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书故事 | 你曾经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文科生吗？我是！ / 开普饭

我上中学那个时候老师和学生都不重视历史课，认定那是可有可无的科目。盖因历史属文科，而文科，啧啧，学习差的学生才考文科好吧。笨蛋们不考文科考什么呢？理科又不会，除了文科也没有其他科呀。而一个好老师，那是要教语文、数学、物理或者化学的。如果这几科你不懂或者轮不上你教，对不起，历史课没人教，你去顶一下。课程表上的“历史”因此常常就是自习时间，大不了老师过来交代几句说，今天看“秦末农民起义”或“隋末农民起义”那一章，然后就没人影了。

说起来这都是1970年代后期的事，那时高考刚刚恢复。几个数理化成绩好的学生相视一笑，纷纷拿出“私家宝典”用起功来。说“私家宝典”，也是有“出典”的：我们那个地方根本买不到高考复习资料，外面有亲戚的同学遂各出高招，到处“求救”，“数理化自学丛书”之类的书偶尔会出现在某位同学的手中。此类书乃稀罕之物，人人羡慕，但未必有缘得见。有书的同学宝而重之，往往藏而读之，像我这种数理化功课极差的学生，连那种书的封面也看不到。无一例外，那些书都包上了厚厚的书皮，乍看师出无名，实则高深莫测。

好吧，你们学你们的数理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揭竿而起，独自起身兼“起义”，逃出教室，沿固定线路去供销社图书柜台租小说去也！

写到这里，需要交代上面这些文字的来历。当年和杨照、马家辉合写“对照记@1963”，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写“历史课本”。我原以为这个题目轻而易举，细想起来，却完全摸不着头绪：我完全想不起中学时代哪位老师教过我历史课，也回忆不出任何一种历史课本的模样。那已然是历史作为“副科”的年代了，是人人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年代。

我因为死活学不好数理化，高考一来，即沦为文科考生，终日在“文科即文盲”的气氛中自谋生路。学校倒是有个“资料室”，设在校长的宿舍，架上箱里堆了有那么几百本书。我从中翻不到任何历史复习资料，只好借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几十年后，想到这些书，我大为诧异：像《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书，是怎么发行到农村中学来的？那时每个学校都有资料室或图书馆吗？书是统一配送的吧？真该找一份那个年代普通中学图书馆的新书目，从中略可探出那个时代计划出版加统一发行的真实图景。

我哪里啃得动竖排繁体的《中国通史》，乱翻一通罢了。可是我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印象深刻：精装十六开本，绿色布面精装，七大册，每册均配硬纸壳函套。如此一来，翻这套书变成了又麻烦又有趣味的事情。我每次去借这套书，校长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几眼，那意思是说：“你还用得着看这书？看这书也能考上大学？”不管怎么说，翻这套书是我中学时代读书生活中难得的快乐记忆，最直接的后果是：如今我的书房里已经有三套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了，其中1974年“内部发行”的那套四开本图集，堪称“文革”时期出版物精品。无正式定价，版权页说明是“收部分工本费”，第一册的“工本费”是38元。想想吧，1981年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38元。

哦哦，对啊，说“历史课本”，怎么说到“历史地图”上去了。可是我的记忆中没有历史课本，这个题目又该写什么？现在我最感兴趣的领域，竟然就是历史，这与当年没有机会好好上历史课有关吗？关系似乎不大。当初我都没有好好研读历史课本，以后也永无可能再与历史课本结缘。说起来真是幸运：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乱买书乱翻书培养起来的。

我开始买书时，专捡便宜的小册子，定价不超过一块钱的那种，最好是在五毛以下（这算不算是那个年代的“五毛党”？）。1980年，我在衡水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蔡尚思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薄薄一册，仅仅141页，定价0.30元。这正是我可以付得起的价钱，相当于我一天的伙食费。此书的吸引人之处，是列出一堆人名、书名，涵盖工具书与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思想、医学和科技等领域，极为简明扼要，真正一目了然。这本书我翻了不知多少遍，尤其文学史部分，读得相当仔细。此刻这本书就在手边，原来洁白的封面已变黄变暗，郭沫若题写的烫金书名却依然金色饱满，亮泽充盈。再翻到文学史部分，见这几页的黄斑明显多于其他部分，铅笔打的勾、划的线历历在目。我在《诗经》、《楚辞》、《文心雕龙》、《庾子山集注》、《李太白集注》等等书名的前面都打了勾，表示需要找来读一读。可是，《陶渊明集》、《杜工部集》、《白香山诗》、《苏东坡集》、《李清照词》、《胡适文选》等书名前却没有打勾，真不知当时我是怎么想的，简直莫名其妙。

非要举一种“历史课本”的话，这本《要论》就是了。当时并不知作者蔡尚思是何方高人，但以我十七八岁的“见识”，我相信既然一个人能写书出书，那一定就是很有学问的。当然后来就慢慢明白了：原来他是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是大学问家，是历史学家，是思想文化史专家，是研究孔子的大家，是复旦大学教授。《要论》对他而言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小菜一碟”，其他重要著述有《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蔡元培》等等。学界曾有“北钱南蔡”的说法，“北钱”是钱锺书，“南蔡”就是蔡尚思了。他2008年去世，享年104岁。看看，我误打误撞选的这册“历史课本”还是大有来头的。

蔡先生1979年7月为《要论》写“引言”时说，这本书的部分书目是为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打基础而开出的。当年乱翻此书，读到这句话，简直欢呼雀跃，心潮逐浪高：看看吧，你们还敢瞧不起“文科”，这本书列的这些书，都是文科书啊，你们读过吗？这还只是“打基础”啊。

我当年也曾立志读尽这“书中书”。时至如今，原书已发黄，毕竟还可触摸，而我的多少读书志向连影子都不见了。今天翻近代部分，发现赫然在列的一些书，我当年皆闻所未闻，也无从借阅浏览，只是擦肩而过罢了。反而是几十年之后，方渐渐明白其价值，比如《校邠庐抗议》《曾文正公全集》《杨仁山居士译著》《西学东渐记》《天演论》《汪悔翁乙丙日记》《饮冰室合集》《吴虞文录》《胡适文存》《师复文存》《欧阳竟无全集》《美的社会组织法》《新原道》等等。得“秘笈”甚早，而“开化”如此迟缓，只能自我再期许“大器晚成”矣！哈哈。

1985年我去北京闲逛，在首体附近的书摊上以半价买过一套精装《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当时模糊觉得此书该买，况又便宜，似乎又听谁说起过，但究竟不确切。今天重翻《中国文化史要论》，见第40页第一行，列的正是此书。

还得补一句：1979年我参加高考，数学只得8分。昨晚一帮老朋友餐叙，说起此事，皆哈哈大笑。我断喝道：笑什么！那年高考数学第一题，是写出勾股定理并证明。我现在还能写出勾股定理，你们谁不服，现场证明给我看。无人应战。

其实，当年我就不会证明。

胡洪侠书故事 | 你曾经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文科生吗？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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