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建状
厦门大学中文系钱建状教授
摘 要：与唐五代文人相比，宋代文人赏砚、品砚，人数更多、群体意识更强。围绕着“砚”这种手头案上的“闲澹”之物，宋人所展开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以及文人交往互动、诗歌唱和之频繁，远为唐五代人所不及。由此增广了宋代文人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或相似美学趣味的形成。砚由日常消费品，一变而为文人案头的清玩，至为重要的原因，是宋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清浊、雅俗之辨。宋人把丰富的学识、高雅的趣味，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以“辨砚”为契机，雅与俗、酒客与学者、资谈笑与资考据，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在宋人的文化语境中，蓄古砚，辨古砚，以为玩好，与收藏、研究古钟鼎彝器相似，在精神指向上，是通之于好古博雅的。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寓意于物，超越日常，提升诗意，是宋人咏砚诗的特点。这在形式相对自由、内容伸缩度更大的五、七言古体诗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宋代的砚铭，所固有和已有的文体属性弱化，而与诗呈合流之势。尽物性之美，不即不离，略有影带规戒之语，是其特点。
关键词：宋代文人；砚；诗；铭
“书契既造，砚墨乃陈。”砚，作为研磨颜料的工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汉魏以来，随着砚材的开发与制砚工艺技术的进步，其形制之美与器用之精良，逐渐引起了文人的审美兴趣。衍至唐代，特别是中晚唐以来，文人赏砚、品砚之风渐盛，砚由“简牍所资，盖不可少”的书写工具，渐变为文房清供。推至两宋，砚与文人的亲和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对宋代文人而言，砚，既是日常文化消费品，亦是案头几上可以把玩的“闲澹物”。既是公退之余解闷消忧之清玩，亦是酒边席上的谈资与话头。砚，以有形之器，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载体。它标示着文人的身份，区隔着雅、俗之辨。它是无言的见证者，记录着先辈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也是发祥物，在父子之间，师弟之间，先达与后进之间，传递着先祖前贤殷切的热望与厚望。砚在宋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性，由品砚、赏砚的日常生活入手，阐幽显微，可以一窥宋代文人诗性的精神世界。
以砚为玩赏的对象，唐人诗赋多有记载。初唐杨师道《砚诗》，“圆池类辟水”，李峤《砚诗》，“形带石岩圆”，是晋、唐圆形辟雍砚的形制特点。杜甫《石砚诗》，其观赏之砚，滑泽光洁，能发墨，温润出水，石有双穴，不雕自具。所研之墨，可供“数人挥洒而有余，十手对面而非不足”，乃一巨璞。中唐张少博笔下的石砚，其“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壶；焕然之文，状吐菱之石镜”，“匪销匪铄，良金安可比其刚；不磷不缁，美玉未足方其质”，所赋之砚，莹光照人，有天然文理，坚致而细腻，久磨不薄，不滞墨，一洗即去，污之而不能使其黑。其受用之处，胜过良金美玉。李贺名作《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曰：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熏。干腻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顽何足云！
清陈本礼《协律钩玄》引董注笺此诗“干腻”一句曰：“砚佳，则无过燥、过腻、过厚、过薄之病，而墨脚匀矣。此以墨试砚之法。”又释“圆豪”一句曰：“声不静，则伐笔。声不新，则又狎笔。此又以笔试砚之法。”长吉之诗，体物精深，以奇丽之笔，尽现端砚之美。尤可注意者是，其赏砚、试砚的方法与技巧，以用为功，以用为美，与后世《砚谱》所云“石理发墨为上”、色与形制工拙又次之，在审美态度与方法上，有消息相通之处，是难得的唐代艺术史资料。
“砚必宋、唐”，唐代文人在赏砚、品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博物学知识，他们的审美偏好，他们对物性之美的敏感以及其状物赋形的文学技巧，以一种文化传承的形式，对宋代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人，特别宋仁宗朝以来的文人，他们赏砚、品砚、爱砚及其衍生出的文学现象，自有其时代特点与文化内涵：其一，宋代文人往往以砚为纽带，互通有无，互相题品，共同唱和，以此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围绕着“砚”这种手头案上的“闲澹”之物，宋人所展开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以及文人交往互动、诗歌唱和之频繁，远为唐人所不及。以诗乞砚，报之以砚，又附之以诗，或者赠之以砚，谢之以诗。反复题品与文学互动，是宋代藏砚、赏砚、品砚最常见的方式，是宋人诗意人生的一个侧面。此外，蔡襄集中有诗题曰：“徐虞部以龙尾石砚邀予第品，仍授来使持还书府。”携砚求品，而报之以诗，并刻砚以传，这是宋人品砚的一种变式。又如，嘉祐三年，刘敞、梅尧臣、江休复等名士会饮于京师，共赏友人刘泾州所得唐人古砚，辨其真伪，以助诗兴。江云“刘侯宝此要勿忘”，刘云“万事售伪必眩真”，梅云“砚真砚伪休开口”，三人机锋相对，各有题品，而皆以诗纪之。在诗酒文会上，出砚集评，同题唱和。这是宋人品砚的另一变式。此种品砚方式，最有雅趣，也最能激发诗人的创作冲动。
注重分享与交流，群体意识增强，是宋代文人赏砚、品砚的一个显著特点。名砚如佳诗，共欣赏，相与析，自别有一番兴味。砚“可以群”，其美学史的意义在于，增广了宋代文人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或相似美学趣味的形成。以欧阳修、梅尧臣等嘉祐文人为例。欧阳修《砚谱》说：“端石非徒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又曰：“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发墨，优于石尓。”以用为功，轻端砚而重瓦砚。这种实用主义审美趣味，在宋仁宗朝的文人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以梅尧臣为例，庆历四年（1044），得李殿丞端州砚，有“蛟龙所窟处，其石美且坚”句美之；同年，忠上人携王生古砚夸示，梅尧臣作诗讽之曰：“重古一如此，吾今对之悲。”庆历七年（1047），杜挺之赠梅尧臣端溪圆砚一枚，此砚有眼发墨，“明日未央朝，执手笑哑哑”，诗人得之甚喜；嘉祐元年（1056），作《铜雀砚》诗，有“端溪割紫云，空负世上名”之句。次年（1057），又从王几道处得磁州澄泥、古瓦二砚。有“澄泥丛台泥，瓦斵邺宫瓦。共为几桉用，相与笔墨假”之句。嘉祐三年（1058），又与刘敞、江休复等，在李士衡家，共赏唐天宝十年古砚，并有诗纪之。
从庆历四年至嘉祐三年的近十五年间，梅尧臣对端砚的态度，由誉而贬；对古砚、瓦砚，由贬而誉。以宋仁宗嘉祐元年为起点，其审美兴趣与艺术品味，逐渐趋于好古实用，与欧阳修、刘敞审美观相近。韩琦《答章望之秘校惠诗求古瓦砚》有云：“我来本邦责邺令，朝搜暮索劳精神。遗基坏地徧坑窟，始获一瓦全元淳。”至和末、嘉祐初，瓦砚珍如圭璧，韩琦其时在相州，遂动用行政手段，费尽心力，刮地搜罗，相州铜雀真瓦稍现人间。嘉祐初，梅尧臣与欧阳修等挚友同朝为官，相得甚欢。从至和末嘉祐初盛行士林的好古风尚以及欧、梅二人过从甚密来看，其艺术趣味的迁变，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二，中晚唐以来，以砚为珍玩，藏之、好之者，不乏其人。但与宋代文人相比，在好之深浅上，却有一间之隔。文同谢人赠砚诗曰：“仓皇奉以拜，其喜怀抱盈。归来示家人，众目欢且惊。”张孝祥乞砚诗有曰：“金印如斗不愿携，爱此直欲忘朝饥。”这种卒获至宝时的惊喜、欢乐与失态以及近似于沉溺的乐此不疲的情绪化表达，在唐人的诗文中很难见到。宋人嗜砚而深者，人数甚多。如唐询，“好蓄砚，客至，辄出而玩之”，集其一生所藏，而成《砚录》一书；如谢涛，“笔砚歌诗，素所耽嗜”，如高似孙，“爱砚入骨”。文人而兼有书艺者，如苏、黄、米、蔡等，皆有此嗜。宋代的一些文人，对于珍砚、奇砚，往往好之而不厌，爱之而不舍，舍之而难忘。东坡曾自言，其好笔砚，自少至老，“习气难尽除也”。米芾曾说，“砚为吾首”，“去心者为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项羽也”。所谓“习气难除”的自惭自笑，与“砚即吾首”的决绝之语，实际上就是人在外物身上所表现出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与异乎寻常的占有欲。
古砚、名砚、奇砚难得，是宋代砚之收藏者、好事者最大的困扰。韩琦费时费力，几乎是将邺县翻了一遍，才寻获一方保存完整的砚瓦。因此，当其门生陈舜俞惠诗求全瓦古砚，韩琦以诗答之：“求者如麻几百年，宜乎今日难搜讨……必须完者始称珍，何殊巨海寻三岛。”寻一古瓦砚，比海上寻仙还难，可见其珍。何薳《春渚纪闻》记载，端石大者至难得，好之不笃，往往也要“求之十年而后获”。实际上，因过度开发，至南宋中兴时，歙砚良材已近枯竭，“至琐碎者亦治为砚，纵横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旧物”。“士大夫既罕得见，故能察识者少”，由北宋而南宋，尤其是至南宋中晚期，士大夫藏砚、品砚风尚渐衰，或与良材难得、见闻不广有关。
宋代文人藏砚、赏砚，自有趣味，而与当时流俗有所区别。从后世砚谱著录苏轼、米芾等著名文人的藏品来看，石材多为端、歙等名品，因材制用，样式古雅大方，虽略有纹饰，但不流于工巧。如《西清砚谱》著录苏轼石渠砚，砚体呈正方形，“宋端石为之，中受墨处，环以墨池，边周刻流云。左右侧面镌宋苏轼铭四十八字，后署'元丰壬戌之春，东坡题’九字。款俱行书”。又苏轼结绳砚，为长方形，“宋老坑端石，紫色黯然，墨光莹润，砚面周刻綯纹”。砚背刻东坡识语。它如苏轼井砚，“刻作凤池式……首镌'东井’二字，楷书，旁拱星云……古意穆然”。其砚雕最为工巧之龙珠砚，“宋坑端石为之，随石质天然屈曲，琢为骊龙抱珠形”。砚背镌“轼”一字，无铭文，似偏向实用之物。《西清砚谱》共著录苏轼、晁补之、米芾、薛绍彭、杨时、陆游、吴儆、文天祥、郑思肖等宋代文人石砚17枚，形制多呈规则的方形、长方形，样式多为宋人所常见的抄手、玉堂、风字几种，惟东坡龙珠砚、米芾远岫奇峰、螽斯瓜瓞砚、薛绍彭兰亭砚、文天祥玉带生砚五枚，形体奇异、构思精巧，体现了集书法、绘画、雕刻为一体的宋代工艺品的美学特征，然亦随物赋形，非人工刻意琢成之。文天祥砚，“周界石脉一道，莹白如带”，天然形长而圆，故名之“玉带生”。北宋治平三年（1066），唐积著《歙州砚谱》一书，其“名状”第六，记歙砚有月样、龙眼样、莲叶样、人面样、宝瓶样、犀牛样、琴样等样式共39种，其新样之繁富，远超晋唐。但从苏轼等文人的藏品来看，人工之巧，似不太为其所重。
砚以实用为上，东坡所谓“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者，最为上品。其次则以宋高宗所谓“一段紫玉，略无点缀”的自然本色为美。宋代文人品砚，以米芾最重式样，“尝恶歙样俗者，凡刊改十余砚”，但因“才半指许，便有病见，顿令人减爱”，此为人力伤天然之美。“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瑰宝”也。宋代文人与墨工、笔工多有接触，赠序、题品之文字也甚多，而与砚工过从之记录，则不多见。且其咏砚之诗文，于人工巧思之处，绝不经意。“攻琢贵精，治不尽工，佳石亦如常砚”，离开砚工的巧手，赏砚当然无从谈起。但结合宋代文人重实用的审美情趣来看，宋代工艺之进步，仍然是这一群体好砚风尚形成的一个较为次要的因素。砚由日常消费品，一变而为文人案头的清玩，至为重要的原因，是宋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清浊、雅俗之辨。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人生苦短，须藉玩好，以销忧解愁。此所谓“乐地”。但是，“乐地”有两种，一种是世俗之乐，“多以声色为受用”，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具体地说，就是陈丝竹、奏管弦、列女乐，“其尤鄙者，至以金盆濯足”；一种是“吾辈之乐”，也即君子之乐、士大夫之乐。“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一书中，对士大夫之乐，曾有过颇有诗意的形容：“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此种君子之乐，因其超凡脱俗，有不食人间烟火气。故谓之“清”；此境“人鲜知之”，惟“清修好古”者，如“宋宣献、李邯郸好藏书，唐彦猷好砚，欧阳公好金石刻”，似之矣。“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等清玩，是通之于士大夫之乐的物质条件。因此，苏舜钦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故得一洮河砚时，蔡襄说：“明窗净几，无尘事相接……随意作大小数十字。此时如无良砚，则兴趣孛然矣！”得一红丝砚，欧阳修说：“真为几格间佳物也。”砚，宜文人、宜隐士、宜心灵高尚之君子，宜闲、宜静，所以自唐代起，就有“字札不奇，研一灾；文辞不美，研二灾”之说。朱敦儒《西江月》词：“琴上金星正照，砚中鸲眼相青。闲来自觉有精神，心海风恬浪静。”明窗净几，人、砚如晤，静观细察，慢慢体味远离喧嚣、凡俗的快乐，这是品砚给隐士带来的快乐与满足。东坡咏砚小诗曰：“午窗睡起人初静，时听西风拉瑟声。”磨墨须“假借重势，往来有风”，可助颜色。以墨砺砚，其声如西风拉瑟，砚之良否，正在此声中。这是一种深入过程、嵌入式的日常审美体验，惟心灵虚静者，方得此趣。“静对胜凡客，闲窥忆好题”，“客来有欲观，稍俗不敢呈”。以砚为文房清供，可以消忧解愁，自有其清雅之趣。然能得此乐者甚稀，所以欧阳修说：“平生不欲夺人奇物，惟度其人不贤，不足以蓄佳玩者，或一留之。”晚宋雅士周密在词中说：“评砚品，临书谱。笺画史，修茶具。喜一愚天禀，一闲天赋。”砚，如书、如画、如茶，它是宋人闲适、诗意人生的象征物。因此，虽仅为几案佳玩，但也足以区分清浊、雅俗。宋人李元膺为《墨谱法式》一书作序曰：“夫君子之观人，不必于其大者，得其平居言笑之余，以及其所玩好，而足以窥见其所存。”宋人好收古砚，细细辨认其款识、形制，考其年代、人物，推敲其文意，以此为乐，而得闲中之趣。东坡曾收有歙砚一枚，五代旧物，底有款识云：“吴顺义元年。”刻有处士汪少微铭：“松操凝烟，楮英铺雪。毫颖如飞，人间五绝。”东坡释曰：“所颂者三物尔，盖所谓砚与少微为五耶?”其《书许敬宗砚》曰：“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风字砚，工与石皆出妙美。相传是许敬宗砚，初不甚信。其后杭人有网得一铜匣于浙江中者，有'铸成许敬宗’字，与砚适相宜，有容两足处，无毫发差，乃知真敬宗物也。”此砚后收入东坡囊中。元丰六年，东坡得一风字砚，下刻“祥符己酉，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于鹅湖山刻记”。钱易题其侧，又刻“荒灵”二字。东坡考之曰：“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为何僧也？禅月、贯休信州人，令休岂其兄弟欤？尝以问铅山人，而'荒灵’二字，莫晓其意。”古物所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因时空隔阂所造成的陌生感，往往能激起士人的好古情绪与求知欲望。晋唐以来的古砚、旧砚，尤其是刻有铭文与款识的名士、名僧砚，如右军砚、王献之砚、智永砚、李商隐砚、李德裕砚、柳公权砚，乃至于宋初的丁谓砚、杨亿砚等，在宋人笔记、文集中多有记录。宋人在公退之余，酒筵之上，时时把玩、共赏，辨其真伪，考其形制，以此助兴。刘敞《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宝砚相示，与圣俞、玉汝同观，戏作此歌》诗：“李侯宝砚刘侯得，上有刺史李元刻。云是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灵卵石。我语二客此不然，天宝称载不称年。刺史为守州为郡，此独云尔奚所传。两君胡卢为绝倒，嗟尔于人几为宝。万事售伪必眩真，此固区区无足道。”梅尧臣亦有诗纪之，题为：“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号蟾蜍砚，其下刻云，'天宝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德）[得]灵卵石造’，示刘原甫，原甫方与予饮，辨云：'天宝称载此称年，伪也。’遂作诗。予与江邻几诸君和之。”此事在士林中一时传为佳话。至南宋初，叶梦得据以润色加工，载入《避暑录话》。刘原甫酒边辨砚，非常典型、生动地反映了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主人劝客饮，劝客无夭妍。欲出古时物，先请射以年。”樽前劝酒，以古物以助兴，宋人把丰富的学识、高雅的趣味，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以“辨砚”为契机，雅与俗、酒客与学者、资谈笑与资考据，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在宋人的文化语境中，蓄古砚、辨古砚，以为玩好，以资取笑，与收藏、研究古钟鼎彝器相似，在精神指向上，是通之于好古博雅的。欧阳修曾在《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目序书》说，其集三代以来古文奇字，成《集古录》一书，“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这种自念、自叹式的“与俗异驰”与高自标格，实际上就是宋代文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雅俗之辨。集古如此，藏砚，也与此同趣。以砚为题，或以品砚、乞砚、赠砚、换砚等人际交往为背景，宋人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采用的文体有诗、赋、铭、说、记、答等文体，其中以诗、铭最为常见，其余文体作品数量留存较少。咏物而不为物所缚，以小见大，从寻常中见奇幻，从无情之物见出有情，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寓意于物，超越日常，提升诗意，是宋人咏砚诗的一个特点，也是宋人创作此类题材超越前人之处。这一特点，在欧、梅、苏、黄、陈等宋代大诗人手上，在形式相对自由，内容伸缩度更大的五、七言古体诗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细分之，可析为以下几类：（一） 艺术上求新、求变，以奇幻之笔写日常生活，将物性之美、之奇推向极致
如陈师道《谢寇十一惠端砚》，虽为咏物，但不拘泥于物，“滑如女肤色马肝，夜半神光际天地。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圣人当出世。”“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颔适遭龙伯睡。”“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夺客偷天破碎”，多引神话传说，着力用一个“幻”字，写端砚光色之奇、采石之险，及唯恐失之的珍爱之情；郭祥正《谢王公济节推惠砚》：“歙溪之仙洗山骨，一轮琢出秋潭月。摩挲清润无纤痕，不学寒光有时缺。玉川辄莫忧虾蟆，纵尔嘴吻何由啮。阴天着手泉脉生，三伏临之冰炎热。又如明镜当晴窗，对面森森数毛发。端江品格直顽贱，邺台片段多皴裂。”用比喻、衬托、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全力写物之奇。虽不脱咏物之迹，但笔下之物，瑰丽异常，似非凡物，自有可观之处。
（二） 在艺术构思上，加强叙事的成分，突出生活细节，由咏物诗向叙事诗、抒情诗转化
如梅尧臣《杜挺之赠端溪圆砚》诗：
雪压古寺深，中有卧病客。访之语久清，饥马啮庭柏。案头蛮溪砚，其状若圆璧。指此欲为赠，而将助吟席。非意予敢贪，既拒颇不怿。大岀楮中有，素许当自择。强持慰勤心，归以示朋戚。哂曰岂其然，为汲寒泉涤。涤彼伪饰物，纸干见顽石。清晨走髯奴，无厌愿求易。拜赐遂如初，明月怀吞蚀。微分鸲目莹，尚渍墨花碧。词答谓我愚，悔复料已逆。明日未央朝，执手笑哑哑。诗歌描写了一个欲拒还迎、以次换好的日常生活的小插曲。“非意予敢贪，既拒颇不怿。大岀楮中有，素许当自择”数语，写主人之慷慨真诚；“清晨走髯奴”五字，可见以次换好心情之迫切。结语“明日未央朝，执手笑哑哑”二句，握手相笑，虽无一言，但双方之志趣相投，已在其中。语语有人在，明为写物，实则写情。“其状若圆璧”，“微分鸲目莹，尚渍墨花碧”，虽是状物之语，但被叙事冲淡了，地位与作用并不明显。如欧阳修《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从一片瓦砚的由来写起，写东汉末豪强并争，写曹魏篡汉，写司马代魏，写铜雀歌舞，写高台倾坠。“英雄致酒奉高会，巍然铜雀髙岧岧。圆歌宛转激清征，妙舞左右回纤腰。一朝西陵看拱木，寂寞繐帐空萧萧。当时凄凉已可叹，而况后世悲前朝。高台已倾渐平地，此瓦一坠埋蓬蒿”。不惜笔墨，写足兴替无常的无情与悲凉。然后才笔锋一转，“败皮弊网各有用，谁使镌镵成凸凹”，转到“古瓦砚”上。最后“长歌送我怪且伟，欲报惭愧无琼瑶”，谢其馈赠。此诗体制宏大、感慨深沉，“有断制，有议论”。借微物，以发大议论，“小题恢之使大”，由此提升了诗意，深化了主题。
以日常清玩为题，而能“出新意到法度之外，表前贤之未到”者，首推东坡。汪辟疆《苏诗选评笺释》曰：“坡公往往以小物发为吟咏，皆以精神灝气贯之，独绝千古。集中如咏画、咏书、咏茶、咏墨、咏草木，名篇叠出，前人推陶、杜、昌黎集中为多，他人即偶有之，亦无此等惶惶巨篇也也。大抵文章激乎胸次，其襟怀高旷者，皆能于小处见大，脱然町畦，有迈往不屑之韵，无几微难显之情。”将人的胸襟、气度与以小见大，超越日常联系起来，可谓有识。东坡《宝绘堂记》有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对于玩好，东坡的态度是理性、克制的。因此，东坡虽好砚之名，但不沉溺，不过于执著于此。如《西清砚谱》载其结绳砚识语曰：
客将之端溪，请为予购砚。轼曰：“余惟两手，其一不能书，而有三砚。奚以多为？”今又获此龙尾小品，四美具矣，而惭前言于客。且江山风月之美，坌至我前，一手日不暇给，又惭于砚。其以贻后之君子。将横四海兮焉穷，与日月兮齐光，庶不虚此玉徳金声也。
高似孙《砚笺》载东坡语：“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尽除也。”其自惭自笑，固然反映了其好砚而欲罢不能的真实心态，但同时也折射了其不执著于物，不为物所役的克制、理性的人生态度。东坡咏砚诗句，“不如无情两相与，永以为好譬之桃李与琼华”，“我生天地一闲物，苏子亦是支离人”。“愿从苏子老东坡，仁者不用生分别”，“黄琮白琥天不惜，顾恐贪夫死怀璧”，“书生性命何足论，坐费千金买消渴”，强调“无情”“无分别”，鄙视贪欲、反对执著，带着超越与反省的哲学意味，正是其对待外物、玩好以理性、克制精神的反映。王文诰评其《龙尾砚歌》开篇语有云：“如当头棒喝，落墨如此高捷，岂寻常法家眼下所能管顾。”读东坡此类诗，常有一种顿悟式的觉醒。东坡咏砚古体诗，能于小处见大，横放而旷远，固然与其天才的想象力、风趣幽默的个性以及开合自如的章法运用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其超然于物外的襟怀。
▲ 故宫博物院·宋·澄泥东坡鹅戏图砚
以上宋代诗人超越日常的创作方法，各出手眼。陈师道、郭祥正的方法，是在传统咏物诗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笔头落处，万象灿然”，将物之动人心魄的美呈现在人的面前，以此见出不平凡；欧、梅的方法，是调整写作的重心，不满足于赋形状物，由人对物的单向性的审美凝视，向历史人物、人情等维度过渡，以议论、叙事、写情胜，由此升华主题；而苏轼，则是将人的胸襟、气度、学识融入到作品中，看似写物，实则写人，寓意于物，从而发巧妙之思、惊人之语。几种方法，各有所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也与诗人的学术背景以及创作时所处的具体情境、人际关系相关联。从人与物的关系与审美态度来看，陈、郭的态度，是欣赏而迷醉的；欧的态度，偏于冷静沉思；梅的态度，因着友情，是温暖的；而东坡的态度，则常常人、物同体，异形同构，是平等而可以对话的。四、以颂、箴为铭与诗、铭互渗：宋代砚铭的艺术渊源与体制特点
宋人的砚铭，呈现出的，又是一种风貌。“铭者，名也。观器必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礼记》：“铭者，论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从文体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来看，铭之为体，一则“因其器名，书以为戒”，一则“德非此族，不在铭典”，其主要功能是寓警戒之旨，述天子、诸侯、大夫、先祖之功美，“对天子，应铭其德；对诸侯，应铭其功；对大夫，应铭其辛劳”。凸显其政治内容与道德指向。宋人砚铭，其体往往因人而异，传子之砚，多含训诫之意；有德位之尊者、长者之旧物，则多颂美其功业、美德，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尊体倾向。如元丰七年六月，苏轼长子苏迈将赴饶州德州尉之任。东坡赆以一砚，铭文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既有勉励，又有告诫。论者认为，此“以箴为铭，古铭为如是”,又，元祐中，苏轼应王巩之求，为其先父王素作砚铭：“汲、郑蚤闻，颇、牧晚用。谏草风生，羽檄雷动。人亡器有，质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以汲黯、郑当时、廉颇、李牧等名臣、名将等类比，赞王素之文治武功。以颂为铭，古铭亦多如是。
但在宋人的观念中，砚毕竟是日常消费品。小而言之，仅为几上案头之清玩。大而言之，亦不过为文字发祥之物。若以清玩之物，比类钟鼎之器，过分突出其本身不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反而不伦不类，有滑稽之感。东坡《与朱康叔》有曰：“屏赞、砚铭，无用之物，公好事之过，不敢不写。”这种以砚为长物，带有玩赏性的创作动机，正代表了宋人的一般看法。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朱子所言，“今人为铭，要就此物上说得亲切”，尽物性之美，不即不离，略有影带规戒之语，是其特点。如东坡题故人王颐自然端砚：“其色马肝，其声罄，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李之仪《砚铭》：“理密而质坚，体润而形圆。不知得墨之难易，但见随手亹亹生云烟。心必资之而乃见，言必俟之而后传，非吾人孰克有之，永宝用之无穷年。”以诗性、形象、贴切的语言，尽物性之色、声、纹、形、用之美。“其于人也略是”“非吾人孰克有之”皆是影带之语。又如东坡《王平甫砚铭》：“玉德金声，而寓于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呵之即泽，水脉自生，天寒不冻，皆本言物性之奇，又以之比德君子，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此铭虽数语，其予（王）安国也至矣”，体物入微，品砚即品人，如盐在水，不露痕迹。李若水《歙砚铭》：“受水也不富，似吾量；取墨也不锐，似吾才；其重也，不能随人以偕行，似吾游宦之不巧；其顽也，不肯因时而少变，似吾处世之不回。”虽有愤世之语，操守坚持，却随物赋形，是物之理、物之德的自然延伸。宋人砚铭，如东坡《凤咮砚铭》，文字准确、简练，尚含早期古钟鼎铭之遗风。但趣味性、文学性更浓，古拙之风一扫几尽；至于其题孙洙送文与可玉堂大砚铭：“坡阤弥漫，天阔海浅，巨源之砚。淋漓荡潏，神没鬼出，与可之笔。烬南山之松，为煤无余；涸陵阳之水，维以濡之。”其注曰：“砚大如四砖许，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难得水，故以戏之。”乃至于晁补之《七星砚铭 》：“如天其苍匪正色，杓欈魁枕森的皪。有尊如辰粤帝宅，其傍嘒者俨若客。广野成宫象所积，古娲捣炼疑此石。不敢笺《诗》以写《易》，斯文星烂从尔出。”韩元吉《汪南美二十八宿砚铭》：“琴之无弦矧为石，规其洼中以潴墨，先生守玄讵知白。炯然光芒星四七，端岩之传此其嫡，如金方寸璧盈尺，吾非多言贯于一。”自然流动，不用僻典，不为艰深晦涩之语，易诵易记。多用比喻，形象生动，间亦有夸张、戏谑之笔，读来兴味悠然。究其艺术渊源来看，吸收了六朝杂器铭“值物赋象、姿致极佳”的特点，而气更畅、韵更足，形象也更加鲜明突出，文采焕然，而无“义俭辞碎”之弊。在体制与写作策略上，吸收了古、近体诗的一些特点与优点。铭与诗呈合流之势。是宋代砚铭的另一特点，颇堪玩味。
唐末五代以来，将诗刻于砚上，以增加砚的玩赏性，已不鲜见。洛阳出土五代晋天福二年陶砚，刻有五、七言绝句各一首，即是一例。入宋以来，以诗为铭，诗、砚一体，渐成常态。《游宦纪闻》卷6：“沙随先生尝蓄一歙砚，后有蔡忠惠题诗曰：'玉质纯苍理致精，锋铓都尽墨无声。相如间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后以送汪书季路。”此诗今载蔡襄集中，题为：“徐虞部以龙尾石砚邀予第品，仍授来使持还书府。”自注曰：“辨歙石以此法，若端石则不然。”《春渚纪闻》卷9“郑魁铭研诗”条：“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马蹄样，深紫色，厚寸许，面径七八寸。下有郑魁铭诗，隶字甚奇。云：'仙翁种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鲸血，凿成天马蹄。润应通月窟，洗合就云溪。常恐魍魉夺，山行亦自携。’”郑魁即郑獬，诗又见载于《砚笺》。欧阳修《砚谱》记蔡襄品砚语：“端石莹润，惟有芒者尤发墨；歙州多芒，惟腻理者特佳。盖物之奇者必异其类也。”又记：“端石……以紫石为上。”宋无名氏《端溪砚谱》：“大抵石性贵润，色贵青紫。”洪迈《辨歙石说跋》：“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葡萄，中边莹澈，光可以鉴，粹然紫琳腴也。”观此，则知蔡襄、郑獬所品之砚，皆为砚之中上者，极可宝爱。“砚之妙美，尽于铭诗。”
▲ 故宫博物院·宋·歙石抄手砚
宋人善于将日常生活中品砚、试砚所积累的审美体验融入诗中，并刻于砚上，以助玩赏之兴。从玩赏、唯美的心态出发，则从朝夕把玩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既可施之于诗，也可用之于铭。这是咏砚诗、铭文体互渗的生活基础。东坡名作《孔毅甫龙尾石铭》曰：
以笔试之，以墨磨之，敲之而听其声，观之而察其理，用身之五观，感觉歙砚之美。这种嵌入式的日常审美体验，亲切有味，尤为士林所乐道。陈师道《谢寇十一惠端砚》：“金声玉骨石为容。”张孝祥《赋沈商卿砚》诗：“白圭之玷尚可磨，涩不拒笔滑留墨。”李纲《璞砚》铭：“涩不留笔，滑不退墨。文字之祥，维以此德。”皆用其语。东坡自己在文中，也一再重复。“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然此两者常相害，滑者辄褪墨。”从蔡襄至苏轼，从苏轼到李纲、宋高宗、张孝祥，宋人对砚之美共同的审美体验是：既不费笔，又能发墨，物之用达到了一种中和之美。宋人的砚铭，其固有的文体特征有所弱化，甚至消失，常有诗的色泽、趣味与境界，而宋代的品砚诗，亦可刻于砚背，供人把玩。原因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