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怀念青林

　　我家的书柜里藏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中文译本：朱生豪先生等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卞之林先生翻译的《哈姆雷特》，屠岸先生翻译的《十四行诗集》及“译解”。这些书，都是我的心爱之物，一直珍藏着。

　　其中，卞之琳先生的这一本《哈姆雷特》，更有着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因为这是他老人家亲手送给林非和我的结婚礼物。这本书是该书的第8次印刷本，精装，出版于1958年8月，当时的印数已达9800册。1965年的夏天，他亲手从书柜里拿出了一本崭新的样书，交到了林非的手里。此事已经过去了51个年头，他老人家当时的动作和音容笑貌，我至今历历在目。

　　能够有这样的机缘幸运，要感谢卞先生的夫人青林大姐。

　　青林是一位小说家，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她与林非都是《文学知识》杂志社的编辑，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上班。她比林非大八、九岁，是位老大姐。她很欣赏林非嗜书如命的劲头，彼此有许多共同语言，相处得很融洽。卞先生的故乡和林非的故乡都是江苏省海门市，林非读中学时，就知道了这位同乡前辈的大名。正因为如此，青林大姐有时会邀请林非到他们家里做客谈天。久而久之，就成了忘年交。

　　1964年我与林非相识后，林非带着我去看望青林大姐和卞先生。那时，青林为了写作少年题材的小说，已经离开杂志社，到一所中学当教师，体验生活。其实，见到她之前，我就拜读过她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一篇作品,印象深刻。青林大姐后来告诉我：这篇小说是郭小川先生推荐发表的，她与林非同事之前，曾经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师大女附中是我中学时代的母校，彼此之间又增加了亲切感，不过她在那里教书时，我已经毕业离校了。

　　青林大姐貌美如花。借用老托尔斯泰形容安娜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就是：她的整个脸庞上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特殊风韵。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已过了不惑之年，仍然显得很年轻，面目姣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柔和的嘴唇微红，满脸荡漾着笑意，让我觉得她很美，很温暖。那个年代是不许化妆的，化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位女性长得好看，完全凭“本色”，“纯天然”。

　　青林大姐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为人正直。她长得美，也爱美，喜欢一切美的人和美的事物，从来没有嫉妒之心。她多次对我说过：“美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人都应该珍惜。”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这句话，依然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很欣赏她的写作才华，也很欣赏她的美丽，我们都热爱文学，有许多共同语言，久而久之，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忘年交。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我一直想拥有手足之情，我就把青林女士当成一位可敬、可爱的大姐。

　　1966年“文革”爆发，来势凶猛，各个单位的院子里、大街上和胡同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公检法被“砸烂”，“抄家风”愈演愈烈，有人公开表明要“无法无天”，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能够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形势愈来愈乱。

　　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准备去看望青林大姐和卞先生的时候，他们伉俪突然光临我们的寒舍。青林大姐的神情与过去反差很大，显得很惶惑，手里拿着一个军绿色的布书包。待他们坐定，她也不寒暄，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有点重要的东西请你替我保存好。”说着，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两个厚本子，递给我，说：“这是我的日记本，记载着我的许多想法和写作素材，我本想烧掉，但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你帮我存好它。”说完此句，她又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说：“还有这个，是亲友的重要来信。”喘了一口气，她再从书包里拿出来一个小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储蓄，共4500元，也请你帮我藏好。我怕他们近日来抄家，特地托你保管。等风声过后，我再取回来，好吗？”（20世纪60年代，我这个大学助教的月薪只有56元，4500元将近我90个月的工资了。）说完后，她如释重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保存过如此重要的东西。我身居陋室，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人保护我，我有什么能力完成青林大姐的重托呢？可是，她现在的处境比我更差，在她危难的关头，把如此的信赖给予了我，我能够置之不理吗？

　　她看我好像有点儿犹豫，焦急地说：“现在，除了你之外，我再也没有别人可以信托了。”

　　是啊，我比他们年轻，不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我只是一个“臭老九”“封资修的残渣余孽”而已。况且，我一向非常珍视朋友对自己的信赖。于是，我便接过了青林大姐交给我的东西，同时把她手里的空包也拿了过来，把本子和大、小信封重新装回到她的书包里，对她说：“青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为您保管好。等您安全了，我就给您送回去，完璧归青。”

　　我的家是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斗室，里面只够挤下一张小面积的双人床、一个小型的衣柜、一个两屉桌、一把椅子。我当着青林大姐和卞先生的面，找了一个我自认为斗室中最隐秘的角落，把这个书包安顿好。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对得起朋友的嘱托。

　　一年多之后，我的儿子出生，卞先生和青林双双来到我的斗室，看望我和孩子。此时，我的婆母也住在我们的斗室，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婆母与卞先生是老乡，这两位老人仿佛不曾留意屋内的局促，谈得很投机。此时，抄家的狂潮已经过去。趁着这次难得的见面，我便把那个用我的旧衣服包裹着的军绿色布书包，交还到了青林大姐的手中，并且不顾她的反对，当着她和卞先生的面，清点了数目。办完了这件事，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她对我的托付。

　　1969年夏天，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被赶出学校，先去密云县农村，再去河北省张庄，后去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婆母因为是北京的“临时户口”，已被赶回了南方；林非和卞先生也已被赶走，到了河南省信阳的另一所“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婴儿，困难重重。

　　在我承受着巨大压力、一筹莫展的时候，青林大姐把她信任的一位顺义大嫂介绍给我。这位大嫂“文革”前是青林家的保姆，“文革”开始后她不敢再出入“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回老家赋闲。青林为了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悄悄地把她请回城里，请她帮我带孩子。我只能把孩子全权委托给这位大嫂，忍受着思念之苦，离开了故乡北京。（关于此事，我已在拙文《回眸——文革杂忆》中详述，此处不再赘述。）青林是北京的中学教师，不必去外地的干校，留在北京参加“运动”，照顾女儿。她在学校的处境依然不好，可是只要有可能，她就来看望我的儿子和顺义大嫂，并写信告诉我孩子的情况。

　　青林大姐和我之间的友情故事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所述只是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两段记忆。现在，她和卞先生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珍藏着卞先生的赠书，也时常怀念她。青林大姐，有人一直记得你的善良，你的美丽，你的聪慧，你的才能。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