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才：公平与效率孰优孰劣？
厦门 尤德才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每个社会不能回避的难题，始终是人们论争的主题，甚至被称作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英国曾以自己“高福利国家”而自豪，它确实向公平迈出一大步，但过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亚当·斯密提倡“产业主义”，发展“个性”并没错，实行“自由竞争”而国富。错在过分提倡“自由竞争”加大贫富差距而加深和激发社会矛盾；达尔文讲“进化”也没错，“优胜劣败”而强国。错在过份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而防害他国他人，种下战争、混乱和内耗之祸根。
从某个角度看，公平更多属于社会政治层面，效率更多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实际也是处理经济与政治之关系。譬如，垄断虽有效率，但权力经济不公平。对效率而言，即使短期有效率，也会因权力不受约束产生腐败，从长远看，也难以为继。总之，解决公平与效率这个矛盾是人类一大难事。
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这世纪难题？
《易经》是中华文化之源、哲学之根，是一门“大道至简”的形而上学。《易经》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宇宙密码。由阴阳二元律中又可导出许多规律，如：万事万物法于阴阳，阴阳互根，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此消彼长，阴阳转换等等，这是哲学的元知识、元理学，开启探索宇宙的奥秘。这里再就“公平与效率孰优孰劣？”看如何应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宇宙密码，望网友不吝赐教。
此时，你把《易经》中的“阳”代表“效率”，把“阴”代表“公平”，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人们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为“卦象”，有助于破解“政治经济学说哥德巴赫猜想”迷题。如图：
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它本身变“易”的，但变易中亦有规律。公平(阴)与效率(阳)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万事万物法于阴阳，阴阳互根，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它们相互联系而存在。即效率中有公平（阳中有阴），公平中有效率（阴中有阳）；效率原则中隐藏无效率，公平原则中包含不公平；公平与效率在定条件可以互相转化（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转换）。在一定条件下，公平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公平,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均有价值，谁都没有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应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人们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客观因素（卦象）来决定谁优先问题。社会如果单纯追求某一方面，把它推向极端，都会使它向自己的反面转化（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增强国力，用30多年时间走过其他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硬件路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日的辉煌。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动，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调整，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越来越受到挑战。表现在改革成果却并没有让全社会得到“公平”的享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就易产生钱权交易，官商勾结，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执法部门的腐败失职使得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腐败愈演愈烈，导致政府信用下降，“仇富”甚至发展到“仇官”。“拜金主义”思潮泛滥，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问题；即使很多人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却没感到比过去更幸福，甚至要移民。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这“四座大山”让贫弱阶层喘不过气来，缺乏幸福感，出现失落、愤恨、偏执、消极和敌视等现象。这些往往会成为愤世嫉俗，激进主义以及离经叛道的主要根源，也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忧。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分配不公、权利不公、规则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言论不公、社会保障不公等等，于是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最终就会逐渐就形成一种普遍对立，消极的社会心理。人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诸激烈行动，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影响到经济持续发展。效率原则逐渐走向反面变成无效率。即效率原则中隐藏无效率。于是，社会就会提出公平优先，并且用公平来恢复效率。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社会危机证明这点。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奥秘之一。就是早期实行公平优先，效率兼顾的方针。表现在把儒家思想“以和为贵”作为经营思想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工会、禀议决策制等所谓日本企业管理成功四，大支柱。日本人的伦理观的本质之一是“互相互让”，从而使日本企业职工爱公司如家，为公司发展而全力工作。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持续、稳定提高生产率，经济快速发展，堪称世界企业管理最高成就的象征之一。即：公平中有效率，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公平往往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公平就是效率，公平促进效率。
但如果一味追求经济上“公平”，抑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势必损伤人们追求“效率”的积极性。如当年的计划经济公有制里，貌似较为公平，均贫富，就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所谓“公平”。最终，从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走向结果平等、待遇平等的“公平”异化。这样的公平如“吃大锅饭”心理，反而不利于人的潜能和积极性发挥。这时，公平原则不但不再能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反而造成一种普遍消极的社会心理，影响效率和经济发展。今天日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等所谓日本企业管理成功四大支柱，也越来越受到挑战。
即使我们把“经济蛋糕”切得更均等些，但在达到某种程度后，我们蛋糕的规模就会变小。结果，各组织和个人为分割这一小块“蛋糕”的纠纷便显白热化。一旦社会出现利益的冲突，也就会出现不公平。所以，效率往往是实现公平的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 即效率中有公平，公平原则中包含不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往往构成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份。在实际生活中，它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价值选择，其选择结果，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心理、观念、举止，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策目标乃至管理方式。
譬如，如在分配上实行即要根据贡献大小拉开档次，又不能过于悬殊，目的在于减少阻力，特久且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就我国国情而言，社会主义思潮及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历史“吃大锅饭”的习惯心理，以及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更应注重“公平”要素。忽视这些因素，就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就可能造成社会政治问题，最终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只受“效率”原则支配，不仅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且千方百计用这个差别。在分配上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等制度，以努力体现这种差别，甚至扩大化差别，以便刺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但是物壮则老，久而久之，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就会加深对立和加深激发矛盾（更不用说由谁来制定分配制度，是否符合按劳分配，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时，肯定和放大差别的办法不但不再能刺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造成一种普遍对立，消极的社会心理，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效率原则走向反面变成无效率原则。人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诸激烈行动，要求消除这种差异。此时，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社会就会提出公平并且用公平来恢复效率。
为此，在社会决策中，重要的是发展和辩证眼光，立足于国情。一个社会即要讲究效率，又能维持公平是最为理想，但是如果发生矛盾呢？最佳途径是进行调和兼顾，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由“矛盾而统一”。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一个持久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体制应是合理公正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总之，讲公平不能没有效率，而讲效率则不能不注意公平。才能解决借公平为名搞剥夺国民自由权益有理，借效率为名搞剥削国民财富有理，误国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