西周边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就有很多『人形』或『人面』的文物和纹饰，而这很可能就是这些文化中的神、巫集团中神明的写照，如大地湾文化出土有一个圆雕头像造型，短发齐额，双目圆睁的人形陶，称之为半神半人彩陶瓶，这种器形在中原区是没有类似的发现的。

还有陕西的杨官寨遗址出土有人面盆；半坡遗址出土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且不止一个文物有这种图案，这些人面像都是画在陶盆上并且是当成葬具使用，可见上面的图案寄托着某种含义，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半坡人信仰的神灵『巫』的形象，是很有道理的。这些文物虽然不能完全断定它们是走的神权的道路，但起码能说明神权在它们的政权组织模式中相当的比例。

黄河上游，从甘肃到陕西关中各文化类型都出土有人面文物，这种人面文物的出现基本都与巫或神脱离不了干系

西辽河流域

如果说黄河上游地区的神权模式还不清晰的话，那么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则是很明显的走着神权为主导的政权组织模式。

北方西辽河流域，以红山文化重要的牛河梁遗址为例，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央部位的山岗上，有规律地分布着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成群的遗址，组成了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以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这说明牛河梁遗址是一个神圣的宗教祭祀场所，在庙区内外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见任何居住遗址的迹象，是专门建立的独立的庙宇和陵区，遗址内发现的人面泥塑，称为红山女神，或许就是红山人信奉的神明塑像。

红山文化代表文物，最著名的当属玉猪龙和红山女神像

5000多年前，在生产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红山文化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修建庞大的祭祀群或者陵区，这让我想起了同时期的埃及，古埃及法老的神人合一、王权神授，把财富用在维护神权权威和逝去的人身上。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窥见神权在红山文化的政权组织模式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牛河梁神庙遗址庞大的积石冢

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三星堆文化出现有大量的玉面或青铜人（神）面；良渚文物上有很多人面纹饰，几乎都出现在玉琮上，而不是玉钺上，由此可见玉琮是神权的物化，拥有玉琮即被赋予了神权。此外良渚的瑶山大墓、反山大墓等与牛河梁的大墓性质十分相似，都是需要大量的财富和人力才能建成。可见良渚也是一个类似于红山文化的神权、军权为主导的古国。

石家河、三星堆都有大量的人面饰

长江下游的三星堆亦是如此，在三星堆发现青铜器的两个祭祀坑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器，其中青铜器以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像、青铜神树等最引人注目，在三星堆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中，人像造型占了大半。人像或者竖直站立，或者屈膝而跪，姿态万千。通过学者的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很少有兵器出土，多数是祭器、神像等器物，这说明三星堆是通过神权意识组织和凝聚人的，而不是靠王权或军权等形式。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的青铜神面

甚至到了商朝时期，长江流域依然有用人面纹饰的习惯，如藏于湖南博物馆的人面方鼎，为商代后期鼎常见的样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

人面青铜方鼎，商代后期青铜器，现收藏湖南省博物馆

见微知著

为什么除了中原之外，周边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人面文物或纹饰？其主要原因还是文化属性不同所致，中原区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重视农耕和蚕桑业、相信自然的力量而不是某个人或者神灵，其组织模式始终以王权、军权为主，神权为辅助的，不过度的把积累的财富和大量的人力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到在生产，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到了商朝，即使神权曾经一度严重掣肘商王朝决策，但商王立刻进行了抗争，如武乙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著名的『武乙射日』事件，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事件，王权是不允许神权来僭越自己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原文化尤其是早期几乎没有人形、人面的文物或纹饰的原因。

但周边的文化，尤其是红山、良渚、三星堆文化，这种神权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就不一样了，都存在为神明塑像的习惯，宗教祭祀活动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故而它们的文化圈出现大量人形的文物或纹饰；这种以神权为主导的文化，无节制地将民力和财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宗教祭祀设施上，极大地损害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的基础和动力。文物特征很能反应一个地区文化的属性，中原与四夷文物特征不一样，也正是文化内涵不同所致。

中原区存在重礼制轻人像的社会心态，自新石器时代已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区整合周边的文化，先进的文化进行吸收，糟粕文化进行舍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文化，也奠定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格局，甚至到了周朝，我们依旧是沿用这种文化精髓，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好的治国之道，孔子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也就是说使民众过上安定的生活，崇敬神明的德行，而不是去迷信神明的能力，就可以说是智了。孔子的这番话可谓是中华文明对鬼神或宗教态度最好的解释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释清楚了国家和个人都不应该过度信奉神权或宗教。

参考文献

宋建，《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2017年06月08日，《东南文化》；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_红山_良渚_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