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的悖论：惶然的情境和突兀的景象

应朋友之约，把上周写的对电影《路边野餐》的评论修改、补充了一下，重新发在这里，期待朋友们的不同看法。

今年的7月，一部国产电影很热。这部叫做《路边野餐》的电影在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之后，先后受到《电影手册》、《纽约时报》、《好莱坞报道》、《综艺》等世界著名报刊撰文肯定，其褒奖之词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无法被复刻的处女作”，“精心安排的结局充满着情感的震颤”，“像一个梦，一旦电影结束，就会把观众迷住”，“大师的雏形，创造力和美感让人如痴如醉”。

这种多年少见的热议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在电影院排映末尾去看了。看了一遍没看懂，又去查找了网络和媒体的评论，然后再静静地看了一遍，终于基本看明白了。我不得不承认，《路边野餐》在展现恍惚的精神境界上是成功的，在真实再现现实生活上是成功的，在悬疑细节的设计上是成功的，在摄影技术的运用上是成功的。可以说，十多年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精心设计和拍摄的影片。有位影评人说的不错，《路边野餐》要认真去看，错过了一个镜头、一句台词，你可能就看不懂后面的情节。这是我第二遍看片时体会到的。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地说，从一部电影的整体性而言，从人物性格与电影情境的契合度而言，《路边野餐》则是失败的。

惶然的寓意

《路边野餐》讲述了一个穿越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玄妙故事。年轻时候坐过牢的陈升带着母亲的遗愿，踏上寻找侄儿卫卫的路途，从贵州的凯里去镇远。在一个叫做荡麦的地方，他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和逝去的妻子重逢了，同时又似乎看到长大了的卫卫和他的生活，还有他死去以后人们对他的追忆。

我赞同那么多影评人对《路边野餐》艺术手法的赞誉。影片的编剧兼导演毕赣确实十分用心，拍出了一部别出心裁、颇具新意的作品。与其说《路边野餐》是一部文艺片，不如说它是一部悬疑片。这部以陈升为主角的电影，把陈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杂糅在一起，营造出具有魔幻色彩的恍惚境界，这在国产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当年陈升的母亲把陈升丢在镇远去了凯里，老医生也把情人丢在镇远去了凯里，如今陈升的弟弟把儿子卫卫从凯里送去了镇远，在荡麦陈升看到卫卫的女朋友洋洋也要去凯里当导游而把卫卫留在镇远。这一系列凯里和镇远的情节，清晰地展示了影片的意图，把观众带入那个空灵缥缈的虚幻世界。通过镜头讲述的故事，我们已经把老医生的情人林爱人、摩托车手卫卫和陈升叠加在一起。我们也搞不清楚此时是何时，茫然听凭那个长达40分钟的镜头带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听说《路边野餐》最初的名字叫《惶然录》，我以为这个名字更贴合影片的风格和气质。我们也许并不能完全明白电影说了什么，但那种恍惚的感觉却是会实实在在萦绕心头的。

如今的电影都怕“剧透”。一旦评论把电影的结局告诉读者，电影往往就变得索然无味。《路边野餐》恰恰相反，它是一部不怕“剧透”的电影。我肯定地说，如果事先不做“功课”，第一遍看《路边野餐》，十有八九会不甚了了。我也是看了影评后再看第二遍的。影片中悬疑、穿越、恍惚的情境，都设计得十分巧妙，比如花和尚的几次出场，小卫卫在墙上画钟表和年轻卫卫在火车上画钟表，白色皮卡车和野人，甚至酒鬼和陈升都在手臂上绑棍子防野人，都做到了前后关联，互相呼应。这和很多国产电影中随意、轻率的情节和镜头设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路边野餐》的精彩之处。

突兀的景象

但是，精彩的设计集中到一部电影中，是否就能产生精品呢？未必。就像把所有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未必就是世上最优秀的人一样。

比如评论界津津乐道的那个40分钟长镜头。影片第56分钟到第96分钟整整40分钟的长镜头，穿插讲述了陈升与卫卫、洋洋、张夕和乐队成员以及酒鬼的故事，无疑很精彩。就一个镜头而言，绝对不亚于去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鸟人》。但是，把这个镜头放在整部《路边野餐》里来看，我则认为很突兀，显示出影片摄影风格的割裂。全片事实上被分成了两部分，荡麦以及荡麦以外的部分。如果全片都是长镜头风格，也许会更加协调，效果会更好。

再比如影片中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毋庸置疑，《路边野餐》启用的这些非职业演员在影片中松弛、自然的表演值得称道，真实地展现了凯里和镇远的生活状态。尤其喜欢演员们贵州方言的腔调，让人觉得很真实，很亲近。正所谓“无表演是最好的表演”，比那种娇柔做作、一板一眼的所谓“专业化表演”好不知多少。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人物和影片的故事、意境联系起来时，会感到非常的牵强。影片中都是文化程度低下、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营造过去、现在、未来的穿越意境，添加对人生无常的诗意感慨，无论如何都令人感到别扭。陈升是影片中的绝对主角，但他身上黑社会气质的缺失和诗人气质的强化是两大败笔。劳苦大众自然有他们的情感世界，但这个情感世界绝对和知识分子的伤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影片把诗人的忧郁内心强加于这些文化低下的底层人物身上，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分裂，使人物性格与电影情境产生了游离。

再比如诗的穿插。《路边野餐》上映并且获奖以后，同名诗集也在台湾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很喜欢电影中的这些诗。这些诗写得很美，很有想象力，也有禅意。用诗句来串联电影场景也是一个创造，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把这些诗作安在一个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小诊所医生身上，在这样荒僻边远的乡村，用贵州方言吟诵出来，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些诗作出自于编导毕赣本身，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和陈升的人物形象截然相反。全片看下来，观众完全无法把这些诗作和陈升联系起来。

归结到一句话，过于刻意的设计和精彩片段的堆叠未必就能成就一部电影精品。电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需要的是整体的艺术构思。津津乐道于细节和局部，往往会伤及艺术的整体性，而使细节和局部成为突兀的景象。《路边野餐》的不足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