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人诗词的婚恋主题

蔡厚示、刘庆云伉俪的诗词合集《双柳居》出版了。这个集子除了各自的诗词作品《绿烟樵韵》、《玉雪龙吟》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栏目一一《杨柳依依》，并自序云，此乃“形影相随，两心相印”之作：这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

传统文人诗一向讳言情爱，尤其是婚恋。这也难怪，封建社会，“婚”和“恋”多半风马牛不相及。婚前奉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哪有恋爱过程？婚后，夫人奉箕帚，主中馈，育儿女，夫妻之间提倡“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很有点“奉公行事”的味道。因此汉代的张敞为夫人画眉，就显得有些“越轨”，成了特大新闻，沸沸扬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至于“恋”，桑间濮上，老百姓倒是可以“窈窈淑女，君子好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用诗歌互通“永以为好”的情愫，但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却不行。陈寅恪先生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元白诗笺证稿》）即使偶列篇章，也多免不了那些夫妇伦常道德的内容。汉代秦嘉的《赠妇诗三首》，算得是情真意挚的了，但也要说些“既已结大义”、“谁与相劝勉”之类的话。至于白居易的《赠内》，更列举一些历史上的贤妇如梁鸿、黔娄妻等等来训示新夫人，要她安贫治家。诗中只有说教，和爱情是毫不相关的。倒是杜甫思念夫人的《月夜》，因为反映了乱离人对和平、对幸福的期待，且词旨婉切，“诗思从对面飞来”，获 得了诗坛的认可，为“笃于伉俪，钟情之至”的楷模。梁启超甚至目杜甫为中国文学界无人可比的“写情圣手”。不过这也太难，它必须同时具备特定的时势，和“深于诗，多于情”等条件。这样的婚恋诗，实在是少而又少。

婚恋诗最多、最好的一部分是在丧偶之后，即所谓“悼亡”之作。自西晋潘岳以诗悼念亡妻以来，“悼亡”就成为配偶一方，主要是识文断字的男方，悼念另一方的专有名词。死亡所形成的人天之隔升华了死者的价值，并成为一种艺术距离，抹平了男女双方的不平等。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缝缝补补那些“日进前而不御”的生活琐事，也因不可重现而变得弥足珍贵。元稹《遣悲怀》的“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落叶添薪以及贺铸“谁复挑灯夜补衣”等生活细节，以情出之，写来朴质动人。至于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则已经超乎“米盐琐屑”，在落拓中，把夫人理想化，成为可一倾心曲的知己知音。清代的纳兰性德，他的悼亡诸词，如《南乡子》“泪咽却无声，只向人前悔薄情”，更真实抒发了未亡人对“失而不可复得”的憾恨心态。

后来有了侑酒娱宾的词，“词缘情而绮靡”，这种韵文体式倒是多写艳情，由歌伎伶工之口唱出来，作者却多是男人。“中国文学中，男性思慕女性之作，在士大夫文学中是一种禁忌”（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鲁迅《二心集》>。他们从须眉丈夫的角度，代妇女立言，一边倒地写女子如何追逐男子，即使被拋弃了还痴心不改地爱着。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必然，同时也满足了他们作为“薄情郎”的虚荣心。这种不公平的倾斜的“爱”还正好折射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臣妾”意识使他们常常把自己设定为那个不为君王理解、宠幸而矢志不渝的弃妇。以艳情写君臣遇合，“将身世打并入艳情”，实际上从屈原便已经开其端，闻一多先生索性把“艳情”归于咏物、咏史、游仙、比兴四类之一。这种手法因为被反复运用，弄得“楚天云雨尽堪疑”，真正的爱情诗也被淹没在“感士不遇”的疑云中了。

所以，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诗中晶髓，神圣的恋爱诗，堕落成这种烂污品格”（《艺境>》。确实如此，封建社会，正常的婚恋诗几乎是一种禁忌，而偷情、狎妓却可以在诗，特别是词中加以宣泄，并且得到认同。这是因为在当时，男子有婚外恋的无限自由。唐代艳诗“圣手”元稹的《会真诗》、《梦游春》等，正是“偷情”诗的代表作。他以“偶向宋家东”暗示女方之求偶于已（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然后铺陈艳遇，从“戏调初微拒”到“登床抱绮丛”，写的只是偷情过程。尤其是“戏调”二字，显见得不过逢场作戏，因此，以后可以毫无愧疚地弃之如敝屣，在适当的时机，宣布：“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堂而皇之地了结此段“孽缘”。这类曾经大出风头的所谓艳诗，应贞元之末“崇尚文词，矜诩风流”的时风而生，文人无行，一些有关的桃色新闻，甚至是所谓“名士”的标志。至于“狎妓”诗词。虽然有个别文人在不得志的炎凉世态中，曾以风尘女子为红粉知已，写出了一点真情 之作，但大多数却在写翠袖红巾、腻雨浓云之余，加一点愁霖惨雾，作为一种审美情趣，以获得感官的满足。

传统诗词的一些女性作手们，她们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却敢于敞开自己的心扉，既抒发怨思，也坦言真情摯爱。封建社会，男子的价值取向是“经世济民”，“所思在功名，离别何足叹”；而对于已婚女子，丈夫便是她们的全部，这就是女性诗人爱情诗比例大大超过男子的缘故。如卓文君“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写出了对美满爱情的热切愿望；班婕妤《团扇歌》表现了秋扇见捐的忧虑。唐代女诗人李冶《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更揭示了她对于婚姻关系的深刻理解。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那些给她丈夫赵明诚的情词，如《蝶恋花·离情》上阕：“暧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则真率地表达了对幸福的渴望。虽然被指责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王灼《碧鸡漫志》）但她那热烈、真挚的感情和淳美的词风却也为她在词坛赢得一席之地。

至于两心相印，互相赠答的，当然也有，如秦嘉的夫人徐淑，元稹的继室裴夫人等等，但也多不过一首半首，蓼寥无几。

我不敢说，中国传统文人诗词没有真正情爱内涵，但是和“在爱情中实现人生”的西方爱情诗比较，它似乎缺乏一些激动人心的热烈、真率，缺乏生命活力。朱光潜先生曾分析说，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国女子的地位较低，夫妻恩爱常起于伦理理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不可得”，（《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男女早已平等的今天，传统诗词仍旧讳言情爱呢？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全国各地的诗词刊物，很少有开辟“爱情诗”这一专栏的。其原因恐怕多半是缺少稿源。应当承认，狎妓、偷情的社会现象都还存在，但已视为不合法，不会有人像杜牧那样宣扬“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堂而皇之地去讴歌如何嫖娼、包二奶。同时，也不再需要使自己处于臣妾地位，将理想追求寄托于某位执掌命运的个人、悲悲切切地争恩邀宠。传统情爱诗词的“主旋律”无法再弹，而婚恋合一的内容似乎还一下子难于被作者和读者所接受，还有待于勇者去开拓。

记得有一位“非勇者”的先生在将自己的诗集付梓时，慨叹说，最好的一部分诗，恰恰是不能公之于世的。这“一部分”，大概就包含关于情爱隐私的诗。他解释说，除了本身认为真情挚爱不足为外人道的思想障碍外，还和读者的接受心态有关。爱情诗往往会被追本溯源，当做无恶意的炒作和有恶意的嘲笑的资料。而它们的艺术价值，往往会在这炒作和歪曲中被忽略、被亵渎。

唐代的诗人李商隐，写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爱情诗《无题》。历代诗评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求它的“本事”，或揣测诗人暗恋的对象是令狐家的青衣；或以为诗人暗恋的对象是女道士，并慨叹“无人作郑笺”，以明断这桩风流公案。或许当时就已经招致许多流言，弄得李商隐不得不发布声明说：“至于南国妖姬，藂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

千余年后，此种接受心理竟还一脉相承，真令人拍案惊奇。这恐怕也是传统诗词写情爱多顾左右而言他，或写历史的，或写他人的爱情故事的原因之一。其中固然也不乏“哀感顽艳”之作，但总觉隔了一层。

而蔡、刘二位的《杨柳依依》却勇敢地打破了传统文人诗词讳言真情挚爱的坚冰，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两心相印，妇唱夫随的明朗、热烈、真率的爱情之歌。

蔡、刘二位都经历过坎坷的人生历程，于黄昏恋中，得到了至爱。醇美的爱情成为他们的缪斯之神，短短三年多，诗思泉涌。在《杨柳依依》一栏中，且不说那些赠内、寄外之作，只看他们偕游、小别的写景诗，真可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车入湖南》“水似横波岭似鬟”（蔡）；到湘江，“湘云贴水两依依”（蔡）；同游，则“丹枫如画闪明眸”（蔡）；“瑶思绮梦动幽怀”“僧尼妒我隐含哀”（刘《重泛泸溪》）；小别，则“梦逐潇湘一雁飞”、“又逐湘云去”、“青山万迭带愁颦”、“湘云一瞥寻无影，枉见梨花百树情”（蔡）“照人长是娟娟月，欲梦榕楼梦亦无”（刘）。真可谓“山山水水逗远思”（蔡）矣！

尤其是本自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的六首小词，都以“四月十七”开端，记载了他们婚恋的情感历程。蔡、刘二位初次晤面恰恰是在1990年的4月17日，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时光一跃十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细溯这段姻缘，重新品味当时情景，更会加深今天的幸福感。这6首夫妻合作的组诗告诉我们，诗词是月老的红线，将他们相连：“别来音信断，常忆禹山隈，争上浮天阁，几多诗！”结褵以后，他们每年四月十七都用此词牌作一回顾。一个是“凝眸”、“回首”，一个是“魂萦”、“梦佩”，一个是“顾盼潇湘远，教人痴”，一个是“遥羡会心处，意吟讴”，灵犀一结，即使相隔关山，又何碍于诗心的交流？

“依依”一栏中还真实记载了夫妻之间的小摩擦，如《忆萝月》：“凉风乍起，吹皱平湖水。雨洒梧桐斑泪渍，丝柳萧疏腰细。    遥天冉冉卿云，徐舒些许春温。更倩仙娥玉指，轻为拂去秋痕。”（刘）从词中可以看出，波澜过后，春温更加和畅。

“最难夫唱妇能随”，《杨柳依依》正是蔡、刘伉俪唱随之作。诗词是他们婚姻的月老，诗词的浸润，又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丰富多姿，韵味无穷。婚姻的美满、温馨，通过诗词泛溢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七十宁知老，青春倏又回”，“何当诗作炬，永照绿杨阴。”诗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催人奋进。

婚恋作为诗的题材，几乎和诗歌同时产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就是求偶之歌。一个时代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是衡量这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尺子。可以“衡量该时代整个情感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建立在平等互爱基础上的情爱婚姻将使人心灵超升，走向善美。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婚恋诗有增多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代言情赠友诗词鉴赏大观》，对古代的言情诗词作了一个小结。各诗刊虽无爱情诗专栏，也零星刊出这方面的佳作。新世纪，青年诗人熊东遨、周燕婷伉俪的《画眉深浅》中，更有很多夫妻唱和的佳作。此外，去年又举办了以“红豆”相标榜的爱情诗词大赛。让我们乘此薰风，呼唤更多的和我们这个男女平权，共同构造小康幸福社会的时代相应的，健康、真挚、热烈的恋爱婚姻诗词，使我们的情感生活更加温馨，更纯真，更美好。

唐代诗人张籍《忆远》诗这样说：“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谨以此联作为向人间播撒光明、至爱的双柳居伉俪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