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老店
刘家老店
每一个家族，都像一棵树，有枯有荣，遍尝风雨，历尽秋冬……正如喀喇沁旗甘苏庙村的刘家老店，曾经的兴旺早已不在，店已逝，但人还在！
大红纱灯
每一个家族的故事，都是Long long ago的，刘家老店的故事也是如此：乾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49年， 黄河泛滥，山东、河北一带大涝，庄稼绝收，饥民数十万计。在那时的山东省武定府海丰县刘家庄，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刘官，老二叫刘贤，老三叫刘垠。这一年的秋天，18岁的刘官见地里的庄稼绝收了，家里揭不开锅了，决定过了年就带上妻氏和二弟刘贤出去闯一闯，也许能讨到一碗饭吃，找到一条活路。这三个人与三弟刘垠洒泪分别后，一路步行，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总算是来到了喜峰口，打算出关。当时，由于饥民太多，清政府也不得不松了口，允许关内的人到关外去谋生。按照官府的安排，刘官和卢氏被安置在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公主陵东南朝阳沟地方定居，刘贤被安置在哲里木盟八面城地方定居。于是，刘官和刘贤在喜峰口关门楼子附近的一棵大槐树下再一次洒泪而别，各奔了前程。在离别时，兄弟二人还相互嘱咐着，一定要常联系，常走动，等到日子安定了，还要回山东老家去看看，认认亲。
刘官和妻子卢氏来到朝阳沟后，刀耕火种，搭起了马架子，还生育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刘文成，老二叫刘大成。刘文成生于乾隆十八年，娶妻张氏，生有一男二女，儿子叫刘发。由于家境困难，刘发于乾隆五十年带妻携子去他乡谋生，据传可能是落脚在现在的建平县北马厂乡二十家子一带。
日子稍稍安定下来后，刘官和刘贤这哥俩儿开始相互捎信儿，商量着想回山东老家一趟。可是，回乡需要一笔盘緾，而刘官家的生活还是不富裕。无奈之下，刘贤就让自己的儿子回山东老家去认亲。到了刘家庄，刘贤的儿子见有一堆人正在说闲话，便走上前去打听三叔刘垠的住址。但众人不知这个风尘仆仆的陌生小伙子是何用意，皆摇头表示不知。正当刘贤的儿子不知咋办才好的时候，有一个背着粪筐的老汉路过那堆人，走了过来。这时，有人悄悄地告诉刘贤的儿子，跟着那个背粪筐的老汉走吧。刘贤的儿子追上前去跟那个背粪筐的老汉一搭讪，原来那个老汉正是他的三叔刘垠。刘垠一见侄子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了，十分的高兴，亲亲热热地把刘贤的儿子拉进了家门，盛情款待，热热乎乎。
刘贤的儿子在三叔家住了十多天后，准备起身回家了。刘垠拿出两只三尺高的大红纱灯，上书“山东省武定府海丰县刘家庄”十二个大金字，让侄儿捎给远在塞外的两个哥哥，留作纪念。
老来得子
从上面的这些资料中不难看出，刘家在朝阳沟的前两代都不算富裕，是佃农，甚至连第三代的刘发还因家境不好而远走他乡。他们这一枝子的兴旺发达，是从刘起开始的。
刘起是刘大成的二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刘旺。刘起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于道光二十七年去世，享年67岁。他于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夏中秀才，第二年便在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任爱林佑领的手下当上了箭丁，为卓索图盟盟务帮办满珠巴咱尔郡王办事，主要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所谓的“箭丁”，或称马甲、甲丁、壮丁，属于公共兵丁，追随所属长官处理日常杂项事务，也叫“随甲”，类似于今天军队中的勤务兵。箭丁按照跟随个体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随缺箭丁和随人箭丁。随缺箭丁就是分配给某一个蒙古官员并听从其使用的箭丁。随缺箭丁是按照各个蒙古官员的级别分别配给相应数目的箭丁。在担任箭丁期间，刘起认真实干，又很有文化，受到了喀喇沁右旗王爷的奖赏。
1995年，刘氏家族的后代将朝阳沟的祖坟迁往甘苏庙时，曾在刘起的坟墓中出土过清代铜币若干，还有箭丁等级的顶戴花翎等随葬品。他的棺木也是由上好的油松制成的，棺材头和棺材帮都饰以彩绘。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彼时的刘家已经真的“起来了”！但是，刘家的日子却是在刘克明和刘克亮时期达到的顶点，他们是刘官的重孙子。
当时，经过150多年的发展，甘苏庙村已先后建有山云寺、宝泉寺、福泉寺、吉龙寺、吉祥寺、平顶寺、东凤楼、西凤楼、九神庙、土地庙、风神庙等大小十四处寺庙。到了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清政府还御赐给这些寺庙以庙田万余亩并准许召垦。这些庙田处于老哈河西岸的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且利于浇灌，耕种条件好，还是“二八”之地，即佃民获得收成的八成，庙主得两成。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优厚的条件，吸引了许多汉人前来租种，其中就包括刘克明和刘克亮弟兄二人。刘克明是刘旺的独子，刘克亮是刘起的独子。刘克明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卒于同治十三年。十八岁时，刘克明已儒学功底厚重，通四书五经，精于易经，善于经济和农耕园艺，远近闻名。刘克亮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卒于咸丰九年，极善理家治家。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可以发现了一个问题，乾隆五十八年是1793年，嘉庆二十五年是1820年，这对叔伯兄弟为什么竟然相差近三十岁呢？记者在本次采访中得知，其实原因很简单，刘起是老来得子。
刘克明和刘克亮从朝阳沟举家搬迁到甘苏庙村后，在村子的东南一隅定居了下来。由于刘克明和刘克亮善于经营田地又逢连年的风调雨顺，社会也算安定，数年间就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挣得了刘氏家族在甘苏庙村的“第一桶”。这对亲叔伯兄弟还置下房基地十多亩，建围墙，筑大院，盖起了10间一条脊的青砖瓦结构住宅，砖瓦结构的大门楼、二门楼、影壁墙，所有门窗全部用红松木精雕细刻而成，出自安永喜的祖上之手。
安永喜的祖籍在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安家屯，于道光二十五年迁居塞外，现主要居住在甘苏庙西营子。安永喜生于民国五年，卒于1975年，私塾一年，曾任甘苏庙村主任、村长等职，是村土改时期的主要决策者之一。1946年晚秋，他与甘苏庙村的邢国臣、冯景春、张志秀于村西杨树林边的高粱地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党证，每人手执一枚印有毛主席像的证件。
迁居甘苏庙村10多年后，刘家更加的丰足，人丁兴旺，刘琳和堂叔刘克亮分家，十间大瓦房一分为二，东院属克明，务农；西院属克亮，务农兼开车马大店，这就是刘家老店的开端，即南店。
这一阶段，应当是刘家的鼎盛时期，从为刘克亮出大殡的规模上就可以看出：清咸丰九年，即公元1859年的冬天，刘克亮病故，族人决定出大殡，搭经棚、鼓乐棚各两座，请法宪寺的二百多个和尚分两班日夜轮流诵经，数十人的鼓乐班子也分两班日夜不停地奏乐。长子刘璞扛白幡，长孙东洋扛花幡，用48杠送往西桥朝阳沟祖坟安葬，途中还有多处路祭。刘克亮的棺料系油松，三长两短料比常规加大尺寸，棺材内外不饰彩绘，仅涂防腐材料，1995年9月迁坟时如新的一般。
刘克明独生子叫刘琳，生于嘉庆二十五年，秀才文化程度，性惧官，终生未得功名。他孔学、医学俱佳，一手蝇头小字极好。刘琳还喜欢搜集民间医药验方、楹联以及家族史料等。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家族史料及医书、楹联毁于“文革”期间。
刘克亮的长子叫刘璞，生于道光六年，卒于光绪二十八年。他继承祖业，家境丰衣足食，店业兴隆。刘瑸是克亮的次子，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宣统二年。1895年，刘璞和刘瑸再分家。刘瑸在甘苏庙村庙仓东150米的地方置地5亩，又开办了另一处车马大店，即刘家老店的北店，宅店房屋全是土木结构，形成前后一体的两处四合院。
刘瑸这个人多才多艺，除开店经营商业而外，还喜欢文艺，每年都要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如筹资承办正月高脚戏，会后再妥善保管秧歌队所用的响器及各种道具。刘瑸对响器也很有研究，由他购置的开路铜锣、铜铙、铜钹的音质极好。清末民初时，喀喇沁东部乡里曾组织过一次优秀秧歌队的评选活动，结果是兴隆街的高跷、甘苏庙的响器、尧都地的大鼓为第一。刘瑸还是将秋千这项文体活动引入甘苏庙的第一人，有单、双蹬，还有四人乘坐的转秋千。每逢正腊月的农闲时间，他就将秋千安装好，让乡亲们自娱自乐，过了二月二再拆掉，保存起来。
刘二调对
清末民初，中华大地风雨飘摇，曾经偏安一隅的小小甘苏庙村，亦不能幸免。
1891年，敖汉闹起了“金丹道”，喀喇沁地区也遭了殃，大批的“红帽子军”涌入甘苏庙村，纵火焚烧了很多庙宇，包括法宪寺院内的经堂、鼓楼、山云寺的都根殿以及东西配殿、东凤楼、西凤楼的主体建筑等。
“红帽子”溃败后，甘苏庙及其周围各村加入“金丹道教”的人无一逃脱，全都被押送到喀喇沁右旗王爷府治罪。其中，甘苏庙村惟一一个“金丹道教”的信徒，姓麻，因给“红帽子”们通风报信而被处以极刑，活剥人皮，尸体挂在临街大树上示众七天。据传，那张人皮一直保存到土改时期。
面对如此乱世，甘苏庙刘家仍是当地的巨富之一，方圆数百里的人们有的甚至只听说过刘家的南店和北店，而不知甘苏庙。据说，甘苏庙村曾有一座由煤焦子堆成的小山，到土改时还在，是刘家南店烧煤留下的，可见其兴旺程度了。在这期间，甘苏庙刘家的“人物头”叫刘东江，谁家有个为难着窄的全找他去给解决，南店的商贸往来也全由他总理。
刘东江是刘璞的次子，生于同治四年，于1954年去世。他通读四书五经，善于交际，官私皆通，为远近百里的名人，绰号“刘二调对”，人称“刘二爷”。当时，天下不太平，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地方帮派、土匪多如牛毛。每当发生一些由官、私势力纠缠在一起的矛盾时，只要经由这位刘二爷的一番调解，大多能“初见怒目而视，再见举杯话别”。
有一次，刘东江的一个侄女出嫁了。在送亲的途中，一头毛驴被土匪给抢走了。送亲的人跑回来跟刘东江一说，刘东江马上就知道那股土匪是何来路了。他告诉送亲的那几个人到哪里能找到那股土匪的老窝，找到那股土匪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就行了。果然，土匪头子一听到“刘东江”这三个字，马上放人，还直赔不是。
刘东江还有一个同辈的兄弟叫刘东海，在民国和伪满时期曾任他卜营子的甲长，一生勤俭，没干过坏事。1947年，土地改革了，刘东海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当时，他家有四亩地的四合院一处，还有一亩大的东跨院，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各五间，土木结构；东跨院土木结构房三间。其中，四合院正房五间在土改后成为村小学校，桌椅等物多是从寺庙里取来的，东西厢房分给当时的贫下中农居住。其实，到了民国后期，刘家老店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