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有时候需要践踏
文 / 闵生裕
前两天看了个外国微电影。
父亲带两个女儿进超市，小女儿珍妮把大女儿莉莉手中的东西打落在地。
父亲要求珍妮必须向莉莉说“ sorry”。
珍妮说：我不是故意的。
父亲说：不管你是不是故意，你都必须向她说“sorry”。
小女儿躺在地上耍赖。
莉莉妥协了:“她不想道歉就算了。”
珍妮说：“姐姐都说算了”。
但是这个父亲坚持要求她向姐姐道歉。
旁边的人也站在父亲一边，要求小珍妮道歉，否则，得好好教训。父亲对着口型教珍妮艰难地说了声“sorry”。
珍妮走到莉莉跟前说：“I am sorry”。
就在这时，一个妇人从珍妮身后匆匆走过时撞了她一下。珍妮的父亲还是较真。他要求对方说“sorry”,遭到拒绝，一再要求下对方草草对他说“sorry”。他说不行，你必须亲自向她说。她索性不理。他找到超市经理，经理找到那女士，建议向珍妮道歉，但对方仍然拒绝。这个父亲报警了。过了几分钟，警察到了超市，在经理的引导下，他们给正在等等排队结账的那女士戴上了手铐。就在警察要以骚扰未成年人罪将她带走时，小珍妮说话了，她说，每个人都不愿说“对不起”，但按父亲教她的发音方式，教那位女士说出了“I am sorry”。那位女士女士说完“I am sorry”时，泪流满面。
当然，这个故事说的是文明社会对公民个人行为与涵养的要求。
在一个不讲理不讲规则的社会，在一个不讲理的家庭，什么“sorry”不“sorry”的，没人理这茬。
我所成长的时代和我成人后面对的时代，是一个不需要“I am sorry”的时代。
李敖说，锻炼男人最好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监狱，二是军营。
这话为什么有理，因为这两个地方从来不讲理。
不讲理，你的意志就要遭到践踏，因为你所到之处都是不讲理的主儿。
如果你牛逼，你亮剑后可以比他更不讲理。否则，你只有学会服从、适应或忍让、忍耐，只要你熬过来就算你炼成了，如果找他们要“sorry”，那是找的挨逼斗。
锻炼男人就应该到不讲理的地方。一个人在这种环境时间久了，你便有个韧性。这种韧性或可说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韧的战斗精神。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代人，是一直被漠视的一代，在许多时候没人把你当人看，什么人格、尊严，在你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之前，这些东东统统没有。
我觉得自己就是从一个不讲理的家庭走出，然后进入一个不讲理的社会。
在我成长路上，我家4个孩子，在农村来说不算太多，大概因为年龄相差不大，分别是7岁、6岁、4岁、1岁，用我妈的话说是“生得稠”。因为孩子多且小，所以，大人自然辛苦，不像独生子女都当宝一样呵斥。这一群只能放养。在育儿上，母亲辛苦，她骂我时咬牙切齿：“日他妈的，别那个好的死多少呢，这个婊儿咋就不死么？”这个骂法我全当秋风灌驴耳。平时与小伙伴玩，挨打了回去告我妈说：“妈，栓子打我了”，我妈从来没好话，她说：“给我往死打！”所以，我们童年，打我们的人基本是放心的。因为告状无门。习惯了，挨打也从不告状。至于我的父亲，他责骂没这个难听，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骂人比这个更有杀伤力。小事小骂，大事大骂。走路的姿势、吃饭的动作、说话的腔调，总之，咋看咋不顺眼。我三年级时，父亲当着舅舅的面因为我字写得太差太乱，骂得我狗血喷头。我确信，他对字的评判标准是有问题的，我的字从来写得不差，顶多是有时着急不整齐而已。我喜欢听传统评书，这应该是好事吧，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但是，父亲不管这个，劈头盖脸骂得我狗头喷血。
我上学时，有个别老师对我也不讲理，说收拾就收拾。
我倒也习惯了，老师就是收拾学生的，在我的意识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就这样被练大了。
我把当年老师打我的事写在书里，那是因为我早已释然。没有怨没有恨，只觉得好笑好玩。如果我内心计较，我不会形诸文字的，那有点不厚道。所以，多年以后，我与打我的老师相逢于酒局，师生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友爱有加。多大点事儿，哪有什么恩怨可言？
十几年前，杂文家马河先生看了我写父亲的文字，许多文字很不堪。比如父亲的严苛，甚至有无知无理无情的简单与粗暴。先生很不解，他说：小闵，你怎么能那样写父亲？我知道，马河先生认为，父亲是伟大的，应以春秋笔法，为尊者讳。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认真地告诉马河先生：“那就是我亲爹”。
我爱我的父亲，我对曾经的历史报以一笑。但恕我不妄言美化了。
我承认，如果父亲有文化，我真不敢这么写，因为我觉得他识的有限的字，或许无法完成对我一篇文章的阅读。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的父亲是有阅读能力的，好像他也看过我的书，大概也看到过写他的文字，但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也许他也会内心自责，但是，这不是事，老子打儿子那是天经地义，骂算啥，这个同样不用说“sorry”。
父亲是个本色农民，他从小农视角出发考虑问题，所以他只在乎我的身体，有病了当紧的很，至于我的心理，他从来不关心。
在我人生遇到每一次挫折，比如两度高考失利，我的父亲没有一次安慰和鼓励，相反，他的打击像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精准狠。
父亲说过的很多难听的辱我骂我的话，我在文章中偶有记录。这不是耿耿于怀，而是一种释然。我以一个男人的悲悯深爱我那卑微的父亲，那份缘于爱的伤害早如云烟。
我也做了十几年父亲了，我摒弃了父亲所有的简单与粗暴，因为我比他更幸运：父亲承受的苦难，我没有；我所受到的教育，他没有。然而，从目前看来，我的教育似乎不及父亲成功。
我非常忧心今天的孩子今天的教育。我也无比同情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不敢批评孩子，更不敢当头棒喝。捧着、哄着动不动还有家长找事，动不动就有学生离家离校出走甚至跳楼自杀。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从没想过自杀，仅仅是因为无楼可跳么？
我告诉你一个常识：秋天的黄萝卜一水淌过，秧子疯长。如何让它潜心结实，让萝卜长得粗硕？
父亲教我把长得茂盛的萝卜秧子踩断，一地生机勃勃的黄萝卜缨变得一片狼藉。过几天萝卜缨又长起来了，再踏。如是者二三。原来成长的过程中，不完全是时时刻刻浇水、施肥,小心呵护。
我懂了，完全向上的疯长是任性与浮躁，而往下扎根才是内敛与笃实。成长，有时候需要践踏。
也许，我就是秋天里的黄萝卜，如果没有践踏，或许只疯长了缨子。
每忆往事，耳畔响起二十年前那首流行歌《水手》里唱的：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顽强的生命应该有足够的韧性。
在许多时候，受伤的时候，我根本不用擦眼泪，因为我压根没有泪。是啊，生活何曾相信过眼泪？
【作家档案】
闵生裕
闵生裕（现被聘为本平台专栏作家），宁夏盐池人。专栏作家，不自由撰稿人。擅长杂文时评，足球评论，艺术评论等。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宁夏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协组联部委员，宁夏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出版杂文随笔集《拒绝庄严》《都市牧羊》《一个人的批判》《闵庄烟火》《操练自己》等七部。
责任编辑：祁国平 书带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