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他发完电报后被捕，收报员70年后回电：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西柏坡无线电总台的屋内，年仅16岁的报务员苏采青，准时打开电台，准备对接来自上海的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发来的电文。
虽然未见过面，也不知对方是谁，但苏采青与上海的这位地下党同志已经很“熟悉”了。专门负责与他对接两个多月来，苏采青技术上也进步了不少，但依然觉得对方是一位老手，发报手法娴熟，收报时也很少让苏采青重复，总是能十分快速地记下全部内容。
16岁的苏采青
按照往常对接的惯例，信号连通后，发报的一方会先发送“msg”（我有报），待对方回复“please”（请发）后，报务员才开始发正文电码。
但是当天凌晨，信号通了之后，对面没有按预定流程走。
滴滴滴哒、滴滴滴哒、滴滴滴哒……
苏采青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串信号直接就在耳机里响起，她立刻意识到，这是正文电码来了，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声音。
作为总台的电报收发员，她知道当时上海局势十分紧张，所以对方可能需要快速将电报发完，然后拆掉电台隐藏起来。
不过，在收报的苏采青明显感觉到，她在1000多公里外的这位搭档，当天在发报时很焦急，节奏有些乱，信号也出现了中断，就在苏采青记录下第一段电码后，耳机里突然安静下来，她只能一只手捂住耳机，一只手将电台声音再开大一些，仔细等待着信号。
这是她与对方对接70多天来，第一次出现信号中断这么长的情况。不过之前在学习电报的时候，老师就讲过，隐秘战线的报务人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特别是敌人的信号侦察车一来，随时可能暴露目标。因此与对方对接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有耐心，信号中断说明对方有危险，也可能是信号传输的问题。
当时苏采青所在的总台，电台功率可达上百瓦，而地下电台为了隐蔽自己，功率只有7瓦。所以信号中断也很正常。
经过几分钟的等待后，信号再次响起，苏采青松了一口气，继续抄录着电码。但这次，她明显感觉对方加速了，节奏快了好几倍。
苏采青来不及多想，聚精会神地听着信号，屏住呼吸，生怕一个小小的声音都会干扰到耳机里的信号节奏。
“END”（结束）！
在耳机里听到这个标志电文结束的电码，苏采青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只要将抄录的电码交给译电员，她就可以下班了。
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十分急促的三个“V”字电码，这让苏采青刚放下的心又突然悬了起来。按照常规电码流程，在工作完毕后，发报方会发“GB”（再见）的明码和搭档道别。而苏采青收到的三个“V”，代表的是警示信号，表明对方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也是年轻的电报员苏采青，职业生涯第一次收到三“V”的信号，这让她十分紧张，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默念着“一定不要出事”。
她仔细聆听着信号，希望对方还能发来电码，哪怕是看不懂的乱码，也能够让自己安心不少。
但是，对方始终没有信号再发来，经过漫长等待后，苏采青确认，对方今天不会再发信号过来了。
她将抄录的电码交给值班领导，并汇报了刚才收到的三个“V”。主管领导听完马上向上汇报情况，然后安慰苏采青，“不一定会有事，你先去休息吧，下次在约定好的对接时间，如果对方还能准时发电，那就可以证明这位同志安全了。”
可是，还没等到定好的下一次联络时间，苏采青就接到了上级传来的“任务终止，停止联络”命令。
在保密系数非常高的军事电报系统中，苏采青作为一个电报员，只负责发电和收电，将电码数字抄录下来，对于电文内容，是需要更高级别的人使用密码解密后才能知晓的。
配图，非苏采青
因此，她并不知道当天晚上她抄录的那份电码，是一份价值连城的“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采青都对这位电波那头的这位战友充满了担忧。因为那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过三“V”信号，那个只在报务员培训时学过的信号，让她陷入了无数疑问中。
他到底怎么样了？他是谁？他活着迎来上海解放了吗？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作为电报人的苏采青看了觉得很亲切，但她也没有多想，因为在战争年代，电报员在发报时被捕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时间来到了2005年11月的一天，已经73岁退休在家的苏采青，在翻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 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的文章。在文章中，李白同志的后人回忆起父亲在上海被捕的时间是1948年12月底。
老年的苏采青
这让苏采青有些头皮发麻，因为这个时间与她接到三“V”信号那天高度重合，她未曾谋面的搭档难道就是李白？
作为一位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苏采青并没有马上公开她的推论，而是将报纸剪下，在旁边写道：“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一晚，肯定是那天晚上，1948年12月30日凌晨。”
3年后，苏采青在《中国电子报》上又看到了一则旧闻，报道中提到，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李克农就致电在上海的陈老总，让他查找李白同志的下落。李部长的电文中提到，李静安同志（即李白）于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总台联络的过程中发出危险警示，被捕时间可能就是当天。
这一次，苏采青终于不用再推论，她可以完全确定，当年电波那一头的战友，就是李白。
苏采青与李白的雕像合影
那么，李白被捕当天上海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我党谍报史上的无线电天才，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延安的围攻。中央出于对形势变化及军情动向的需要，认为我党必须在全国设立一个秘密电台网络，这样才能掌握一手情报，随时应对国民党和日军的变化。
当时上海可以说是白色恐怖笼罩得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情报界，上海又是一个信息交汇中心，必须有人在此站住脚跟，建立起秘密电台。因此，派往上海的人选，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王牌中的王牌。
也就是这时，27岁的红军电台台长李白，决定亲自出马，坐镇上海。他在接受这个严峻的任务后，于当年10月南下，成为上海隐秘战线上的王牌谍报员。
李白
李白的原名叫李华初，使用过的化名还有李朴、李静安、李霞，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家庭。李白小时候上过三年学，后来家庭困难，13岁就去当了染坊学徒。
1925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湖南更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各种农民运动。15岁的李白也在这时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当地骨干。后来，李白参加了秋收起义，从此辞别家人，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
1931年6月，李白由红四军的战斗部队被抽调到中央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从此开始了他无线电天才的起步之路。
在培训班里，他不仅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还善于钻研很多技术问题。半年的培训结束后，他任五军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并在随后的长征中，多次利用自己的钻研精神和技术，让接近报废的电台起死回生，挽救了队伍。
在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之前，李白作为红军队伍的一员，他几乎没有离开过红军，是红军内技术最精湛的无线电人才。改装改造电台，自己制造电路配件，李白在红军的无线电队伍里是个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在数次反“围剿”中，他负责的电台通讯联络畅通，为红军反“围剿”做出了重大贡献。
来到上海后，李白立马投入紧张的地下情报工作。他观察到当时上海商业发达，生意人需要时刻与外界联络，因此很多商人都有私人商业电台，于是李白利用这些商业电台，给党组织传递消息。算是初步搭建起了上海的秘密电台，与中央有了联系。
但借用商业电台，终非长久之计。况且经常没法在固定时间对接，危险性也很大。于是在熟悉了上海的情报工作后，李白和涂作潮两人开了一家收音机修理店，经营无线电零配件。在这家店里，上海地下电台工作走向正轨。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两人“分家”，成了不同战线上的战友。
当时，李白化名李朴，在上海贝勒路148号的3楼租了一间房，白天在修理店上班，晚上回来睡觉。对于29岁的人来说，还天天孤身一人会有些不正常。于是，组织上派了一位叫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的青年女工与他假扮夫妻，弥补这个破绽。
跟电视剧《潜伏》里一模一样，裘慧英成了外人口中的“李太太”。不过假扮夫妻对于23岁的裘慧英来说，有些为难了。别的不说，单就每天晚上必须睡在同一个房间，就让她很尴尬。
虽然李白很绅士，自己睡地板，将床让给她，但裘慧英依然觉得很不自在。
李白与裘慧英的第一次合照
终于，有一天，裘慧英实在受不了“富家太太”的无聊生活，提出要离开，要去加入战斗部队。李白听后严厉批评了她，并严肃地说：“我就是战斗部队来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有多重要吗？我们发出去的一个情报，可以让前线部队少损失几千人，几万人。我们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裘慧英同志，我们现在干的事，也是在战斗。”
在李白的劝导下，裘慧英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并学习穿衣打扮，在各方面都力求与“富家太太”的角色靠拢。
慢慢地，裘慧英也发现，自己对这个“丈夫”，心态上也在发生变化。最开始，她只是抱着逢场作戏，在有外人的时候假装一下夫妻，但随着了解越深入，她对李白的关心也越来越多，这有些出乎她的预料。
当时上海电台数量多，经常会产生信号干扰。李白经过摸索，发现每天凌晨0点到4点之间，信号干扰最少，同时风险也最小，于是将发报时间固定在这个时段。
每当李白在夜深人静的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裘慧英也会小心翼翼地起来为他放风。
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时间长了，两人的暧昧情愫也在不断生长。1940年，经过组织批准，这对假扮夫妻也变成了正式夫妻。两人再次走进照相馆，重新拍了一张夫妻合照。
刚开始假扮夫妻时拍的合照，他们俩都有些紧张，手都不知道该放在何处，这一次，他们互相依偎在一起，从表情也能看出幸福的爱情。
当时李白发报为了不让外面的人听到敲击按键的声音，需要将窗子全部关闭，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必须全神贯注，因为他用的秘密电台功率太小，稍有打扰，可能就会错过电码的声音。
每次在寒冷的冬天遇到几个小时的发报或收报完成后，李白都差不多耗尽了力气，身体虚脱，这时候裘慧英不停地哈气揉搓他的身体，这才让他慢慢恢复知觉。
不过在地下工作中，恶劣天气基本算不上什么考验，最困难最考验人的，还是面对敌人的搜查。
为了防止敌人搜查，李白提前对电台进行了改造。他将发报和收报分成了两个机器，收报机是由一台收音机改造而成。平时看着很正常的一台收音机，只要用线圈将内部的两个触点连在一起，就能接收到电台信号。
而这个设备，也拯救过李白和裘慧英。那是1942年7月的一天夜里，李白像往常一样在收报，窗边的裘慧英听到楼下有异动，掀起窗户一角望去，只见一群日本宪兵朝着他们的住处而来。
她立马通知李白，李白马上将收音机上的线圈取下拉直、揉乱后丢在一边。不一会，日本宪兵和特务汉奸就破门而入，他们一阵翻箱倒柜后，李白还在发烫的收音机被搜了出来。就这样，李白和裘慧英都被带到日本宪兵队。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在严刑拷问中，李白一直咬定自己是个生意人，收音机是为了听商业行情。为了搞清楚李白的机器，日本人还找来一个无线电专家，对李白的收音机进行了拆解检查，但一无所获，日本专家给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台普通收音机。
也正因为这台“收音机”，李白没有暴露。被关了8个月后，在组织的营救下，他终于被释放。出狱后，组织将他派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白和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建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将很多重要情报发给了中央。
1948年12月，国民党在前线节节败退，他们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泄密严重，对电台的搜寻更加严密。在美国的帮助下，新式的信号侦察车也被配到上海特务手里。
12月29日，李白收到了一份地下党同志传出来的绝密情报：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李白深知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它对前线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至关重要。上海组织的领导觉得，当时风声鹤唳，特务对电台搜索频繁，建议李白当天不要发报。
剧照
但李白觉得，情报能早一天发出，就能挽救成千上万战友的生命，也能让中央早一天决策。因此婉拒了领导的提议，并说了一句：“电台重于生命，有报必发！”
当天晚上回来后，李白准备好电台。12月30日凌晨到了约定时间，他凭借娴熟的技术，快速敲击着电键。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已经顾不及电台对接的常规程序，直接一来就发正文电码。
在发完第一段电码后，裘慧英发现情况不妙，特务的信号侦察车已经移动着向他们这边而来。妻子连忙提醒李白，李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停止发报，并让妻子将孩子送到楼下，让邻居家帮忙照看。
短暂的沉默后，李白开始再次发报，这次，他速递非常快。他知道电波那头跟他对接的报务员，应该是个新手，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对接，他们对彼此的发报特点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相信，她对他的手法和节奏，是能适应的。他快速地发完电报，在按完“END”的电码后，李白已经听到了特务们上楼的脚步声，于是直接发出了“VVV”的信号。一般报务员在接到这个信号后，也不会再与自己联系，让敌人找不到对接的频率。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被捕时还在发报
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在壁柜中找到了还发烫的电台。李白也没有任何辩解，直接跟着特务走了。面对连续30小时的审讯和各种酷刑，李白一个字都没有招。
几个月后，李白被转移到蓬莱路看守所，托一位出狱的狱友带信给裘慧英，要她放心照顾好小孩。
李白最后写给妻子的信
裘慧英收到信后，于5月7日上午带着5岁的儿子李恒胜去狱中探望。她有些担忧地问：“这次会被判决吗？”
李白想了想，非常平静地对妻子说：“黎明快到了，天就要亮了，判不判决的不重要了。”
但谁也没想到，李白在见完妻子后几个小时，也就是5月7日晚，被特务杀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关押的共产党员全部被释放，所有人都在庆祝，只有裘慧英抱着儿子在人群中寻找丈夫，看着别的家庭在拥抱，在欢呼，她心里越来越紧张。最终，她没有等来丈夫。
6月20日，在上海杨思区戚家庙，12具烈士遗体被挖出。裘慧英凭借着那条她缝过补丁的裤子，认出了丈夫的遗体。
那个发送电波，指引着炮火给全国人民带来黎明的人，最终没有等来解放的那一天。
2010年，当年在西柏坡与李白对接电报的苏采青，来到了李白最后在上海居住的小楼，这里已经变成了李白烈士故居。当年两位靠电波交流的搭档和战友，虽然未曾谋面，但看着当年的布局，抚摸着当年李白使用的桌子，似乎感觉李白烈士并没有远离我们。
苏采青在李白使用过的桌前缅怀战友
2019年，在李白烈士牺牲70周年的时候，87岁的苏采青在一档节目中，坐在一台老式电台前，用娴熟的手法，发出了一封时隔70年的回电：“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希望滴滴滴哒的明码电波，能横跨时空，将今天的思念和感谢，带给70年前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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