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三位院士讲述和闵恩泽之间的故事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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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7日，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闵恩泽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闵先生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对待科研的态度和高尚的人格，影响了他身边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化工科研工作者。听听李大东、汪燮卿、舒兴田三位院士是怎么说的吧。

李大东：我的前辈和老师

我1962年从北大毕业后到石科院工作。当时叫石油科学研究院，成立时间还不长，还在起步和奠基阶段。我来了以后分配到第三研究室，闵先生是室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说，闵先生不仅是我的前辈，还是我的老师。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以后，中国才具备了建立现代石油工业的基础。大庆油田发现后，随之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中国现代的炼油工业。

石油部组织各方面专家，于1962年在香山开了一个规划会议。那会儿我刚到石科院，听说闵先生和当时的侯祥麟副院长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个会上，石油部定了“五朵金花”，就是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除了这四个主体工艺之外，还有就是炼油催化剂和石油产品添加剂。现在来看，当时制订的计划，既为中国奠定现代炼油工业技术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又为后续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闵先生一生和催化剂结缘，也是从催化剂起步的。在炼油和石油化工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催化反应过程，都要通过催化剂来实现。所以，催化剂技术是现代炼油化工里最核心的技术。炼厂的工艺装置，往往通过催化剂的一个进步或者创新，就能使效益或者效果大大提升。

当时我国炼油工业所需要的基本催化剂的研发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第三研究室来承担，也就是在闵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来做的。所以，闵先生申请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给他的定位，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给他的第一个定位，说他是中国现代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指的就是那会儿“五朵金花”里催化剂方面的工作。

老先生这一生，国家的需求就是他研究的方向，没有任何私心在里面，永远以国家大局为重，以工作为重。

在上世纪70年代，有次我跟闵先生一起去抚顺忙催化剂的事。当时已经临近春节，他接到任务后就跟我商量：“咱们是不是过去？”我说行，听闵先生的。那次办完事正好是农历三十，我们买火车卧铺，那一节硬卧车厢里就我们两人。到北京是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了。

这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边的事也不是说春节之后再去就不行，但任务交到他手里，他就一定接下来，并且做好。这就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需要为重”。

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1978年，那时侯老已经意识到：我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主要用跟踪、模仿的方式去搞科研了。作为战略科学家，就得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我国炼油工业的基础和特点去开发未来的技术。

当时，侯老担任石油部副部长，闵先生是石科院副院长。侯部长跟闵先生商量，要改变科研工作方式，由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侯部长提出要求，请闵先生组建基础研究室，去探索自主创新之路如何走。这个研究室成立后，直接在闵先生领导下开展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是很重要的炼油技术。这个技术工业化以后，产生的效益很好，渣油直接转化成轻质油品。但有个问题：渣油一进去，柴油质量很不好，安定性很差。出来的时候是黄的，放一两天就变黑，还出沉渣。出沉渣，柴油发动机就堵了，这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会儿我们国家汽车工业不发达，柴油的量比汽油大得多，柴油是主要产品。闵院长就把解决催化柴油安定性的问题交给我。我们根据前人的工作知道引起催化柴油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其中的含氮化合物，大庆原油的特点是硫含量低、氮含量高。而世界上大量应用的中东原油的特点是硫含量高、氮含量低。因此从文献报道来看，加氢脱硫的研究很多，而加氢脱氮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础研究室成立后，我是室里的主任工程师兼1501组的组长。当时在闵先生的指导下，我们首先从反应过程的化学入手，明确加氢脱氮反应机理、反应网络是什么，我们需要促进哪些反应，抑制哪些反应。通过这样的过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

跟闵院长讨论这个工作时，我们认为不能只解决一个催化剂配方的问题，我们要发展一个好的、有竞争力的工业催化剂，不能光是实验室性能很好，还必须综合解决它的使用性能。

其中，包括催化剂制备里的成型问题。为了提高催化剂的强度并解决反应过程中的扩散问题，需要开发异型催化剂生产技术，中国的异型催化剂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1985年，我们在长岭催化剂厂做了新型加氢脱氮催化剂（RN-1）的工业放大，1987年在广州第一套装置上应用，解决了催化柴油安定性的问题。催化剂一开发出来就大量推广应用，使用性能比国外催化剂好得多，反应活性、稳定性都比国外催化剂好。

用过去跟踪、模仿的方式，是做不到这种水平的。跟踪、模仿，充其量跟人家做得差不多，想全面超过人家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过去的构思、做法，我们才做到催化剂的性能全面超过国外。这个催化剂很快就推广了，先后在五十几套工业装置上使用，不仅国内在用，1994年还出口到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炼厂。

改变工作的方式，从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这种思路不单体现在这一个题目中，基础研究室的整个工作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在闵先生的指导下做的。

这个研究室，在闵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又出了三个院士：我、何鸣元、舒兴田。真正要做创新型的领军人才，必须要学会做这一类的工作。在我们应用科学研究院，工作应该从实验室一直做到工业应用。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从当时跟侯部长一起定方向到执行，把这批人带出来，闵先生是关键人物。自主创新这方面，石科院从1978年开始组织，这几十年就是在当时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汪燮卿：他把想这些事作为乐趣

我于1961年进入石科院工作，闵恩泽院士比我早5年，1956年就来院了。但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1973年。

那一年战备形势比较紧张，中央要求重要设备靠山隐蔽，对炼油厂也提出了要求。如果炼油厂被炸，那我们国家的飞机坦克就没法开了。根据石油部领导指示，闵先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也叫了我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他组织的会议。会上他提出，要怎么把加氢装置靠山隐蔽起来，最好能进山洞。当然，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紧急备战的国情下，为了国防事业，他很快做出反应。国家要求怎么做，他立刻组织人员论证，通过讨论拿出合理的方案。

闵恩泽院士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作态度严谨，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我们老人的说法就是，听党的话，党指向哪儿就打到哪儿。他无论学什么、干什么，总是认真学、认真干，最后把事情干成。

1989年，我们准备做DCC（催化裂解重质油制轻质烯烃）技术的工业化试验。院里让我主抓，这事得到了闵恩泽院士和侯祥麟院士的大力支持。想要工业化，必须找到愿意接受工业化试验的企业，必须要让企业理解上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作用，有技术前景和吸引力，用实际情况说服对方。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那时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刚成立不久，体制机制还不太健全。我们只能一家一家企业去找、去谈。作为当时总公司科技委的委员，闵恩泽院士亲自参加选点，非常重视。他不仅从战略上抓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而且在战术细节上做具体的工作。当时他已是66岁的老专家了，但仍和我们一起往一线冲。

我们的第一站是天津，那时天津大港还只是一个小炼油厂，我们找了两个厂都碰了钉子。对方对DCC的情况不了解，婉言谢绝了。

第一站失败了，我们没回北京，马不停蹄转战山东。当时的公路状况很差，路途颠簸，我们走走停停。到了河北沧州，跨过去就是山东了，谁知却被交警拦下了。交警说我们的牌照只能在河北境内开，不能进入山东。最后还是沧州炼化的厂长开车到交警队说了不少好话，才把我们放了过去。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山东的地方炼厂很多，也有对我们的技术感兴趣的。我们去谈，发现这里又有问题，小炼厂的技术力量比较弱，技术视野也比较窄，事情没法推进。

后来我们找到济南炼化的翟伟厂长、唐清林总工程师，他们表示有兴趣。闵恩泽院士不断地动脑筋，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去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技术，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国家当时主要使用大庆油、胜利油，相对比较重，缺少生产乙烯、丙烯的原料。怎么样扭转这个局面？通过技术开发，用重质原料来生产轻质烯烃，创造经济效益。这个过程闵恩泽院士讲得很清楚，打动了对方。

在外面跑了五六天，我们的DCC技术最终得以在济南炼化做工业化试验。并在试验现场挂起了“开裂解、创新路、求发展、做奉献”的大横幅，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闵恩泽院士在科研上一直在动脑筋，把想这些事作为一种乐趣，将这些事作为丰富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年前后，他开始研究生物柴油。对这个方向，他有前瞻性的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能源结构发生改变是必然的趋势。生物柴油什么时候在能源结构中占多少比例，目前谁都说不清楚。做科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油价怎么变，看准趋势，研发工作照样做。

受到他的启发，加上我个人的经历，我从2003年也开始研究生物柴油。当时我在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里面担任副主任，每年都要举办生物质液体燃料的科技论坛，他每次都参加。他的发言和报告对与会人员启发很大。

闵恩泽院士热爱科研，热爱生活，爱好很广泛，比如爱美食、爱书法。我老伴儿也爱写书法，写好了就拿去请教他。他很认真地评论：“要记住写书法一定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范，要竖着从右向左写。”当然是他的字写得更好些，不过他也欣赏我老伴儿写的字。

他还被我们称为美食家，吃东西很讲究，对食物的灵敏度、分辨率特别高。

我在浙江长大，他祖籍是浙江，我们算是半个老乡。他的生日在大年三十，我们南方人过年吃粽子。所以每年他生日我都给他送去一些浙江老家人包的粽子，有排骨的、芋头的等等，主要是咸粽子。他很爱吃，尤其爱吃辣椒和排骨的。他特意和我们说“你这个粽子，好吃”。我年年都给他送，大概从1995年开始，送了20年了。

去年春天，我因为骨折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凑在楼前的小花园里聊天。我推着车出去，他和老伴陆婉珍院士也推着车出来。我们三个人三辆车，晒着太阳闲聊，聊家长里短，也聊生物柴油，聊国家科研战略。

今年春节前，我也照例给他送了粽子。他女儿告诉他，汪院士送粽子来了，他说“这次我吃不了了，你们吃吧”。

舒兴田：受人尊敬的战略科学家

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与闵恩泽先生接触比较多，在他带领下参与研究开发炼油和石油化工的新催化材料。我就谈谈这段时间我与他共事的一些感受。

闵恩泽先生是炼油石油化工领域公认的战略科学家，他的逝世是工程界的重大损失。之所以称他为战略科学家，首先是因为他对科研方向的把握非常准确。对于国家和未来几十年的需求，他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这一辈科研人员是中国炼油石油化工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炼油工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应该怎样进一步发展？闵老先生等几位老科学家做出了重要的判断，炼油过程应该支撑石油化工的发展，要探索使炼油过程更多地出化工料的工艺和催化材料开发。当时，蒸汽裂解技术刚刚从国外引进，受到国外技术很多制约，而且蒸汽裂解主要生产乙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聚丙烯等材料发展很快，如何使催化裂化装置更多出产丙烯，支撑石油化工发展？在闵老先生等一批老科学家坚持下，我们开发出了DCC成套工艺和催化剂技术，这为上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初我国石油化工的兴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闵老先生特别强调创新。中国的炼油化工技术经历了跟踪模仿阶段，将如何继续发展？闵老先生特别强调用创新推动技术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型。他为中国炼油化工技术提升到国际水平，做出了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院在闵老先生提议下，成立了导向性基础研究部。1984年，我从催化裂化材料研究室调过来。闵老先生的思路是创新，不走老路。

当时，我们把国外催化裂化采用的材料直接应用到增产丙烯的新过程中，发现这种材料的弱点是稳定性差。当时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闵老先生带领下，我们提出两条创新思路：一是把已经掌握的Y型分子筛稳定的技术搬过来，二是发现了含磷物质能够显著提高材料的稳定性。

当时，我是催化材料方面的负责人，闵老先生、何鸣元院士是我的主管。在做基础实验的时候，我尝试采用各种各样的铝源，看看原料对材料性能有什么影响。结果发现用磷酸铝作为铝源做的分子筛活性总是高一些。有一次我给闵老先生汇报时，他对我说：“小舒，你要注意一下这个现象是实验误差，还是个趋势？你一定要好好再考虑一下。”我根据他的这一思路重复实验了几次，最终发现这些磷实际上没有进入材料的骨架位置，但是进入到材料的晶体内部，就可以显著提升分子筛活性，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后来，我们研制的这种ZRP分子筛，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也为DCC成套技术获得1995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从催化材料成功开发角度做出了支撑。这些成果对我一生研究如何创新也有很大的意义。

另一点感受，闵老先生一辈子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花了很大精力。他经常说：“成果放在院里，不产生效益，实际上就是纸。要真正去企业放大应用、产生效益了，一个工业应用研究才算告一段落。”当时，我们石油系统有抚顺、兰州、长岭等催化剂基地，这些基地的规划和建设，闵老先生都曾出谋划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加速催化裂化增产化工料家族技术的发展，闵老先生又提议在齐鲁建设了催化裂化催化剂基地，现在看来，新基地布局很好地支撑了炼油化工业的发展。

闵老先生特别强调团队合作。搞工业应用研究，团队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工业研究不可能由一个人从头做到尾，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阶段工作人员一起协作。DCC成套技术的成功开发，是汪燮卿院士、何鸣元院士和我在内的一批老一代研究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尽管在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名单上没有闵老先生的名字，可是他对这项技术研究方向的研判乃至新催化材料成功产业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闵老先生多次用西游记主题曲教育大家，很推崇“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一起取经的团队精神，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与闵老先生共事这么多年，他对科研方向的研判，对创新的重视，对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追求，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也愿意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