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国产导演黯然神伤，央视栏目大集合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

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

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

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

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

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

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

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

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

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

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

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

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麦基在《故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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