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石油大王哈默
在那个“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年代里，连出一本爱国企业家、世界船王包玉刚的传记，也被认定是冒犯天规，使我费尽心血策划的以海外华人企业家为对象的《创业》丛书梦，被一棍子打碎成一地鸡毛。既然不能出版“华”人企业家之书，那么我的另一套以海外华人科学家为对象的《攀登》丛书，也无疑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杨振宁、李政道也姓“华”，料想选题无望获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当事与愿违、美梦成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或是更絃易辙，另辟蹊径，或是寻求时机，继续前进。其实往往在你失去机会时，上天可能会另有安排，让失去的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这就是古人所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我开始焦心苦虑地思索。蓦地，一个灵感油然而生：既然写海外华人有诸多忌讳，莫如给姓“洋”的名人树碑立传吧。正当我睁大眼睛在物色洋姓名人的时候，接到远在洛杉矶的朋友陈文英一个电话，她说：“老谢，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康永华律师一行三人即将去北京访问，此行目的是为哈默九十大寿置办礼物，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了他，他抵京后会找你。”
哈默（Armand Hammer）？听到这个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名字，真令我喜出望外，难道我真有机会走近哈默，走到他的身边吗？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是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问美国时与之相识的，在参加德克萨斯州为邓小平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当邓小平走过迎候的行列来到哈默面前时，对身边的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笑着与哈默握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接着又说：“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三个月后，哈默如约到北京访问，和中方签订了四项初步协议。以后他又多次访华，在中国投资开采石油并为中美贸易铺路搭桥。
康永华很快到达北京，一见面就告诉我：“这次我们是专门来华为哈默制办寿礼的，目前考虑到的礼物中，一是借一对熊猫去洛杉矶动物园供市民一饱眼福，二是筹办一个中国商品展销会。老谢请你给我们提提还有什么可以做的项目？”
“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以做，但不知道时间是否来得及。”我故弄玄虚，欲言又止，试着吊吊朋友的胃口。
“哈默的生日是明年5月21日，现在还有大半年时间，你有什么想法？”康永华果真急于想知道我的建议。
“对于哈默九十大寿来说，最好的贺礼是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经历记叙下来。”我还是没有直接说出心中的话。
“你的意思是给哈默出一部传记？这是个好主意，但交给谁来出呢？”康永华顿时醒悟，表现出强烈兴趣。
“当然由我来出了，我所在的中国经济出版社，以其背景和档次给哈默出书，完全不降低他的身份。”我终于向康永华揭开了谜底。
“那就太好了！我回洛杉矶后立即向西方石油公司总部报告，请他们驻北京的公司与你联系，具体事项你就直接和他们洽谈。”康永华显得很高兴，因为他对他们原先想置办的礼物能否成功心中无数，而我提出的建议却是切实可行并且具有深远意义。
西方石油中国公司总经理、驻京总代表李迪俊很快给我来了电话，我兴冲冲地跑到建国门外（中信）国际大厦与他见面，希望听到来自美国的好消息。然而没想到李迪俊一见面就向我泼了一盆冷水：“老谢，美国总部已经把你的意向对我作了转达，但是我要告诉你，三联书店早在1983年就翻译出版了一本《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那本书是胡耀邦公子刘胡安排的，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但那本书写得时间较早，特别是没有记叙哈默的对华投资以及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哈默九十大寿之际，为他出一本新的传记不仅值得，而且必要。”我为自己的选题据理力争。
“出一本新书倒也未尝不可，但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人来写，怎么也来不及了。再说采访哈默本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李迪俊提出的新问题倒真的难倒了我，我的心一沉，看来希望已经变成泡影。
沉默片刻后，李迪俊突然说：“我倒有个新想法：哈默不久前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自传，不妨把他那本书翻译成中文不就省事多了。”
“那就太好了！李先生手头有这本书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令我的眼睛一亮。
“书不难找，但有一点，哈默的书都是交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可以将版权授于你们两家出版社，由你们联合出版，你看行不行？”李迪俊又给我出了一个新难题。
“两个单位一起出一本书，彼此的交流沟通实在太困难，似乎也没有过先例。”我苦笑着对李迪俊说。
“这样吧，我把这本书交给你们两家出版社。究竟由哪一家出，怎么出，请你们自己协商解决。”聪明的李迪俊不想给自己平添麻烦。
幸好，我与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曾有过一面之交。当他在认真地倾听了我叙述的事情原委后，未加考虑就作了大方的表态：“老谢，你是出版业的新兵，为支持你的工作，给你一个做贡献的机会，这本书就由你们一家做吧，我们退出竞争。”经济出版社遂轻松地取得了《哈默自传》中文版的版权。由于邓小平称誉哈默是“勇敢的人”，因此我建议将中文版书名改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李迪俊也同意这一书名，但提出应将“哈默自传”改为“哈默传”，否则就显得哈默太不自谦了。
几经洽谈协商，选题最终敲定，下一步急需开展的工作，就是将《哈默自传》这本厚厚的英文书在两个月内翻译为中文。哈默是一位精通百业的“经营之神”，涉足于艺术、外交等多个领域，要承担其自传的译者也应当是具有多方面知识的英语学者。为此我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了我的师友、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系主任吕炳洪教授，吕炳洪也的确不负我望，很快就联络和动员了在京几所大学的六位英语教授（其中多为英语系主任）参与，他们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工作，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校对。
在讨论图书封面、封底的设计时，编辑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而我的意见是，既然哈默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因此封面最好选用一张站在高山上远瞩的哈默油画像。在得到一致赞同后，我去中央美术学院寻访结识不久的年轻教师、油画家李迪，请他为本书作封面（封底）画。听说为慧眼识英雄捧出了陈逸飞油画作品的哈默作画，李迪欣然允诺。哈默得悉自传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后，特来函将此书中文版翻译权和在中国的出版权赠予经济出版社，并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言。与此同时，我又分别请哈默老朋友、煤炭部部长（原冶金部长）高扬文和西方石油公司总部副总裁陈立家、北京公司总经理李迪俊写了前言和后记。
1988年4月，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哈默再度来到北京，杨尚昆践约要为他在北京祝贺九十大寿。随他来京的陈立家一到北京，就嘱李迪俊给我来电询问：“老谢，哈默的书出来了没有？”“快出来了，大概就是这几天。”“能不能催一下印刷厂，先抢印五百本。哈默来北京了，杨主席要给他祝寿，我们需要给嘉宾分送礼品，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礼品，他的自传是最好的选择。”“好，我马上和印厂联系。”放下话筒，我立即与承担印刷的百花印刷厂厂长转达了李迪俊的话，对方十分配合，表示一定在寿宴前赶印出五百本。在杨尚昆举行寿宴的前一天，印厂如约将书送到李迪俊手上，李迪俊来电连连向我表示感谢。
祝寿活动在长城饭店举行，我也应邀出席了，特来参加活动的陈文英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入座。寿宴开始后，杨尚昆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寿词并向身旁的哈默敬酒后，就缓步走下主席台，径直走到陈文英前面与她干杯，随后又和我碰杯。国家主席的这一突然举动，令所有与会者都深感惊奇。其实人们并不清楚，1987年杨尚昆访美到达洛杉矶时，美方并没有准备以国家元首规格予以接待，正是陈文英等人的据理力争，改变了美方的态度和做法。杨尚昆特向陈文英致意，而与她坐在一起的我也沾了光。寿宴结束后，每位嘉宾都如获珍宝地带走了一本《勇敢的人——哈默传》，当晚，哈默又进中南海，将这本书赠送给了副总理李鹏和政协主席邓颖超。
哈默出生于1898年5月21日，西方石油公司将在他生日那天，在洛杉矶和其他地方举办盛大祝寿典礼，因此在北京的寿宴是提前进行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不禁萌生了一个新想法：能否组织一个由中央电视台和我们出版社组成的联合采访团，赴美参加祝寿活动并摄制一部哈默传的电视纪录片？我的想法得到社长齐向武的完全支持，但我却被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驳回，他对我说：“中央台从未拍摄和播映过任何外国企业家的传记片。”“难道不能破例吗？要知道哈默不是一般的外国企业家，而是一位帮助过苏联见过列宁的'红色资本家’，又是小平同志亲自邀请来帮助中国并已取得成效的国际友人！”王枫是一位有思想、有远见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影视行业领导，他很快被我说服了，不仅同意派出五名摄制人员参加采访团，而且许诺在中央台播出纪录片。
八人团已经落实，出版社除我外再另派两人参加采访团，而齐向武自己为避嫌婉拒了这一好机会。然而费用问题并没有解决，需我向哈默伸手去要。于是我又找到李迪俊，向他谈了我的意图，岂料他竟不假思索地一口拒绝，笑着说：“哈默是从来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做广告宣传的，你们也完全没有必要给他拍摄纪录片。”
“但是在长期封闭的中国，哈默的名字远非尽人皆知，更何况中央电视台从未给任何一位外国企业家拍摄和播映过纪录片，这次是经过特批破例获准的机会啊！”我反驳道。
“如果哈默同意你们采访，赴美的经费由谁负责？”李迪俊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了。
“李先生应当了解中国的财务制度，这笔费用自然要由你们来出了。”我坦率地表明了我的要求。
“老谢，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同意你们去采访还要西方石油公司出钱，这事恐怕有点难了！”李迪俊摇头说。
“李先生，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你最好向总部汇报一下，同意当然好，不同意也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一个计划也只能成为水底捞月了。”我说。
“好，我先向总部报告，希望你有好运！”见我的态度执着而又诚恳，李迪俊也就顺水推舟，乐得做个人情。接着他又问我，“你们这个团有多少人？”
“中央台五位，出版社三位，共八人。”看到他变得认真起来，我觉得有望了。
“人数不算少，八个人的全部费用大约需要五万美元。好吧，老谢，你就等着我的回音吧！”
几天后，我得到了李迪俊的答复：总部同意了！于是一个八人采访团在哈默寿诞前夕赶到了洛杉矶，而我代表李迪为哈默带去了一份特殊的寿礼——《勇敢的人——哈默传》封面的油画原作。
《哈默传》的成功出版，为哈默祝寿活动锦上添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哈默传》，受到西方石油公司高层好评。随后李迪俊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哈默私人专机不准降落北京机场，二是他们投资的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生产的煤不能在中国大陆销售，他请我予以帮忙。恰好我认识中国民航局和煤炭部的领导，使问题的解决得到一定的促进。多次交道，使我与李迪俊成了好朋友。他特邀我作为唯一的中国朋友，参加美国著名企业中国公司（华人）负责人的周三午餐会，而且许诺在参与海南开发中与我和出版社有更大和更实际的合作。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和来往。
《勇敢的人——哈默传》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第一版印发的五万本图书很快销售一空。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是出版社追求的目标，《哈默传》的完美收官使我又“故态复萌”，开始策划新一套“创业”丛书，不过这一次汲取了以前的教训，选题对象不再考虑“华人”资本家，而是放眼于与我友好的国际企业家。
首先跃入我脑际的一个人选就是被誉为“钢铁帝王”的日本钢铁业创始人稻山嘉宽，他在日本刚出版了一部自传《谁知我心》。如何才能联系上稻山嘉宽？谁来翻译这部作品？我想到一位理想人选孙晓燕，她不仅是日文科班出身，更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平化的女儿，足以有渠道联系上稻山嘉宽。不出所望，孙晓燕一口答应，而且很快就交出了译文。稻山嘉宽毕竟不是哈默，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何况图书也显得较单薄，《谁知我心》出版发行后并未在读者中引起太大反响。在这本书悄悄收场之后，我雄心勃勃的新“创业”计划，也因选择对象太难而不得不打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