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期B|| 张妥系列散文：学校( 二十八）在红旗工学院 /杨莉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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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还准备一个人去送别一个女同学，阴差阳错，没有遇见。就让一段感情随风飘散。
我的航校，我的难忘的四年时光就这样结束了。
文：张 妥
诵读：杨 莉
编辑：林小菲
我从西安航校毕业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到红旗机械厂报到。报到后被分配到了“第八机械厂”。这个分厂是刚刚成立的，是响应国家“军转民”而成立的一个制造变速铝制自行车的单位。我在分厂的技术科任“见习技术员”。到了岗位我就感到了危机，因为在技术科和设计科，甚至车间的技术员，除过年龄较大的，大部分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和他们在一块儿，不免自惭形秽。所以我更加刻苦地要求自己，保证今后在业务上不输给他们。我保持了学校的节奏，每天依然起得很早，打拳锻炼，吃完早饭还要背诵一会儿英语，几个月时间就把《英语九百句》背完了。打扫完办公室卫生，我就去提水，然后按照主任和师傅要求练一个小时仿宋字体——这是手工制图的技能之一。
和我同时进厂的有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这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沈阳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学院这些航空类一般大学生，每月发工资时候，本科生是58元，专科生是52元，我们中专生是45元。这让心高气傲的我总有种压抑感。虽然心里这样想，但是嘴里没有说，而是一如既往地勤奋着。一个北航毕业的同事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不要总是这样积极。你现在的表现，就好像站在桌子上，而我站在地面上，等我们都摸到天花板上的时候，领导和师傅们肯定更关注我，因为我的“进步率”比你大得多。
时间不长，厂里人事处有两位科长到我们单位来，师傅们都和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他们走到我的面前，问了我在学校当学生干部的事情。他们走后，师傅们都说：小张有好事了。我不解，问为什么。他们说：你不认识吗？刚才来的是厂里的管干部的两个科长，他们和你说话，这是来考察你呢。
果不其然，次日我的科长就问我：假如厂里人事处调你过去，你愿意吗？我说：这事我没有考虑过。科长你看呢。科长说：你要问我的话，我是不同意你过去的，毕竟你学了几年的专业了。不过人事处谁也得罪不起，他们也有道理：调你过去，一个是你当过学生干部，有些管理能力；二一个呢，从事管理的人要有专业知识，要科学管理。
这是个大事，我赶紧骑车回家问母亲。母亲说：咱们农村人，弄不懂城里工厂的事情。但是，人家城里人水平高，总不像在农村，你就是金凤凰也给你埋没了。我看，哪个领导大你就听哪个领导的。于是，我就调到了厂里人事处，职务是“人事调配员”。
虽然工作环境变了，但是中专学历太低总让我耿耿于怀。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吧，厂里接到了一份陕西航空工业局的文件，要设立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航空局工作站，开设了“人事”“劳动经济”和“审计”三个专业，脱产学习，学制两年。
我知道后，由于脸皮薄，不好意思向领导提出来，看到对面一个和我同样情况的人已经向他们领导提出了申请，获得了批准。于是我红着脸，踅摸到领导跟前，说：我也想和对面办公室的某某一样，进修学习。领导看了看我，说：这是好事。不要说你提出申请，就是你不提出申请，我们也想督促你继续学习呢。
于是，我开始在“红旗工学院”（后来改名为西航工学院）组织的“电大复习班”复习。“人事管理”属于文史管理类专业，入学考试的科目是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前四个科目都没有问题，但是地理科目，我在初中阶段就很不感兴趣，也没有学好。那就死啃吧。
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前四科问题都不大。地理试题确实让我感到吃力。其中有一个试题，复习中从来没有见过，画了一个小图，东边一条河流表明是黄河，让标出西边的省份。直到考试时间快到了，才忽然想出：这不就是我们所在的省份陕西嘛。
最紧张的就是“放榜”的时候，我对面的同事中午得到了他的考试分数。分数很高。下午上班后，他来到了我们办公室问我：你知道考试分数了吗？我说：没有啊，放榜了吗？他说：放榜了。我们的领导就问：你得了多少分？同事说了他的分数。我们领导就很惊讶，说：那么高的分数呀！来来来，让我赶紧打电话问我们小张的成绩。
领导去档案室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很忐忑。在很多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主要的表现就是：大情小事，首先想到的是最坏的结果。我认为我的地理成绩没有考好，这种情绪一直影响着我。
不料我的领导从档案室出来，一脸的兴奋，比刚才的表情更惊讶，说：这几门课考试都快满分了。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更高的分数。我问：是我的分数吗？领导说：就是就是，人家说你是咱们厂的第一名呢。
一九八六年的五月，单位领导商量说：小张马上就要去脱产学习了，他的入党考察期也到了，我们就不要耽搁了，召开支部大会，进行入党表决。在接收新党员支部大会上，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我的科长，一个是我的同事（他后来担任了某局长），分别介绍了我个人的情况，以及家庭关系，党小组长宣读了小组同意接收我入党的意见。经过党员举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小背负着的家庭政治问题烟消云散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走进了“红旗工学院”脱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