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多质性丨书法与周际艺术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世间一切事物没有独立存在的，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的艺术创造同样如此。可以说，任何一门艺术总不会孤立绝缘地存在，它们总会和周际的其他一些艺术发生一定的联系，并产生某种或某些互渗互动关系。由于各种艺木的性质不同，它们之间的联系或互渗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可以比较多，也可以比较少，可以相对地明显，甚至异常突出，也可以十分隐蔽、微弱，或者比较曲折…

赵孟頫《秀石疏林图》

如中国书法与中国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有的是血缘关系，有的是亲缘关系，有的是具有某种共性。最典型的要属“书画同源”，用赵孟頫的一首题画诗来诠释书法与中国画的关系最直接明了：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赵孟頫“书画同源”题画诗

再如与音乐、与舞蹈之关系，与音乐关系表现在书法的线条，和音乐一样富有抒情的功能，美学家金学智在《线条与旋律》中指出：

“是充满着音乐般的时间性和流动感的。它确实是一种旋律种无声的旋律种有形的旋律，一种终于凝固在空间的旋律。而这种旋律性的线条，又和人的主观世界休戚相关”

由于中国书法线条的美有节奏快慢，与音乐的旋律不谋而合，书法与音乐两种艺术的共性，注定两者的亲近的亲缘关系。用两句话总结：

旋律、是音乐的线条；线条，是书法的旋律。

至于和舞蹈的关系，同具有一种动的韵律，舞蹈艺术的动势、节奏等与书法的书写动势几乎相同，揭示了书法表现的“动”和“势”和舞蹈的“动”和“势”十分的契合互通，就书体而言，草书与舞蹈就更接近了。正是由于书舞的相通性，才有了唐代草书大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受启发，艺道大进。

中国的书法，是在中国美学大系统、大背景下历史地生成和发展而来的，我们要总体上把握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中国独特的艺术美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上，把画说成是“无声诗”、“不语诗”或“有形诗”把诗说成是“有声画“无形画”的观点可谓俯拾即是，其中苏轼关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观点最为著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同样是艺术的相通性。

在中国美学传统的长期孕育下，艺术和艺术之间在多维度联系和多向度互渗方面确实非常突出。且不说萃集各种门类艺术于一体的中国戏曲或中国园林，单说唐、宋以降的中国画，就不断体现出诗、书、画、印“三绝”、“四全”的联系和互渗，于是，中国美术史上涌现出难以数计的诗、书、画“三绝”的名家和名作，郑板桥还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名联。这类现象，正如著名画家潘天寿所指出：

吾国唐宋以后之绘画，是综合文幸、诗词、书法、印章而成者。其丰富多采，亦非西洋绘画所能比拟。是非有悠久丰富之文艺历史，变化多样之高深成就，曷克语此。

吾故曰：“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章是也。

怀素草书《自述帖》局部：舞动的线条

和综合了“三绝”、“四全”的中国画相比，西方绘画作品上，既没有诗，又没有书和印章，甚至连画家的名字都没有。由此可以说，这种明显的反差，不但显示出中、西绘画的重大区别，而且暗示出中、西艺术和美学的重大区别“三绝”（书、画、印）、“四全”（诗、书、画、印）互补相生的中国文人画，在世界艺术之林里显现出独具的魅力和风采，以“扬州八怪”为例，无论是郑板桥还是黄慎，其作品中诗、文、书、印均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书法线条

其诗意美极大地深化了绘画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寥寥数笔更具生命的活力。还值得指出的是，画家的书法使得作品除了具有“诗魂”外，还富有“书骨”，这样，书、画在骨法上又生成了内面的呼应关系。总的来看，这些画家无不是根植于中国艺术美学传统的地道的诗、书、画“三绝”文人对于中国文人画，蔡元培这样将其和西方进行比较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他还这样总结道：在中国，“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和简练。

吴昌硕篆刻

在中国，书法是历史最悠久的门类艺术之也是最有代表性、最有独特性的艺术，因此，它和周际姐妹艺术的“为缘”，亦即发生关系，尤为特殊而突出。中国书法在与这些周际艺术“为缘”的多方关系，从而让人看出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就是由关系所显示出来的种种性质。这也说明，关系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显露着事物的性质。因此，书法与文学、篆刻（印章）、绘画、音乐、舞蹈的亲缘美学关系其中包括外在的、显态的联系和内在的、隐态的关系。而其重要的目的之是通过这种“书缘之美”的一个个侧面扩大视野，进一步窥探到书法艺术的多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