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广州传》 作者：叶曙明
明朝立国，天下归一。一些人以为，汉人重新坐上龙椅， 一切将恢复旧观，再续宋朝的繁华梦。但朝廷立即实行海禁，除市舶司垄断的“朝贡贸易”外，民间一切正常的海市，都在禁绝之列，甚至禁止民众出海。举凡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绵等，都是禁止出境的；凡下海者，杖一百，货物入官，其中两成奖给举报者；民间不仅禁与洋人贸易，甚至禁止使用和囤积洋货，包括祭祀也不准烧洋香，必须用土产的松柏枫桃诸香代替。违者以犯罪论之。从市舶司的存废，可以看出，朝廷对海外贸易，举棋不定。洪武初年在太仓黄渡设市舶提举司，洪武三年（1370）撤销；不久又在广州、宁波、泉州设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又撤销；永乐元年（1403）恢复广州、宁波、泉州市舶司；嘉靖元年（1522）又撤销宁波、泉州两个市舶司，但第二年又恢复市舶司；嘉靖二十七年（1548）又裁撤，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恢复。如此反反复复，反映出大明朝廷对海洋的恐惧感，始终未能释然。
泉州市舶司遗址
不过，大明也并非完全封闭，多少还表现出想与世界交往的愿望。《明史》记载，欧洲商人捏古伦（据推测，可能是英文名字Nicholas的译音）因战乱滞留在中国，无法返回家乡。朱元璋得知后，让官员想办法把他送走，并写了一封诏书，命其带回欧洲，交给“拂菻”（东罗马帝国）国王。诏书大意说，他推翻大元，建立大明，已经四年了，当初“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 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中国既改朝换代，“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所以由捏古伦赍诏往谕。朱元璋还是有基本的国际关系概念，政权更迭，不忘照会通商各国。他还不断派人出访，与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建立关系。朱棣登基后，也多次派使节出访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腊、占城诸国。既然明代的统治者愿意与海外交往，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它，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海禁时间最长的朝代呢？朝廷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守护海防，明代倭寇海贼的猖獗，剽劫行旅，攻击官军， 对沿海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所谓“守者一点，攻者千里”，海盗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朝廷只好采取“斩脚趾避沙虫”的办法，实行全面海禁，二桅以上的船只，禁止出海，凡私下与海外互市、贩卖番货者，一律施以重罚。14、15世纪，对中国来说，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国与法国打响了百年战争；美洲的玛雅文明开始衰落；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消灭，中世纪结束，欧洲内部纷争四起，战乱频仍，整个西方世界，处于重新洗牌、分化整合的时期。
中国这时的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足以执世界航海业的牛耳，若能乘时而起，何愁不能雄视天下？但这时朝廷却颁布了一项愚蠢的规定：所有民船一律改为平头船，使之不能航行远洋。直到永乐元年（1403），朝廷小心翼翼地恢复了广州、泉州和宁波三个市舶司，管理“四夷朝贡”的海外贸易。三省市舶各有分工，广州市舶司主要管理来自暹罗、占城和西洋的“贡船”。市舶司虽然归地方官府官辖，但朝廷不放心，另外又委派市舶太监，设立“市舶中官公馆”，提督市舶。广州市舶司设在归德门外，市舶公馆设在城南江边，后迁到仙湖街。这种双重管辖的体制，造成互相扯皮、掣肘。市舶太监有皇帝授予“专敕行事”的权力，等同钦差大臣，谁也制约不了他，于是各种无法无天的事都做出来了。永乐三年（1405），朝廷做了两件与海洋有关的事情：首次派郑和下西洋和在广州设立怀远驿。郑和是内官监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内官监是宫中十二监之一，地位相当高，仅次于司礼监，掌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即宫中“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等，连营造宫殿皇陵，都归内官监管。
郑和下西洋，是朝廷第一次越出东洋范围，对未知海域进行官方“探险”，动用海船数量之多，航海技术之先进，开拓航线之广远，在世界上几可独占鳌头。明代的造船技术，值得留下不朽的一笔。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船体巨大，既稳且快。几十年后的哥伦布船队，乃至一百多年后的麦哲伦船队，与郑和船队相比， 亦属小巫见大巫。郑和首度出航时，带了大量的瓷器、丝绸、金银、铜铁、布匹等宝物，代表皇帝“赏赍”西洋各国。但这不是开辟贸易之旅，而是朝廷宣示国威。后世有人反对此说，认为郑和下西洋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开辟贸易。但这种不计成本、极尽铺张的“贸易”，最终也只能是赔尽老本，把原来就不丰厚的国库，消耗得见了底。结果，七下西洋之后，便难以为继了。官僚们为了阻止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工程，在郑和死后，立即解散船队，烧掉了他留下的航海资料。当时，广州已开辟了经菲律宾到美洲和经印度西海岸到欧洲的航线。官府兴建怀远驿，是为了接待各国贡使，类似宋朝的海山楼，由市舶司管理。其接待对象只限贡使和随行人员，不像海山楼连国内的船商、水手都接待。仅从这一细节，宋、明两朝的襟怀，已立见高下。驿馆的选址，既不能离城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怕洋人窥探城内，太远又不利缴税通关；附近不能太热闹，怕中国人与洋人接触太多，也不能太荒凉，还要照顾到洋人日常生活。明代广州的珠江岸线，已南移至大观河、桨栏路、冼基一带，西关人口越来越多，介乎城乡之间，生活还算方便，基本符合所有要求。最后，选中了在蚬子埗（今十八甫怀远驿街） 兴建怀远驿。这年清明前后，蚬子埗的码头热闹起来了，一船船的石料、木料，排着队等候卸货。大批从事建筑业的木匠、石匠、泥瓦匠和劳工，从四面八方集合到蚬子埗。有些匠人的祖先参与过宋代建三城的工程，因为工匠的职业是世袭的，一代为工匠，代代为工匠。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谁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怕他们盖房子时，做点什么手脚，害得房主后患无穷。官府督其工役，择黄道吉日，以三牲果酒之仪，拜过土地， 各项匠人，不下数百，纷纷起造。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从春天到秋天，从冬天到夏天，工地上热火朝天，挑砖担泥，夯土平基， 定磉扇架，砌墙竖柱，打夯的号子声，凿木的叮当声，工匠的吆喝声，从早到晚，喧哗嘈杂。每次的上梁拜神仪式，都吸引众多民众围观，只见明香五炷，祭酒三奠，三跪九叩，祈求三界四府、十方贤圣、诸天星斗、十二宫神、五方地主等各路神仙，大布恩光，永灭灾殃。在震耳欲聋的炮仗声中，锣鸣鼓响，大梁徐徐升起安放。看热闹的人群，兴奋得好像自家盖房一样。
广州怀远驿
到第二年八月，一百二十间房子，便停停当当，排列在河边了，牌坊楼阙，参差错落，规模宏整壮观。这是一组标志性建筑，唤醒了人们对昔日繁华的记忆。当怀远驿迎来第一批客人时，人们喜笑颜开，深信只要朝廷不再禁锢民间，放开市场让广州人去经营，宋朝时西澳码头商贾云集、货如轮转的场面，很快就会重现。然而，让人掉下巴的是，明朝的海禁，比蒙古人统治时还要严厉，时间也要长得多。有明一代，倭寇海盗的困扰，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嘉靖元年（1522），由于发生日本两批贡使团互相厮杀的“争贡之役”，朝廷关闭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留下广州市舶司，作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只许那些交往已久， 互相熟悉的朝贡国前来贸易，对非朝贡国则拒之门外。即使对朝贡贸易，也有严格限制，必须领有凭证的贡船，才准入港。这种凭证叫“勘合”，由礼部发出，每个朝贡国只限两百道。勘合之外，还有号簿的限制，每国限四扇号簿，分配给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第一批领得勘合的有暹罗、占城、爪哇、真腊、满剌加、苏门答腊等国。勘合上详细列明朝贡国的国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等， 入港时交市舶司严格核对；对贡期也有限制，如暹罗一年一贡， 或一年两贡，占城一年一贡；对于贡使人数、贡船数目、船上携带的兵器各类与数量，乃至从哪条水道进广州，都有严格规定：朝贡使团通常在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左右；所有贡船到广州前， 必须以琼州为第一站，官府派人上船“辅护”，然后再进入珠江口。违反这些规定的，可视作寇盗。朝廷购买舶货，不叫“买卖”，而叫“赏赍”，比如暹罗进贡了象牙、犀角，朝廷就赏赍丝绸、瓷器等。黄佐的《广东通志》记载：与东洋贸易，多用丝织品作为赏赍，“西洋交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朝廷就是不肯摆出平等交易的姿态，一定要让外商觉得，允许朝贡贸易，是朝廷的旷古隆恩。
【内容简介】
《广州传》以丰富详实的史料、通俗明快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广州这座城市从新石器时代到1949年间，从“化外之地”变成外贸重镇、几经毁灭又重获繁荣的跌宕历史。
全书以朝代为划分，四条线索穿插书写。一是城市形态的变化，比如广州这座城是怎样从无到有，它的城池、建筑、街道是怎样建起来的。二是生活形态，尤其是衣、食、住、行、玩的变化，以及民间的各种习俗、节庆。三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广州是靠什么发起来的？不是靠工业、农业，而是靠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外贸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四是文化形态的变化，包括广州的文化、教育、宗教、民间艺术与工艺等。
【作者简介】
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颇具代表性的广东历史文化专家，有“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之称。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有著作《草莽中国》《军阀》《重返五四现场》《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