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系统论”之“一般进化论”的内涵

自从1968年奥地利生物学家L·贝塔兰菲(Ludwin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一书发表以来，在“三论归一”(“三论”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当代科学总体整合的途程中，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且，由于L·贝塔兰菲采用了“类比”式的“从各个学科中出现的问题着手，说明系统观点的必要性，然后用实例或详或简地介绍”（1）的方法；因此，它仍具有描述实证之科学经验的特点，而未臻分析抽象之科学规律的佳境。它虽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系统观点的必要“，但并未深入透彻地揭示出系统生成、发育的机制。(也就是说：一般系统论的方法论特点是“结构主义”的，而未能着重探索“系统”生成、发育的功能。)而在实际上，正如萨特(Jean　-　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说：由于运动，空间在时间中产生。（2）或如普里高津　(ILya　Prigogine，又译普里戈金)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所说：
演化组成实体。（3）

也就是说：“系统”乃是“进化”的结果。宇宙之共时的系统层次的存在，不过是其历时的进化系列的集合。换言之：空间的杂多的存在，统一于时间的动态的机制。正如恩格斯阐明之黑格尔的“伟大的基本思想”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才认为“系统观点”是“必要”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才认为“人文进化”不仅是“一般系统”(General　System)整体结构的一个较高层次；而且，“人文进化”有着“一般进化”(General　Evolution)的内涵。换言之，如果说“一般系统论”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话；那末，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解结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的、本书作者称之为“一般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　Theory)的新兴学科。而“人文进化学”正是着重探索系统生成、发育机制之“一般进化论”的分支。
“系统”(System)，最初是人类对于大宇长宙之根本统一的直觉。从古至今，人们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术语描述着整个世界统一的巨大系统，并且建构了各个学科自己的分支系统。古代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之《世界大系统》一书，是人类最早采用“系统”这个术语的著作；而亚里士多德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是对系统“整体性联系”的最初表达方式。L·贝塔兰菲认为：这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5）

“系统”的观念，西方世界中，只是到了康德，才第一次由“单是经验的规律里碰到”的“系统化的统一性”，（6）上升为“在少数原理下的多样变化”的“统一性”。（7）康德不仅正确地认识到：“一个事物，……它的各部分，……它们的存在与形式，都只能由于它们对于其全体的关系才成为可能”；（8）“事物的各部分相互为其形式的因果而自行结合为一个全体的统一；（9）事物的“每一部分……是由于一切其余的部分的作用而有其存在的，而且又是为了其它各部分以及为了其全部而存在的”。(10)而且，他进一步地明确指出：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1)
康德认为：在它(自然)里面，有一个我们能把握的类和种的层次、诸类又按照一个共同的原理相互接近，于是从一类到另一类的过渡和由此达到上一级的类成为可能。(12)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康德早就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12)并且于1755年发表了他的《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康德的贡献。他说：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14)遗憾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世界中，对“大宇”之空间几何拓扑性质的关切，在很长的时间中，一直压抑了对“长宙”之时间绵延流逝性质的认识。如普里高津所说：在西方的经典物理学中，时间(t)只起一个参数的作用，过去和未来是等价的。(15)这种时间观的根源在于一种“现实世界简单性”的信念。(16)直到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才建立了“时--空连续统”的概念。但是，如同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巴沙拉布·尼科莱斯库　(BASARAB　NICOLESCU)所说：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情况毫无改变。我们仍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过去几百年的思想行事。(17)
“一般系统论”的早期学科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系统生成、发育机制及其进化、演变历史的漠然，证是西方自然科学对“长宙”之时间绵延流逝性质自古以来缺乏认识觉悟的典型。这种情况，在近来有了令人喜悦的改变。作为继系统论创始人贝塔兰菲之后在美国推动“系统运动”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的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于1978年在其《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一书(18)中明确指出：在对来自环境的挑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自然的系统自己创造自己。(19)
存在着一个从多样性和混乱走向单一性和秩序的进程。(20)直到整个网络有了巨系统(GIANT　SYSTEM)的性质。(21)结构或功能的复杂性并不是进化的目的，而是进化的结果。(22)如果进化确实在各个地方进行着，那么它就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不存在其它的路径。(23)
论文“一般系统论”之“一般进化论”的内涵这就明确规定了宇宙的时间之矢。(24)这样，“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之“一般进化论”(GENERAL　EVOIUTION　THEORY)的内涵，第一次为人明确揭示出来。

其实，“一般系统论”原本就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的贝塔兰菲，原是一个生物学家。他的最初的“系统论”学说，乃是“有机论的生物学”(ORGANICAL　BIOLOGY)。在他所谓的“有机论生物学”中，他提出了“动态性”、“等级性、“系统性”的三个基本观点。而这三个基本观点，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的主旨所在。查理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人们常常把它与“生物进化论”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但在此之前，“早已屡次有人提出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大最无可辩驳的有关生物进化的事实证据，并［初步］阐明了发生进化的机制。这一机制当然就是自然选择”。(25)达尔文的贡献，并不是创造了“进化”的概念，而是以大最的资料证明了“进化”的事实。同样，达尔文的贡献，也并不是建立了生物的“系统”；这个历史任务，早由卡尔　·林耐　(CARL　VON　LINNE)在1735年发表的《自然系统》一书中完成。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主旨，是对“系统发育机制”的探索。达尔文“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自然选择”的学说，是对于“生物进化”之“系统发育机制”的最初的说明。达尔文对“系统发育机制”的探索，是西方自然科学界进入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阶段的标志，它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及进一步的发挥。正如普里高津所说：生物学家达尔文、哲学家斯宾塞、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时间”及演化过程中的“历史因素”的研究作出了很多贡献。(26)达尔文明确指出：“自然系统”是以伴随着变化的进化为基础的。自然学者所认为足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间真正亲缘关系的性状，都是从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所以，一切正确的分类必然是依据世系的；共同的家系是自然学者无意中找到的一个隐蔽的联系。(27)自然系统是依据世系排列的，好像是一个宗谱。(28)［自然系统］它是力图照世系排列，用变种、种、属、科、目和纲等术语来表示所获得的差异的等级。(29)因此，达尔文认为，在生物界内所存在的“系统”，乃是一个持续生长发育的、有等级差异的“生命之树”。在达尔文看来，当今世界所共时并存的各种生物，以及在地层中所发现的各种化石所记录之早已灭绝的许多古代生物，都不过是历时的物种进化序列的集合和结果。达尔文用诗一样的语言说道：同一纲内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可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种比拟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真实，……依我想，这巨大的“生命之树”……它的许多已毁灭而脱落的枝条，充塞了大地，它的不断的美丽分枝，遮盖了大地。(31)当代一般系统论常用的“系统树”的图形，正是具有如此的内涵。当代一般系统论所谓动态的、有层次差异的、递价结构的“一般系统”，无非是把达尔文所谓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有等级差异的、宗谱结构的“生物系统”做了进一步的推衍泛化。

自从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之后，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或早或晚地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并“推而广之，进而探索所有物种的系统发育史”。(32)正如美国生物学家艾伦(G·E·ALLEN)所说：19世纪的后40年，几乎所有的生物学科，除了普通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以外，都将系统发育的研究看得高于一切，而把本门学科的研究放在次要地位，或者被融于进化论的研究之中。(33)
这种历史趋势，使得“进化论”在20世纪初叶实现了与“群体遗传学”(Genetics　of　Populations)的综合，并于20世纪中叶进一步实现了与“分　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水平的“基因遗传学”　或称“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的综合，从而使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展到了所谓“新达尔文主义”(New　Darwinism)的新阶段；从而使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生物进化”的内在机制；并且为使人们了解“一般进化”的内在机制，奠定了基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虽然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但并没有能够回答“自然选择”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理论中，还有某种“后天获得性遗传”的意味。(34)
但是，正如奥地利的一个僧侣格里哥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6年之后　(1866年)发表而迟于1900年才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论文《植物杂交试验》(Versuch　uber　Pfanzenhybriden)所揭示的那样：“自然选择”所能够发生作用的，并不是“后天获得”的“性状饰变”，而是“遗传基因”的“重新组合”。物种进化中的“变异”或“突变”(mutation)并不是生命的个体和群体后天适应环境的结果，而是某种“重组”后的“遗传基因型”因其“达尔文适合度”(Darwn-ian　Fitness)而在一个“孟德尔式群体”(MendelanPopulation)中得到表现的结果。在孟德尔之后，1953年，莫·休·弗·威尔金斯(M·H·F·Wilkins)、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詹姆斯·沃森　(Jame　D·Waston)终于搞清了遗传物质“DNA”　(脱氧核糖核酸)亦即“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的“基因”(gene)的“双螺旋”结构。从而使人们认识到：DNA链上的碱基排列具有《易林》所谓“符左契右，相与合齿”的密码的作用。而所谓“基因的重组”，是发生于“DNA”之双螺旋之间的碱基合符、对契的过程之中。正是“DNA”之双螺旋之间的碱基在合符、对契过程中的随机可能，才成为进化的无尽源泉；而这种在微观层次所发生的随机可能，只是在相比较而言的宏观层次中，才能得到表现的机会。如同法国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　(Jaques　Mo-nod)所说：［必须］通过自然选择来最后判定对扰动性能的取舍。(35)
［微观层次的］扰动在宏观系统内积累起来以后，就将缓慢地但又肯定改变这个系统的结构。(36)当代所谓的“突变论”正是对于微观扰动所引起的宏观突变之机制的数学说明。

这样，“生物进化论”与“群体遗传学”的综合，便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奠定了“新达尔文主义”或称　“综合进化论”的三个基本概念　——基因重组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世系遗传也就是说：在微观层次即在分子水平上的“基因重组”，必须经过宏观群体中的“选择”，才能得以表现从而作为一种稳定的特性而在世系中“遗传”。
基于如上的认识，人们终于发现：“一切生物的［遗传］密码都是共同的”。(37)只是由于同一“遗传密码”之近于无穷的可能组合，才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发育长成了犹如“生命之树”的巨大生物系统。基于这个发现，美国加里福尼亚工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在1949年提出了他对生命问题的哲学点。他认为：寻求生物现象的统一规律，只有根据进化这一事实。(38)如果把“基因重组”之“随机可能”比喻为自然界中的“噪声源泉”的话，那末，正如法国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que　Monod)在其1970年发表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自然选择能够从一个噪声源泉中谱写出生物界的全部乐曲。（39）但是，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用“物种进化”的理论来揭示人与生物系统的统一，了解人在生物系统中的位置。正如赫胥黎(Thomas　H·HuxIey)早在1863年所说的那样：关于人类在动物界［以及在生物界］的位置的知识，是正确理解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预备知识。(40)赫胥黎进一步地指出：关于人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由生物产生的力量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理由使我怀疑，从不成形的到成形的，从无机的到有机的，从盲目的力量到有意识的智慧和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界的伟大进程中的相互联系的东西。(41)赫胥黎明言，这种“相互联系”是在“自然界的伟大进程中”。这实际上，已经把“生物进化论”推衍、泛化成为了“一般进化论”。

当然，在19世纪的历史条件中，赫胥黎还不可能认识“一般进化”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只是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末期由于“非平衡态热力学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以及“耗散结构论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的创立，人们才开始了解，作为高度有序的生物系统，只不过是在所谓“宇宙大爆炸”之后，在宇宙整体上服从“平衡态热力学”或者“熵定律”(The　Law　of　Entropy)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中，在局部区域由于“非平衡态热力学”的规律，而“从混沌到有序”　(Order　out　of　Chaos)的产物之一。换言之，由于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在宇宙的局部区域(如地球)出现了熵值递减的趋势。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才说：一切状态……都是进化的结果。(4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里高津才说：达尔文教导我们，人类是镶嵌在生物进化中的；爱因斯坦教导我们，我们被镶嵌在一个进化着的宇宙之中。（43） 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困难：如果说某些状态是“非平衡态热力学”之“从混沌到有序”的“进化的结果”的话；那末，它们在更深的层次上，仍然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服从“平衡态热力学”的规律之“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退化的结果”；更何况，在宇宙中不仅存在着非平衡态的“有序结构”，也存在着平衡态的“有序结构”，还存在着介于平衡态和非平衡态之间的“有序结构”。(44)因此，所谓“进化”，就“一般进化论”的意义而言，无非是意味着每一种层次的结构都以前面的一些层次的结构为先决条件的不同等级的层次及其复杂性的增加以及各种历时产生的异质结构在空间中的并存。
这里，本书作者有必要对“一般进化”作一个更为清晰的说明。
自达尔文进化论创立以来，它虽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并未获得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与体系泛化，更未能形成一个能够揭示所有存在层次发生、演变之进化历史的一般进化理论。这是因为，“达尔文理论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解释”。(45)在其中，并“没有关于进化的达尔文定律”。(46)所谓“适者生存”，无非是说“生存者即适合者”、“生存者即生存者”。因此，卡尔·波普尔　(Karl　R·Popper)于1965年在其《关于云和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47)一文中说：进化理论的困境是它的同语反复，或几乎是同语反复的这个特点。(48)因此，尽管卡尔·波普尔后来改变了对于“进化论”的轻视态度，而且提出了建立“新的进化论”(49)或者“更一般的进化理论”(50)的动议。然而，他仍旧不无疑虑地说：恐怕我除了重新强调几处之外，对现在的进化理论增添不了多少东西。(51)
这种困境，也曾使本世纪60年代美国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历史演化”的认识层面上倡导“文化进化论”的学者苦恼。1960年出版的由莱斯利·A·怀特(Leslie　A·White)作序、托马斯·哈定(Thomas　G·Harding)等人合著的《文化与进化》一书的《导言》中便坦率地承认：大多数关于进化的定义--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或者是两者结合的，都不甚贴切。(52)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过是用“进化”一语来取代“历史”、“发展”、“演变”、“运动”等等术语。即使在莱斯利·A·怀特称作“对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作的区别应该大大有助于澄清历史与进化两者概念上长期存在的混乱”(53)　的萨赫林斯　(Marshall　D·SahlIns)的论文《进化：特　殊进化和一般进化》(54)之中，也不过说：“特殊进化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运动。一般进化则是……指生命更高形式的出现。”(55)

本书作者所谓“每一种层次的结构都以前面的一些层次　的结构为先决条件的不同等级的层次及其复杂性的增加以及　各种历时产生的异质结构在空间中的并存”的说法，则强调了“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运动”乃是一个不可逆的“增长着的等级系统”(56)历时发生的时间过程；并摒弃了所谓“生命更高形式”之“价值论”的含意。在本书作者看来，“每一种层次的结构都以前面的一些层次的结构为先决条件”，并不意味着“后来”产生的结构比“先前”产生的结构“更高”、“更有价值”。此外，本书作者还以“各种历时产生的异质结构在空间中的并存”的说法，揭示了所谓“多元进化”的实质所在。
这里，仍尚未涉及“一般进化”之“内在机制”的问题(这将是本书作者在下一章中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一般系统论”之“一般进化论”的内涵，毕竟因生物系统的“发育生成”而显现，并且终于因“耗散结构论”、“协同论”(Synergelics)、“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的创立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欧文·拉兹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揭示“一般系统论”之“一般进化论”的内涵。或者换言之，“类比”型的“一般系统论”由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出现，渐渐朝着“参量”型的“一般系统论”转变。还可以说：“一般系统论”正在被“还原”成为了“一般进化论”。当然，这种“还原”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正如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在其《人工科学》一书中所说：用过程描述代替状态描述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57)［但］要解决问题，就要使对同一复杂现实情形的状态描述与过程描述不断相互转化。(58)

在“一般进化论”的认识层面上，从物理结构到化学结构，到生物结构，到人与动物共有的社会结构，(59)到人类社会独有的人文结构，这样一个有着递价秩序的系统层次，并不是单纯的“空间差异”，而是可以还原为“时间差异”的“一般进化”的“序列”。这个序列之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的“分叉的连续”，(60)其内在机制，是微观扰动经网络放大后引起宏观状态的非连续性突变。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宇宙由于“微观的扰动”或者如中国唐代道家张果所说的“自然因缘”(61)，一方面创造着生命，向有序进化；一方面又趋于死亡，向无序退化。但是，从“一般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结构的共性；而特别注目于从物理结构到化学结构，到生物结构，到社会结构，到人文结构之逐级有加的信息量增值、运动速率加大的有序化进程；并且要着重指出：每一个较“低级”的层次，进化到一个较“高级”的层次，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因此，正如欧文·拉兹洛所说，在系统谱系之中：从下往上有着连续性，从上往下则有着不可简约性。(62)
这就是说，尽管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人文结构等都是“一般进化”的结果；但是它们在一般进化的谱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因此，任何一个在一般进化谱系中处于较“高级”层次的内在结构，都不能完全“还原”为在一般进化谱系中处于较“低级”层次的内在结构。
也就是说，在“一般进化论”看来，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人文结构，一方面有着共同的进化方向，共同的发育、生成机制；一方面又是不同进化阶段的产物，有着不同的发育、生成途径。

在这一方面，除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之外，本书作者创立的“人文进化学”即对于“人类在生物进化基础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63)的研究，以及国外某些学者所谓的“扩大的新达尔文主义”，也对“一般进化论”的建构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正是“人文进化学”或者是“扩大的新达尔文主义”着重探讨了自然科学家很少涉及的人类文明结构的生成、发育即“进化”的机制。美国学者C·J·巴杰玛曾说：
近年来，有一定数量的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采用了控制论模型把文化系统描述成为人类与环境相关的非遗传信息的差异性传递，并且从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描绘出文化系统和遗传系统的相互作用。(64)
但是，根据本书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文化即人文进化与生物进化即遗传进化之显著的不同，并不仅仅是通过“非生物”的方式脉传进化信息。因为在社会结构中，通过“模仿”式的“学习”，动物也能够通过“非生物”的方式脉传进化信息。人之异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人类能够“通过符号语言”(65)来脉传进化信息；更重要的，人类之所异于动物，在于其通过“体外非生物进化”(66)，而使“环境”适应于“人类”(67)。正如恩格斯所说：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68)
正是由于“人文进化学”的建立，“新达尔文主义”或“综合进化论”便朝着“一般进化论”又前进了一步。在“人文进化学”的认识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宇宙的一般进化历史归结为如下的系统序列　——
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生物结构--→社　会　结　构--→　人　文　结　构
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社　会　进　化--→　人　文　进　化
（陇菲按：社会结构、社会进化为人和动物所共有，人文进化、人文结构为人类所独有。）
也就是说：“人文进化学”正是对于宇宙历史进化之最高层次“人文结构”之生成、发育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只有在“一般进化论”的科学基础上，才能透视“人文结构”所跨越的所有层次，并从而洞察“人文结构”与其他各种结构层次之间的反馈协同关系。
“一般进化论”不仅有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背景，也是中国古典哲学之“整体性和自发性”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普里高津所说：
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69)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把世界看做“天人合一”的整体，并提出了以“动态”为其特征的中国古典系统论学说“阴阳五行说”。
许多学者都曾经把“阴阳五行说”说成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思想”；但很少有人指出“阴阳五行说”与“一般系统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强调时间、功能，后者强调空间、结构。不仅如此，“阴阳五行说”还强调“时--空”的统一，以及时间对空间的“率领”；因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在实际上早已具有“一般进化论”的内涵。
宗白华先生曾说：
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尽空间，而是潆迥委屈，绸缪往复，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的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70)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古典哲学早就形成了“时间率领着空间”的“时空合一体”(即西方现代物理学所谓的“时空连续统”)的“宇宙”观念。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不像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宇宙”(cosmas　universe)观念一样，只是“空间”的观念，而是一个“时空合一”的观念。“阴阳五行说”，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
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
这里强调的是历时的“随”、“序”，强调的是五行的“官”、“能”。各种不同结构的事物(“官”)，正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前后相随，构成了状态的序列，而实现着自己的功能。只是在这个朴素的“一般进化”的意义上，“阴阳五行说”才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系统。“阴阳五行说”并不只是以“类比”的方式把万事万物归结为五种类型，而是以“行”的动态，来统一万事万物的差异区别。因此，《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强调：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这就是说，所谓“五行”，强调的是共同的动态，故谓之“行”；这后一个“行”字，便是“运行”。(国外文献一般把“五行”译为“Five　eIemet”--“五种元素”；其实，正确的译法应是“Five　Motion　state”--“五类行态”)所谓“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则正是强调了在共同的行运之中，又有态势的差异。
如果说，“阴阳五行说”强调了“动态”之“行”的话；那末，老子的《道德经》，则早已明确地申明：万事万物都是由从“首”、从“走”之“道”的动态而生。
老子《道德经》明言：
有生於无。(71)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2)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通法自然。(73)
这是对“从无序走向有序”之“自然发生”机制的天才直觉，是对“天人合一”之系统整体性特别是对其发育生成之历时进化的天才直觉。
中国古代的儒家，正是兼采了道家的精华，才提出了“原道”的人文发生学说。《文心雕龙·原道》明言：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样，便自“无”而“有”，勾画出了一条由自然到生理　(心生)；再由生理到人文(言立)的系统发生的轨迹；勾画了一条从“古有无文者”(74)到“刻镂文采”(75)之人文结构发育生成的历史轨迹。
当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之中并未能把“心生”和“言立”，即“生物结构”的发生和“人文结构”的发生本质地区别开来。他所谓“心生而言立”，乃是一个有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78)之内涵的命题。这样，便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一元论的、历时进化的命题，篡改成了文明与自然“并生”的二元论的、空间差异的命题。真正对老子思想的理解，还有待于后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寻求整个世界的统一的规律。但是直到现在，人们才终于开始明白：宇宙万事万物的统一，正在于宇宙永无休止的运动；而且，这种“运动”，有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此所谓“有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的运动”，正是所谓的“进化”。本书作者所谓的“一般进化论”正是以“进化”的功能对世界统一性之哲学的说明。正如普里高津所说：
载着时间之矢的动力状态的概念融合了古典观念排斥的方面。对状态的规定与产生状态的过去联系了起来。状态产生于时间中的定向演化，对状态的规定保留了这种方向。(77)物理学赋予瞬时概念以方向的新规定，表达了一种不再需要任何无限认识的可能性来说明的形式在概念上出人意料的丰富性。(78)
大宇长宙正是如此而“有生於无”，正是如此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如此而发育生成了“物理结构-→化学给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人文结构-→……”此正如李约瑟(Josph　Needbam)在《四海之内》一书中所说：
在这个无比庞大的进化系统中，我们看到只有一条原则贯穿其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层次上升的原则，即，不断向更高级的综合整体发展的进化现象。(79)
此正所谓“一般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　Theory)，此正所谓“人文进化学”的科学基础。
注　释：
(1)　L·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　——　基础、发展、应用》。秋同、袁嘉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6月版，《修订版前言》，第7页。
(2)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3月版，第289页。
(3)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　——　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64页。(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40页。
(5)　L·贝塔兰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现状》转引自《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05页。
(6)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月版，第22页。
(7)同注(6)第20页。
(8)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20页至第21页。
(9)同注(8)第21页。
(10)同注(8)第22页。
(11)同注(8)第22页。
(12)同注(8)第23页。
(13)同注(8)第22页。按：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2版）中曾说到“自已建立自己的东西”（第30页）这也是“自组织”思想的一种表述。
(1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0页。
(15)(16)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载1980年第l期《自然杂志》。
(17)巴沙拉布·尼科莱斯库《科学与传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第1期《信使》。
(18)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闵家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19)同注(18)第41页。
(20)同注(18)第46页。
(21)同注(18)第45页。
(22)(23)同注(18)第53页。
(24)同注(18)第48页。
(25)K·J·R·爱德华译《现代生物学的进化论》，彭奕欣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l页。按：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26)同注(15)。
(27)达尔文《物种起源》，谢蕴贞译，科学出版社1972年8月版，第277页。
(28)同注(27)第278页。
(29)同注(27)第30l页。
(30)(31)同注(27)第84页。
(32)(33)G·E·艾伦《二十世纪的生命科学》，谭茜、田铭、王云松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9页。
(34)陇菲按：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后天获得性遗传”的错误，常常被一般对生物遗传学并没有深人了解的人们所广泛接受。李泽厚所谓“人类集体的某种深层结构，却保存在、积淀在有血有肉之躯的人类个体之中”以及高尔太所谓“心理的东西深沉到生理的水平”的“积淀”说，正是此一类“后天获得性遗传”的谬论。
(35)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　——　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诲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91页。
(36)同注(35)第83页。
(37)参安·罗勒(Ann　Roller)《分子生物学入门》渡边　格、铃术孯之日译，杨庆尧、徐思舜　中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74页。
(38)转引自近藤宗平《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未来》，见木村资生编《从遗传学看人类的未来》，高庆生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4页。
(39)同注(35)第88页。 (40)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年5月版，第54页。
(41)同注(40)第99页。
(42)普里高津《〈新的同盟〉(La　Nouvelle　Auiance)1986年法文版序》，李培林译，转引自1986年第4期《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同》。陇菲按：中译的“演化”，在法语中应是“evolution”。故此，在本书引文中改写为“进化”。
(43)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　——　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6页。
(44)陇菲按：由此而进一步想到：目前的科学理论中，并不是只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矢”。所谓“宇宙大爆炸”的“时间之矢”，本身是从“有序状态”开始的；那末，作为“宇宙大爆炸”的起始状态，不正是对于“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逆转”吗?换言之，在“宇宙大爆炸”的假说中，本身便内涵着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和“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逆转”循环。当代物理学所谓“从有序走向混沌(Chaos)”的认识，也许正是这个“循环”的中介。
(45)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　——　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82页。
(46)同注(45)第279页。
(47)见《客观知识　——　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同注（45）)。
(48)同注(45)第253页。
(49)同注(5)第244页。
(50)同注(45)第253页。
(51)同注(45)。
(52)见韩建军、商戈令译《文化与进化》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页。
(53)同注(52)第4页。
(54)见《文化与进化》一书(同注(52))。
(55)同注(52)第13页。
(56)语出卡尔·波普尔《关于云和钟　——　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见《客观知识　——　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一书(同注(45))，第254页。
(57)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版，第196页。
(58)同注(57)第191页。
(59)陇菲按：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只是指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在“生物群体”意义上而言的“社会结构”。至于“人文进化”之人类社会的结构，乃是“生物群体”意义上而言的“社会结构”与“人文进化”之“人文结构”的综合。
(60)同注(43)第213页。
(61)语出《道体论》。
(62)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16页。
(63)参本书代序一。
(64)C·J·巴杰玛《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控制论模型》，王志康译，载1985年第4期《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
(65)同注(64)。
(66)(67)同注(63)。
(6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17页。
(69)同注(15)。
(7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94页至第95页。
(71)《道德经·四十章》。
(72)《道德经·四十二章》。
(73)《道德经·二十五章》。
(74)《墨子·辞过》。
(75)同注(74)。
(76)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77)同注(42)。
(78)同注(42)。
(79)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4月版，第93页。
1987年3月20日讲义
1987年11月9日修订
牛龙菲著《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