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and Culture Organization）第42次大会通过决议，将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Göbekli Tepe）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1] 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相关决议文件如此描述哥贝克利石阵：“该遗产地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Germuş山脉，特征为巨大的圆形和矩形巨石结构，据信为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在公元前9600-8200年之前的陶器新石器时代竖立，被称为城邑。这些古迹很可能与丧葬仪式有关，独特的T形柱子上刻有野生动物的图像，从中可以窥见约1.15万年前生活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信仰。”[2]即这是一处约12000年前的人类祭祀活动遗址，亦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the World’s Oldest Sanctuary or the Earliest-Built Temples in theworld）。[3, 4]（注：中国良渚古城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于2019年7月6日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第43次大会确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不是被国际学术界上认可为古代城市文明的标识，其另有衡量系统，如同哥贝克利石阵不会被认为是12000年前某古文明遗迹一样。由于中国考古学家们杰出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委员的遗产项目描述中写道：“这些（良渚）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6]）哥贝克利石阵于1983年被一个农夫发现，他在田地里捡到了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并把它送到了当地博物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人员曾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个地区作过考古调查，他们看到很多破碎的石板，猜想是一些墓碑，所以认为这个山丘不过是一个中世纪的公墓。因此，那个农民的发现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7]1993年，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Schmidt）（图2）看到那个农民发现的石头，一年多后，他重新对那个山丘进行调查。直到2007年，真正的考古发掘才正式开始，各种准备工作足足花了十多年时间。发掘开始不久他就发现，哥贝克利石阵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前陶时期（Pre-Pottery Neolithic）最古老的遗址之一，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9600年。[7]
哥贝克利石阵（Göbekli Tepe）建造于土耳其东南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石构缓坡上（图5），位于今乌尔法市（Şanlıurfa）东北约15公里，可以俯瞰乌尔法地区。[8，9]“Tepe”是波斯语，意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文化层堆积隆起的土堆，是中东地区特有的一种考古遗址形态，阿拉伯语称为“tell”，土耳其语称为“hüyük”，中文可译为古堆（Ancient artificial mound）。[10]哥贝克利石阵所在的古堆直径约300米，高约15米，总面积约9英亩（约合3万6千多平方米）。[3，9]考古学家已发掘出9个石圈建筑（Enclosure A to I）（图6），通过地磁物探还发现另外10余个石圈建筑，预计其总数将达到20个。[3，9]哥贝克利石阵的石圈建筑由多个巨型一体的T形板状石柱（T-shaped monolithic pillars）、石墙及“石椅”（benches）围筑而成；一个石圈的外圈T形石柱最多可达12个；外圈T形石柱宽面垂直于墙体，相邻两个T形石柱通过石墙衔接；石圈中央平行竖立两个较周围更大的T形石柱。T形石柱最高可达5.5米，最大的T形石柱重量可达12吨。[3，9，11]石圈C和石圈D是已探明最大的两个石圈建筑，考古学家对其进行整体揭露，发现其内圈底层地面为人工磨光的平滑基石（Bedrock）（图7）。石圈D是目前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一个，两个中央T形石柱高达5.5米，分别被安置于两个由基石凿刻而成的浅基座（shallow pedestals）中。石圈C的两个中央T形石柱在史前已经被损毁，并有意识的掩埋在一个深坑中。[9]最古老的石圈建筑年代可追溯到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PPN A），即公元前10千纪（距今约1.2万年），这类石圈建筑高大宏伟，其中T形石柱高约4至5.5米，石圈直径约10-30米。哥贝克利石阵的晚期石圈建筑规模较早期大为缩小，部分残留的中央T形石柱高度不超过2米，其年代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B期（PPN B）早段至中段，即公元前9千纪（距今约1.1万年）。哥贝克利石阵的很多T形石柱上雕刻着狮子、狐狸、野猪、野驴、野牛、蛇等动物浮雕图案，由动物浮雕表现出的性别特征均为雄性（图8，9，10，11）。[3，4，9]有些T形石柱上雕刻类似鸭、鹤等鸟类，以及蜘蛛、蝎子等昆虫浮雕图案（图8，10，11）。[3，4，9]部分T形石柱上雕刻几何纹浮雕，一些中央T形石柱刻有人手臂和手掌图形浮雕（图12，13）。[9]哥贝克利石阵亦出土了一些石质大型圆雕动物，多为猛兽，如食肉动物（Predator）和野猪等（图14）。[9]这些圆雕动物原来应该安置于石墙顶上。[3，11]此外，哥贝克利石阵还出土了单个的石雕人面像（图15）。[9，12]一个石圈中间人工磨平的基石地面上刻划着一个裸体女人的形象（图16）。[13]在2014年的发掘季，在K10-13/K10-23号堑壕中出土了一具半身石雕人像（图17），发掘者认为该区属于哥贝利克石阵早期阶段的祭祀坑。[14]欧洲于两万多年已经出现石构浮雕，如法国多尔多涅省劳塞尔（Laussel）出土的高约44公分的浮雕“维纳斯”石像（图17），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5万-前2万年。[15]
法国夏朗德省罗塞斯一石块上雕刻着一个人被一头野牛或麝牛追逐的浅浮雕（图18），浮雕上人高约50公分，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万年。[16]以上这些两万多年前的史前浮雕已经非常具像，但多为零星出现。哥贝克利石阵是大量的、系统的出土一万年以前的动物、鸟类、昆虫、几何纹和人物造型的浮雕或圆雕，这种情况之前还未出现。哥贝克利石阵的发掘者，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认为哥贝克利石阵是一处与丧葬祭祀有关的史前宗教场所，一些葬礼有关的仪轨会在单个石圈中举行。[11] 克劳斯·施密特还认为巨型的T形石柱本身代表人的造型，其中T形石柱上半部水平的“一”字结构代表人头，下半部直立部分代表人的身体，因为在部分T形石柱的下半部分雕刻有人的手臂和手掌。[3，11]如克劳斯·施密特所言，象征着人形的石圈周围竖立的巨型T形石柱围成一圈，头手朝向两个更宏伟的中央T形柱（人形），似乎呈现“焦点瞻仰”（Focusing of attention）式的祭祀仪轨（图7，20）。[3]
哥贝克利石阵由近20个石圈和超过200个T形石柱组成，[11]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史前宗教建筑群，称其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一点不为过！一万多年前，哥贝克利石阵可能是周边很大区域内的狩猎采集人群共同的宗教祭祀场所。哥贝克利石阵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居址遗存，这表明人们来到这里就是开展祭祀活动。谁在约一万两千年前来到这里，建造了如此庞大的宗教建筑群呢？哥贝克利石阵出土的植物遗存显示，当时在这里活动的人群食用的植物类食物中没有驯化的谷物；出土的动物遗存多为羚羊、野牛、野驴、红鹿和野猪等，也均为野生类型，未出现驯化的家养动物，[3]这表明建造哥贝克利石阵的人群为狩猎采集者。这些狩猎采集者需要将巨大的石灰岩岩体进行开凿、切割、打磨、搬运（几百米）、雕刻，并将几吨、甚至十几吨重的石柱竖立排列，这在一万两千年是不可思议的工程，而且是在金属工具和陶器（在这个地区）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哥贝克利石阵的文化层堆积持续千年，[12]表明在一千多年里，哥贝克利石阵一直作为这些狩猎采集人群的宗教活动场所，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图像学认同，其服务的人群可能包括周围很大范围。内瓦利科里遗址（Nevali Çori）距离哥贝克利石阵约50公里，是一处包含定居（图25）和神庙遗址（石圈）（图23）的史前聚落遗存，其年代约公元前8600-前7900年。[8，17] 内瓦利科里遗址的年代与哥贝克利石阵后期重合，是同期距离哥贝克利石阵最近的定居点。内瓦利科里的石圈神庙是一个13.9米*13.5米的方形建筑结构，由13个巨型一体的T形石柱及外石墙和衔接T形石柱的石椅（Bench）组成，其规模较哥贝克利石阵早期神庙小得多，与哥贝克利石阵晚期神庙形状和结构类似。[8，9]内瓦利科里遗址也出土了与哥贝克利石阵类似的石雕人面和人像（图24）。[9，12]
可见内瓦利科里与哥贝克利石阵具有相近的文化属性和宗教传统。内瓦利科里的定居人群可能也参与了晚期哥贝克利石阵的建造和宗教活动，其亦可能为早期建造哥贝克利石阵人群的后人。毫无疑问，延续一千多年建造、维护哥贝克利石阵，以及定期远道前来开展祭祀活动，势必需要庞大的劳动力投入和物质支撑，这些资源需求对于此时小规模的狩猎采集者族群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哥贝克利石阵处于新月沃地北沿，是那个历史时代最早的遗址之一。[7]DNA研究表明，新月沃地的家养动物和谷物的积极驯化及扩散活动约始于公元前9000年（图26），[18]即发生于哥贝克利石阵开始营建几百年后。哥贝克利石阵的建造、维护和定期祭祀是否促进一定区域内的狩猎采集者聚落定居、融合、扩张，以及促进家养动物和谷物驯化尚不得而知。但是其促使狩猎采集者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加深和扩大形成共同的宗教传统及图像学认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因发掘哥贝克利石阵，而广为人知。其实在发掘哥贝克利石阵的10年前，克劳斯·施密特就参与发掘了内瓦利科里遗址，并对这一区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所以其“发现”和发掘哥贝克利石阵并非偶然。2014年7月20日，克劳斯·施密特（图27）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离世。[19]四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宣布，将哥贝克利石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安栖在托罗斯山脉东南坡上的哥贝克利石阵亦称为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永远的丰碑！
🔺 图28：卡拉汗古堆（Karahan Tepe）-T柱
经过考古学家的踏查，哥贝克利石阵周围又发现了一些巨型T形石柱的史前遗存，如卡拉汗古堆（Karahan Tepe）（图28）、阿扬拉尔古堆（Ayanlar Hoyuk）（图29）等。[20]可见在一万两千年前，哥贝克利石阵并不孤独。
🔺 图29：阿扬拉尔古堆（Ayanlar Hoyuk）-T柱
哥贝克利石阵与那段时空，还有许多未知的秘密有待去揭开！1.Decisions adopted during the42nd 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Manama, 2018)，WHC/18/42.COM/18.2.https://whc.unesco.org/en/list/1572/3.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pp.406-407, London: Thames &Hudson Ltd, 2012.4.AedeenCremin(Chief Consultant): The World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pp.212,Firefly Books Ltd., 2012.5.Decisions adopted during the43rd 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Baku, 2019)，WHC/19/43.COM/18.6.https://whc.unesco.org/en/list/15927.[美]埃里克·H. 克莱因（著）， 林华（译）：《考古的故事》， 第141-145页，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8.AntonioSagona and Paul Zimansky: Ancient Turkey, pp.57-64, Ox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9.9.JensNotroff, Oliver Dietrich, Joris Peters, Nadja Pöllath, Çigdem Köksal-Schmidt: Göbekli Tepe: What modernlifestyles owe to Neolithic feasts. The early mountain sanctuary at GöbekliTepe,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 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 UnderstandingGöbekli Tepe, pp.32-49, Istanbul: 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 2016.10.Michael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p.31, Oxford:Equinox (0xford) Ltd, 1990.11.KlausSchmist: Carved Creatures from the Dawn of Agriculture: Göbekli Tepe, Turkey,Brian M. Fagan (Edited): Discovery: Unearthing the New Treasures ofArchaeology, pp.180-183,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7.12.Trevor Watkins: Who BuiltGöbekli Tepe,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 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Understanding Göbekli Tepe, pp.50-59, Istanbul: 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2016.13.Mehmet Özdogan: Understanding GöbekliTepe,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 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 UnderstandingGöbekli Tepe, pp.18-31, Istanbul: 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 2016.14.LeeClare, Müslüm Ercan: Göbekli Tepe: Continued fieldwork and researchsince autumn 2014,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 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Understanding Göbekli Tepe, pp.78-83, Istanbul: 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2016.15.[英]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 第87页，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16.[英]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 第211页，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17.Antonio Sagona and PaulZimansky: Ancient Turkey, pp.46,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18.ColinRenfrew and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pp.276-277,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12.19.Nezih Başgelen:KlausSchmidt: From Nevali Çori/Veba Valley to theWish Tree of Göbekli Tepe,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 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Understanding Göbekli Tepe, pp.10-17, Istanbul: 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2016.20.BahattinÇelik: Göbekli Tepe is not lonely, Murat Nagis(Editor-in-Chief):Actual Archaeology-Anatolia: Understanding Göbekli Tepe, pp.60-67, Istanbul:Actual Archaeology Publishing, 2016.
图1-29引略：
1.Brian M. Fagan (Edited): Discovery: Unearthing the New Treasures ofArchaeology, pp.180-183,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7.
2.whc.unesco.org/en/documents/
3.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Thames &Hudson Ltd, 2012.
4.[英]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