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忆赤峰”总结篇：千年风月，且歌且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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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题]:“赤峰记忆”连续二十七期，为您介绍了与赤峰有关的古代和近代诗词。这其中既有名家巨匠之大手笔，也有无名氏们的低吟浅唱。这些诗词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有世俗云雨，亦有政治风光。为此，在这一期里，“赤峰记忆”将对这次系列策划再进行一番梳理，也算是总结吧。
如同现在的“顺口溜”
中国文学，发端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构成了一卷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史。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奏出了艺术时代的最强音。它们已经超越了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一种艺术符号。但纵观赤峰地区的文学作品，在唐朝以前鲜见于各种典籍，哪怕是只字片言。即使是赤峰地区最辉煌的历史时段——大辽契丹二百多年，传世作品的数量也极少。而且，这其中又多为公文性质的，如诏谕、书策、表册、奏章、碑记、墓志铭之类，纯文学类作品是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的。
究其原因，首先是统治者的崇武轻文。契丹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第一要务是生存。因此，在他们的血液里有更多野性与粗犷，热衷的是拳头，而不是笔头。这一特性，在契丹建国之初，依然十分浓烈。这从善文的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没能当上皇帝，而善武的次子耶律德光却能如愿以偿就能看出，当时的他们仍然根基不稳，更需要武力去征伐，而不是用笔头子去指挥。后来，随着国家的稳定，契丹人也曾一度模仿汉制进行统治，尽量实现制度下的契丹人与汉人的地位平等，实际上也是文学上的平等抑或叫进步。如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十年（947年），大臣张砺曾谏言：“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苛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这样的建议显然提得不是时候，太早了，未得到耶律德光的认可。直到几十年以后，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后，契丹人与汉人的地位差距才有所缩小，比如在统和十二年（994年）圣宗下了一道《谕依汉律办契丹人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这时的圣宗已经意识到实现契丹人和汉人平等的重要性，虽然仅仅只有十余项罪名依汉律，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这种对汉人政策的松动，在文学领域也有所表现，圣宗朝是大辽契丹国在文学领域较为兴盛且比较开明的时期。他规定“止以词赋、法律取仕，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圣宗还亲自翻译白居易诗作，并号召群臣一同研习，为文学在契丹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执政时，虽然国运在走下坡路，但在文化领域应当是鼎盛时期了。
在《辽史·文学传》里，仅仅有萧韩家奴、李澣、王鼎、耶律昭、刘辉、耶律孟简、耶律谷欲七人而已。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不够自信的时候，往往会显得十分保守，大辽契丹帝国即是如此。比如他们禁止民间私刻文字，文学作品往往在流传过程中就散佚了，导致很多文学作品没能存世，此即鲜见契丹文学作品原因之二也。如《契丹国志》说圣宗耶律隆绪“御制曲百余首”，可如今却只发现了他的一首完整作品，即《传国玺》诗，还有一首不完整的《题乐天诗》。现存大辽契丹诗歌，包括仕辽汉人诗在内，也不过百余首。正因为如此，被后世所熟知的契丹文学家或作者除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道宗皇后萧观音、天祚帝妃萧瑟瑟等彼朝权贵之外，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大辽契丹初期的文学水平很低，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创作了一些诗、歌不分的作品，这与汉族文学自汉代以后便诗、歌分家的局面大不相同。如现存最早的契丹族诗歌是《焚骨咒》：“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它是契丹人在焚化尸骨时所吟唱的祷祝之歌，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却非常质朴自然。另外，还有一种汉语和契丹语相混的诗歌，非常的有趣，比如刁约的《使北语诗》：押宴夷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这样的诗，不懂契丹语是读不明白的。另如道教全真五祖之一的刘海蟾曾作《还丹破迷歌》，全诗较长，现仅列前四句：“传闻世人有金丹，学者如麻达者难。不在水，不在山，原来只是在人间。”这样的诗带有极强的口语性和民间性，非常的适宜歌唱，如同现在的“顺口溜”。在大辽契丹时期，同样具有可唱性的诗作还有无名氏的《喜雨歌》、萧观音的《绝命词》、无名氏的《臻蓬蓬歌》、无名氏的《依栏歌》等。
待酒余茶后细品
到了大辽契丹中后期，文学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在王鼎的《焚椒录》中，记载了辽道宗耶律洪基时的大奸臣耶律乙辛曾上《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报告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唯一私通事。对于这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萧观音是大辽契丹现存诗作最多的诗人，共五题十四首，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当时，最能体现诗歌发展水平的当属寺公大师所作的《醉义歌》，全诗一百二十句，是大辽契丹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最高峰。这首诗原用契丹文写成，后被耶律楚材译为汉文。耶律楚材在译注中称寺公大师“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这样的评价真的太高了。可惜的是，由于篇幅有限，在本文中就不抄录了吧。实际上，在与赤峰历史沾边的诗歌中，水平最高的还是“使辽诗”。但这部分诗歌多为北宋名臣巨匠所为，无颜评论，待酒余茶后细品吧。
我们都知道，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东丹王耶律倍的七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据史料记载，耶律履在金史作移刺履，有三子，曰良才，曰善才，曰楚材。耶律履曾作《史院从事日感怀》：不学知章乞鉴湖，不随老阮醉黄垆。试从麟阁诸贤问，肯屑兰台小史无。一战得侯输妄尉，长身奉粟愧侏儒。禁城钟定灯花落，坐拊尘编惜壮图。
细读史传，再结合耶律履的诗，可以发现耶律氏在金朝时期的处境很为尴尬，内心充满了焦虑，并非完全备受宠信。诗文作品往往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表露，即便使用修辞手法，即便有难言之隐，读者细细体会，也能感受到内在的喜怒哀乐，读出弦外之音。其实，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契丹皇族耶律氏尽管在金朝也有做高官的，但毕竟故国已逝，辉煌不再了。耶律氏皇室贵族在辽亡之后即进入没落期。所谓没落，一是地位的降低，由贵族变为平民或奴仆，由俯视变为仰视，地位自然下降，生存状况、田舍财产也相应发生变化；二是文化心理的失落，由国族变为附庸，优越感骤然消失，卑下心理尚未完全形成，俯首帖耳听命于原本看不起的新主子，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比耶律履更加抑郁闷更加悲惨的当属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父子了。
说到赵佶，可谓多才多艺，能写擅画，自成“瘦金体”一家。但他在艺术方面的高水平却无法掩盖在治国理政上的低能，在位二十六年，最终葬送了北宋的江山。宣和七年（1125年），赵佶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仓促之中传位于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并于十二月十五日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宋钦宗赵桓为庶人。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底， 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夺走。或许真的是苦难出佳作吧，徽宗赵佶在北上途中竟然诗兴大发，作了很多哭哭泣泣的诗词。比如他在金中京（即辽中京，金朝海陵王时改为北京）被软禁了很长一段时间，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作》，凄凉哀婉之气，可与同命相怜的南唐后主李煜相比较。除此而外，还有诗《在北题壁》以及《眼儿媚》等。钦宗赵桓也曾作词《眼儿媚》，以和其父，悲情父子，同题作文了。
读此诗如见彼画
金朝的诗歌水平显然比大辽契丹要高，在建国之初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数量上也明显多于大辽契丹。据资料显示，金朝诗歌以世宗完颜雍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朴素特征，后期则主要以道教诗歌为主，全真道人成为创作主体。如全真七子之首长春子曾在达里湖附近作《鱼儿泺》一诗。但在金朝为赤峰地区写过诗的最著名诗人当属赵秉文和元好问了。
赵秉文是金朝中后期文坛领袖级人物，历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五朝，是五朝元老。他曾在金北京路做过转运司支度判官，为赤峰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些诗篇不但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还为研究赤峰地区的辽金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西陵》《翠微轩》《镇国寺》《七金山寺》等等。而元好问是与赵秉文有交往的另一位诗人，诗文为赵秉文所赞赏，文学成就甚至高于赵秉文，也是一代文宗。当时，元好问与金末进士李治时相唱和，人称“元李”。元好问的诗歌作品众多，其中《续小娘歌》较具有特色。这组诗共十首，每首七言四句，作于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当时，蒙古灭金的战争已近尾声，而元好问的这十首诗正是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比如第一首是：“吴儿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声。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诗中的“小娘”是当时对年轻女性的通称，如同大辽契丹时的“细娘”。元好问借小娘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痛苦心声，将原本你侬我侬的民间情歌加以重新演绎，慷慨深沉特点突出，在金朝诗歌中可谓佼佼者。据说当元好问看到东丹王耶律倍的一幅画作时，非常欣赏，遂作《东丹骑射》，亦为我们留下了与契丹书画有关的历史记录：“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时石。”读此诗如见彼画，甚妙。
显然，金朝诗歌及其文学成就，在宋金元文学史上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据有关资料，到了元朝，乐府体和歌行体诗大量出现，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与宋代明显不同，较金朝也进了一大步。究其原因，是元代文人诗歌创作有意回避宋朝诗人的枯瘠，而追求汉唐文风，有意恢复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天然关系。在很多元代文人看来，宋代之前的诗歌多是入乐的，所以多以“歌诗”称之。在元代，很多文人也都以“歌诗”称呼时人作品。在元代诗歌中，与赤峰地区有关的作品主要有曹伯启的《题东丹王<乳驹图>》、冯子振的《正宫·鹦鹉曲·松林》、贝琼的《胡虔<雪猎图>·为徐复初赋》、贡师泰的《七绝二首》以及元末昭宗必里克图汗爱猷识理达腊的《新月》等。这些诗词虽传世，却少有佳作。但从中不难发现，大辽契丹的文化影响力至元仍很强大，尤其是书画艺术类。
总之，虽然元代诗歌创作不如杂剧和戏曲为人们所熟悉，但在整个中国文坛上也是十分重要且必且的一环。更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地区也是戏曲的诞生地之一。据史料记载，大辽契丹时期不但已有了戏剧的表演，而且还非常盛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辽兴宗耶律宗真曾经与教坊使王税轻十数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有一次在宫廷举办晚会，有刘四瑞兄弟和王纲加入了伶人乐队。耶律宗真也凑起了热闹，让他的一个妃子换了衣服，扮成女道士。事后，这个妃子的父亲萧磨只不乐意了，找到耶律宗真说：“蕃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没想到，耶律宗真一听这话，恼了，打了老丈人一耳光，气呼呼地说：“我尚为之，若女何人耶！”兴宗耶律宗真以皇帝之尊，不但自己参与戏曲演出，还让自己的一个老婆也粉墨登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足以证明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赤峰地区，已经出现了现代戏剧的雏形了。
到了明代，赤峰地区再成游牧之所，文坛再次荒废。满清时期，与赤峰地区有关的诗词多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御制”或臣子的吹捧之作，不提了罢！还有“口北才子”赵玉丰的《泥莲书室文集》。至于旺都特那木济勒和贡桑诺尔布父子的诗，也是可以提一提的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