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

作者：严文明

原文刊载于《国学研究》第四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2页

严文明（图源：网络）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是一个曾经影响到整个东方，从而也影响到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文明。她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特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乃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前我们只能根据古史记载和历史传说，推测黄帝是人文始祖。或者是把炎帝和黄帝并称，说他们两位是兄弟，约在五千年前共同缔造了最早的中华上古文明，因此历来就传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直到20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学者胡适等人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在整理古书时发现有些古史的记载前后矛盾，有些明显是后人添加的，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辩证，被称为“古史辨派”或“疑古派”。尽管指出了错误，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却不甚了了。于是有些学者觉得应该寄希望于考古。但考古学者需要有科学的训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类社会留下的实物遗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逐步地探寻。对于发现的遗址需要选择重点进行适度的发掘，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数据不多的情况下只能作适度的推测，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清楚的。只有通过长期的工作和研究，才能逐步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我国的考古工作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才开始的。前30年进展缓慢，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对历史的解读往往不得要领。过去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先进，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后才影响周围地区也先后走向文明。这叫做“中原中心论”。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出现了走向文明的迹象，好像一道道文明的曙光“中原中心论”显然不能成立。于是就有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说”，我过去提出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说”。到底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是什么？

人类社会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对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的问题。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背靠世界屋脊而面向太平洋。中国的四周有高山、沙漠和大海作为屏障，又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这需要作一点解释。首先，中国的地形像一个大座椅，背对欧亚大陆而面向海洋。它的四周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环绕，从而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同境外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本地起源和独自发展的，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也基本上是在没有外界重大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地域辽阔和地形非常复杂的国家。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逐渐发展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其发展水平也颇不同。例如广大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因距海甚远，地势又高，雨量稀少，大陆性气候十分显著，在新石器时代难以发展农业，所以遗址稀少，往往多细石器而较少陶器，文化发展也十分缓慢。东北地区因纬度较高，无霜期较短，在新石器时代仅南部一些地区发展了农业，渔猎经济则比较发达。陶器出现虽早，器形却比较简单，主要是筒形罐，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华南气候炎热，雨量丰富，植物繁茂，照理是非常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但丰富的食物资源可能正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华南新石器文化发生虽然很早，却长期没有显著的发展。

相形之下，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较适宜，又有较宽广的平原和肥沃的冲积土壤，因而分别成为粟作旱地农业和稻作水田农业的起源地和中心区域，新石器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称之为东方的两河流域。

由于这个两河流域位置比较适中，文化发展水平又比较高，所以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不过这个地区范围仍然很大，不同地区的文化仍然有较大的差别。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谱系，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区，即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湘鄂区和江浙区。推测巴蜀也应自成一区，但至今因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本身的谱系还不甚清楚。每个文化区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有联系的。假如把每个文化区比喻为一个花瓣，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很像是一个重瓣花朵。这样的格局对于后来文明的起源及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中国文明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殷周之际。20世纪30年代因为殷墟的发掘，知道商代晚期已进入文明时期；50年代因为郑州商城的发现，知道商代早期也已进入文明时期。从60年代起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掘，把文明起源的时期提早到了夏代。夏鼐提出文明的起源还要早些，应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去寻找，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坎。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文明化起步阶段，少数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社会明显开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贵族坟墓出现，牛河梁、大汶口、大地湾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时期则已进入初级文明或原始文明。这时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部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制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等高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仍，出现了许多城堡和都城遗址，例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便是。这很像是五帝时代天下万国的情形。（四）从夏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商周则是古代文明的兴盛时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约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亚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国各遗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现，不过还没有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当时的生业主要还是狩猎和采集经济。

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是原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并已初步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等旱地农作物，单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一处，便发现了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和黍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十万斤以上。南方的长江流域多种水稻，近年在浙江上山文化的多处遗址中都发现有稻壳痕迹，年代在8000年以前，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也发现了8000年前的稻谷。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头山文化中，也都发现了稻谷遗迹，年代在7000年以前。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更发现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到5000年左右以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和田螺遗址更发现了以十万斤计的稻谷遗存，并有大量的骨耜等农具。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较长时期定居的农村，从而为往后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时农业聚落遗址分布的密度明显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每一个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结构排列，体现集体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时期还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最多者可达一百余人。各墓的随葬品很少差别，而且也不强调个人所有，这显然也体现着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在聚落之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聚落内部，个别房子造得特别讲究，规模往往也比较大，而大多数房子仍是简易的窝棚。在多数聚落的规模并无显著变化的同时，少数聚落却发展得特别大，出土遗迹遗物的规格也比较高，说明它们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是社会分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数大墓开始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木椁，随葬品可多达100多件，质地也特别精良。而绝大多数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贫富分化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

在辽宁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所谓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圜丘等一大群建筑。所谓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屋，现在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积，就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体塑像和个别禽、兽的塑像。人体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庙旁有用石头护坡、表面平整的巨大的长方形祭坛。这组建筑的前方数百米，在一处很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砌成一个巨大的阶梯式圜丘，推测也是作祭祀用的。

贵族墓葬分布在祭祀遗迹的附近，有三十多处，每处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椁，随葬玉器等贵重物品。墓上垫土，四周砌石。有的砌两三层台阶，宛若祭坛。其外围还往往竖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旁还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椁，有的也随葬玉器。这些小墓的死者当是墓主人的随从或近侍。这样看来，牛河梁所反映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裂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而且由于这个墓地同祭祀中心结合在一起，可见宗教也是由贵族所把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这些贵族的地位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的社会，已经同过去那种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了，这是走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生产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除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外，还能制造一些小件的铜器，种类有刀、削、锥、凿、斧、铃、齿环和指环等，在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型的铜镜。这些铜器的质地不尽相同，有些是红铜作的，也有少数是砷青铜或黄铜做的，后二者可能与矿石成份较杂有关。由于铜器在当时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过去把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法就不尽合适了，有必要列为铜石并用时代，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中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又由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除农业较过去有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的制造已于前述。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它需要有厚重的转盘以加大惯性，要有既稳固磨擦系数又小的转轴和轴承，还要有传动设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第一种简单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率。三是玉器制造向高精方向发展。当时已经广泛地用切割方法和管钻法加工玉材，然后用琢磨和抛光方法使其润滑光亮。有的学者甚至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先进的机械砣具。大部分玉器还用圆雕或半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方法进行装饰，成为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玉器的种类已很复杂，有专用于宗教仪典的琮和璧，有象征军权的钺，有各种佩带的装饰品如发笄、耳坠、手镯、带钩和璜、管、珠等，还有很多穿缀在衣服或其它软质物件上的饰件。有些玉器是作为组装件或镶嵌物来使用的。例如一件玉钺的木柄头部要装玉龠，尾部要装玉镦，柄身还镶嵌许多排列成花纹的玉珠。有些漆盘、漆杯和漆壶上面也镶嵌很多玉珠或玉片。这些漆器显然也同玉器一样宝贵。当时还可能发展了丝绸业。因为早在郑州青台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中就发现了用以包裹婴儿的丝织物。龙山时代的丝绸业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所有这些手工业的成就大部分是为贵族所垄断的，于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分化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时期在建筑业中也有巨大的进步。在一些房屋建筑中已经大量地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夯筑技术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有些坟山也用夯土筑成。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而各种类型的城堡确实就在这个时候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大约有四十多处，分布于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和内蒙古等省区。如果以后加强考古调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城址。河南和山东境内现已发现10座城址，其中较大的如河南辉县孟庄和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面积都有20万平方米左右，较小的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则仅有3500平方米。但后者做得比较讲究，已发现有东、南、北三座城门，南门两边设有门卫房，门道的地面以下还设有通向城外的陶质排水管道。有的城周围设濠沟，有的则由人工修成高坡。湖北和湖南境内发现了6座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区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周围还有若干祭坛和贵族坟山，组成一个巨大的遗址群。内蒙古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随山势用大石头砌筑城垣，这种山城往往座落在险要的地方，多数应是军事城堡，少数较大的山城里面也有数量不等的常住居民。

城的出现应当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这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加深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人们创造的许多财富为少数贵族所占有。他们贪多无厌，还要觊觎别人的财物，于是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性战争。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制作精致的石钺和石箭头，是军事活动激烈化的直接反映；各地还发现许多乱葬坑，坑中往往丢弃数具乃至十数具尸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有的骨骼上还带有射入的石箭头，显然也是战争激烈化的直接证明。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里人叫做国人。国有时也包括部分乡村，即所谓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做邦。传说黄帝时就有万国，尧舜的时候有万邦。大禹的时候也是“天下万国”。万者言其多也，并不一定就准是一万个国家。总之是一种小国林立的局面。以后因为相互征伐兼并，到商汤时只剩了三千余国，周武王灭商时会于盟津的还有八百诸侯。龙山时代据放射性炭素测定刚好早于夏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是真正的英雄时代。

把前面的意见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才基本形成。

四、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什么？

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是一元还是多元？是直线发展还是曲折发展？现在看来，牛河梁、大地湾、石家河、良渚等都不在中原，“中原中心论”显然不大符合事实。不过中原仍是一个地理中心，以后又逐渐演变为文化中心。到商周时代地位更加突出，即使在这个时候，它的周围也还有其他青铜文明。可见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以黄河、长江的中下游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中心联合体，或称为多元一体。拿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有人说这可以叫做重瓣花理论。花心是中原文化区，内圈的东、东北、东南、南、西南、西北和北部都自成一个文化区，其外围从东南起按顺时针方向数，有东越、闽越、南越、瓯越、夜郎、滇、南诏、吐蕃、乌孙、匈奴、东胡、契丹、肃慎等，也各有其文化特点，只是走向文明的时间较晚。

让我们逐一考察中原和内圈各主要文化区走向文明的具体情况，以及它们怎样相互影响而结成一个整体的。

首先讲中原文化区。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河南新密的李家沟文化，年代为距今10200年—8450年。之后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李家沟文化开始出现陶器，裴李岗文化有比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仰韶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已有很规范的环壕聚落，到第二期即庙底沟期则已出现高于其他聚落的中心聚落。势力范围不但涵盖整个中原，影响所及则东到山东，南抵湖北，西达甘青，北及燕辽。最核心的地方在河南灵宝的铸鼎原，传说那里是轩辕黄帝铸鼎的地方，汉唐均建有黄帝庙。那里有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北阳平有100万平方米，东边的西坡遗址有40多万平方米。现仅在西坡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发现中心部位有5座大房子。都是单间大堂，地面达数十乃至200多平方米。其中的F104地面83平方米，是比较小的。F106地面有240平方米，F105地面有204平方米，后者周围有回廊，总面积则达516平方米。这些房子的地面经过特殊的加工并涂以紫红等彩色。如此高等级的建筑应该属于宫殿或宗庙的性质。周围较小的房子才是住人的地方。

仰韶文化遗址西坡F104平面图

这个聚落的南面有一条小沟，沟南是一片墓地。现已发掘墓葬34座，从布局看似乎还有未挖的墓葬，原来墓地的规模应该更大些。墓葬的规模明显可以分为四级，其中的一级大墓有M8、M17和M27共3座。二级墓有4座，三级13座，四级11座。大小墓葬穿插分布，说明死者应该属于同一个血缘集团。M27长503，宽336，深192厘米。有廓室，上面有木盖板，板上盖麻布。随葬品仅9件陶器，包括一对釜灶以及壶、钵、大口缸和簋形器，火候不高，似为明器。

仰韶文化遗址西坡M27平面图

M8、M17与M27大同小异，墓葬的规格都很高很有气派，随葬品却很一般，死者应该是聚落中那些宫殿式建筑的主人，他们是首领级的人物，有崇高的身份和地位而并不看重财富。M17随葬了两件玉钺和一件石钺，M8也随葬一件玉钺，很明显是强调军权。石钺和玉钺都是最早的专门化武器。相传为东汉袁康所著《越绝书》中，在叙述兵器的发展史时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这里既然传说是黄帝铸鼎的地方，而最高级的墓葬又随葬玉钺，是不是跟黄帝有些关系呢？值得思考。与西坡同时期的陕西华县泉护村也有一座同样大的房子和一座同样高规格的墓葬，陕西白水更有数座同样大的房子但不集中。说明西坡确实是仰韶文化当时的一个中心。不过在河南巩义还有一个中心叫双槐树，遗址有100多万平方米，北部有一部分被黄河侵蚀了。这是一个有多重环壕的城址，城中有宏大的宫殿基址，殿前有一个大广场，还有可能是祭天的多个遗迹。遗址内还发现有骨雕的家蚕。离巩义不远的荥阳青台也是一个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那里曾发现包裹丝织物的婴儿瓮棺葬。最近在荥阳汪沟又发现了同样的瓮棺葬，是用尖底瓶的下部装上婴儿后再扣上陶盆。婴儿身上包裹的绞经丝织物，是四经绞罗并脱胶染色，是很成熟的丝织品了。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劝民养蚕，跟这些发现有没有关系呢？双槐树那样高等级的城址又跟黄帝有没有关系呢？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到仰韶文化晚期，原先的格局出现较大的变动。各地开始出现不同的特点，加上周围相关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几个地方文化类型。河南中西部伊洛郑州地区是秦王寨类型，山西南部汾水流域是西王村类型，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是史家类型，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是海生不浪类型，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的泾水流域是南佐类型，甘肃东部渭河上游是大地湾类型。

甘肃秦安大地湾是一个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遗址，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中轴线，将遗址划分为对称的两片。中心是处在中轴线底端的901号大房子。这座房子由一个大型殿堂、后室和东西两间厢房组成，总面积约290平方米。这种格局开启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殿堂前面正中的大门外特设一个方形的门垛。大殿中间有一个大型灶台，后面有东西两个对称的大柱。四面有加固墙壁的贴壁柱。殿堂的地基经层层夯筑，地面抹多层三合土，看起来跟水泥一样，十分光滑平整。房前的广场也有两排各六个柱础。在这里立柱更显得十分气派。聚落中轴线的中段还有一座401号的大型房屋。中轴线的两边则有数百座中小型房屋，俨然是一座都城的雏形。

南佐类型的文化面貌接近于西王村文化，中心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该处有一座超大型房屋，坐北朝南，后面大殿有195平方米，中间有一个直径1.6米，高0.9米的大火塘，偏北有对称的两个大柱洞。东西北三面贴墙各有四个半圆柱，每个用五根木棍紧箍并抹泥。地面抹五层白灰。南面有三个门道通向一个半开放的大厅。大厅北面也有两个与大殿中的大柱洞相对称的大柱洞。整个建筑面积有680平方米。室内发现有陶人、喇叭口尖底瓶、骨镞、骨匕，还有稻、粟、黍，以及杏、枣和榛子等。这座宫殿式建筑的规模比大地湾901号房子还要大，只是整体构造比较简单。它的东部还有许多铺有白灰地面的方形房屋。这显然也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可惜由于发掘者早年离世，到现在连一个发掘简报都没有发表。我早就知道这个发现，后来从所里发掘档案中进行了核实。我想这项工作以后还是要做的，不能不了了之。像大地湾和南佐那样高等级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还没有见到，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其所以如此，也许与西部的戎羌部落的交往有关，这在文化特征上已露端倪。

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中较大的聚落有郑州大河村和洛阳王湾。大河村虽然没有发现殿堂式的大型房屋，但有成排的分间式房屋。有一座四间套的房子，两间居室和一间储藏室，中间是一个大客厅，摆放了许多陶器，仅陶鼎就有12件之多。家庭的人自己用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宴请宾客之用。另一座套间房F19-F20也有同样的情况。陕西关中高陵的杨官寨有一个史家类型的窑场，在一条小沟的北坡东西并排多座陶窑，每座陶窑旁边有一座窑洞式房子。窑场西边有一座放置陶器的仓库，里面放了许多小口尖底瓶。看来是专门为交换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值得注意。

其次讲海岱文化区。这个文化区分布于山东全境和江苏、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早期的后李文化年代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相当，发展水平相若。已有初级的农业生产，种植粟和水稻。之后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则与仰韶文化相当。这个地方在早期历史时期是夷人的天下。《说文》：“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传说夷人的首领后羿善射，而大汶口文化的男性平均身高1.72米，比仰韶文化男性平均身高1.68米要高大，他们的后裔现代还是山东大汉。大汶口文化的居民还有拔牙的风俗。无论男女在进入青春期时都要拔除上颚侧门齿，因而被称为凿齿民。《山海经》就有“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的记载。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相当，并且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中晚期与仰韶文化的晚期相当，但技术水准明显高于仰韶文化，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仰韶文化，并且大幅度地向西边仰韶文化的地盘扩展。中期的社会已有初步的分化，到晚期社会分化已很明显。出现了若干中心聚落，有的地方已有土城。墓葬的分化更为明显。例如泰安大汶口遗址晚期的墓葬就明显分为大中小三级。其中晚期的10号墓就有棺、椁，随葬有象牙梳、象牙雕筒、玉钺、玉臂环和玉指环、三条不同样式的项饰，和大量陶器。包括精美的黑陶、白陶和彩陶，单是陶瓶就有38件之多。还有鳄鱼皮蒙的鼍鼓残片，两个猪头和若干猪下颚骨等。几乎集中了当时最珍贵的物品。可是死者仅是一位青年女性。在凌阳河和大朱村也有类似的大墓。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显的分化，大量高档次产品的出现，明显标示着文明曙光的出现。

大汶口10号墓平面图及随葬品线图

第三讲燕辽文化区。这个文化区位于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中心在内蒙古的赤峰和辽宁的朝阳地区。这里最早有小河西文化，其后依次为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前三者陶器均以直筒平底灰陶罐为主，被称为罐文化系统。兴隆洼文化已有旱作农业，种植粟黍并养猪，但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地位。多环壕聚落和地穴式窝棚，每个聚落往往有上百个窝棚且排列有序，是一种严密有序的社会组织的表现。到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彩陶，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出现了若干中心聚落，还出现了整个文化的中心——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人体艺术特别发达，二是大规模的石砌坟冢，三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特色玉器。这三条在牛河梁都有充分的体现。牛河梁遗址位于凌源、建平和喀左三县交界处，是紧临牤牛河的小山梁。梁上有40多个遗迹地点，主要是坟冢，还有祭坛、庙址和广场等。第一地点在遗址的东北部，是一个多间的半地穴式的建筑，平面不甚规则，墙壁上有几何形彩绘和装饰条带。至今只发掘了表层和一个单室，发现了至少属于六个泥塑人像的残体，包括完整的头像和部分肢体。复原起来比真人大得多，而且是贴在墙壁上的。室内还有大块的泥塑鸟翅、鸟爪和猪嘴等。这可能是一座祭祀祖神的庙堂。牛河梁旁边的东山嘴也发现有陶塑的妇女像，肚子特别大，像是怀孕的样子。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发现了一尊石雕人头像，头顶挽髻。敖汉旗兴隆沟一座房子里更发现了一个陶塑裸体人的坐像，头上也挽髻。说明红山文化特别注意人体艺术。

牛河梁第13地点在遗址东南，是一个巨大的祭坛。呈圆锥形，底座直径超过100米，高约15米，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坛顶似有祭天的圣火遗迹。

牛河梁遗址西南的第16地点在一座小山丘顶上，上面有夏家店下层的遗存，其下迭压11座红山文化的墓葬。其中的4号墓是迄今所知红山文化中最大的墓葬，周围的小墓可能是陪葬的。该大墓同样开凿在岩石上，墓穴深4.68米。在当时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只能以石攻石，或者再加上木棒和水火，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啊！该墓死者为一40—45岁左右的男性，随葬有玉人、玉天鹅、玉箍形器、玉镯、玉环和绿松石坠饰等。是红山文化所有墓葬中随葬品等级最高也最丰富的，死者的身份无疑也是最高的，可否称之为红山王呢？

牛河梁第16地点第4号大墓出土玉天鹅和玉人

在以上三个标志性地点的中间有约40处积石坟冢。较早的坟冢仅有几座，都在第2地点，东西排列且都为圆形，每座冢墓随葬一件很大的彩陶罐。

牛河梁第2地点早期冢墓随葬彩陶瓮

其余坟冢都是晚期的。有单个的，也有排成一列的。第2地点即在早期坟冢北边排成一列，中间有一个圆形祭坛。每个坟冢埋葬前在岩石上开凿一个墓穴，死者放入墓穴底部，用土块和碎石填满后在周围用石块砌成方框，再在上面堆成石冢，有的还要在冢顶放置一个陶制的塔形器。方框每边长约十余米，面积达百余平方米。紧贴方框四周则排列大量彩陶筒形器，数量达数十乃至上百件，蔚为壮观。墓主人往往随葬玉猪龙等玉器，而且只随葬玉器，可谓惟玉为葬。坟冢外围往往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

牛河梁冢墓顶上的塔形器

牛河梁冢墓周围的彩陶筒形器

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还有十几个地点发现有跟牛河梁同样的大型积石坟冢。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就有五六个一排积石冢，其余地方都只有一座。可惜都没有发现相应的聚落。像牛河梁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遗址更应该有相应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可惜至今还没有找到。不过就是已发现的这些遗迹，已足以反映出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光芒。

第四讲江浙文化区。这个区域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和安徽，环境比较复杂，文化头绪也多，只有浙江比较稳定。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浙江的上山文化，在将近10000年以前的陶器上就有稻谷遗存，约9000年以前就有最早的彩陶。之后的跨湖桥文化稻作农业和彩陶进一步发展，到河姆渡文化的余姚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并且有非常先进的木构高脚屋，房屋上有各种雕刻的栏板。与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在太湖流域有马家浜文化，出现了最早的水稻田，同时有最早的玉钺和石钺。之后的崧泽文化的社会明显分化，在江苏张家港大墓和小墓分区埋葬。大墓中有玉钺等上百件随葬品。与崧泽文化差不多同时，安徽东南和江苏南京地区出现了凌家滩——北阴阳营文化，玉器特别发达。其中安徽含山凌家滩在裕溪河北岸，面积达110—140万平方米。有一个大型城址，有双重城壕和大型房屋。屋后的土岗上有祭坛和墓地。墓葬排列有序，大墓均在南侧，最大的07M23在南侧居中。该墓可能有一个低矮的坟冢，上面放着一头重达88公斤的石猪。大墓穴中间的小墓穴棺床上铺满7 排石锛，每排4—5件。上面有玉璜、玉镯等，可能是死者佩戴在身上的。全墓共随葬玉器200件，石器97件，绿松石1件和陶器31件。其身份当为该城的最高首领，或可称为凌家滩王。其他大墓则出土有玉人、玉龙、玉鹰等。玉鹰的两翅做成两个猪头，很是特别。还有一个玉龟，里面装着一个玉板，上面刻着表示方位的复杂图案，很像是原始的栻盘。凌家滩的玉器加工精致，使用了切割、砣机、抛光、管钻等先进技术，纹饰不甚发达，但已有少量线刻。凌家滩显然已步入文明的初始阶段，但其后续的发展至今不甚清楚。

凌家滩出土的玉人

在江浙地区，继承崧泽文化的是良渚文化。但崧泽文化的玉器不甚发达，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玉器明显是继承凌家滩文化的。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西北的良渚镇。那里发现有良渚古城、贵族坟山和超大型水利工程等。良渚古城由宫城、王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即莫角山，为一正方形的高台，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遗迹。王城达300万平方米，城垣底部为加固铺垫大块石头，上面夯筑黄土。工程浩大。城内有玉器作坊等手工业区，还有水道与城外河道相通。城西南的卞家山有河港和码头，可以通过良渚港通向外河乃至外海。城西的汇观山和城东北的瑶山有王室的祭坛，祭坛上同时有高级贵族的墓地。王室墓地则在宫城西北角的反山。其中的12号大墓随葬玉器即达600多件，包括琮、璧、钺及大量装饰品。最大的玉琮重6.5公斤，被称为琮王。上面刻画了8个神人兽面纹，刻工的精细有如微雕。玉钺上也刻画神人兽面纹，钺柄上则镶嵌大量玉珠。

良渚坟山大玉琮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

墓中还随葬大型漆盘和漆杯，上面也镶嵌大量玉饰件。墓主人显然掌握了军权、神权和财权，或许可称为良渚王。

古城的北部有塘山，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运河，其西头直通山下的大小水库。那里在各个山口筑起了一系列水坝以拦蓄洪水，工程之艰巨令人叹为观止，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古城往东的临平茅山有大面积的水稻田，经探测至少有80多亩。而且规划整齐，用田埂区分田块，方方正正，每块面积约一二亩，跟现代水田相似。根据稻田中硅酸体密度测算，稻谷亩产140多公斤，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产了。稻田中发现有大量炭屑，说明当时的耕作方式是所谓“火耕而水耨”。与稻田相配合还有水塘和水渠。水渠中发现有7米多长的木船，以备运送粮草。整个茅山不啻为一个国营农场。2010年在莫角山宫城东边发现有数万斤烧焦的稻谷和稻米，那应当是王室粮库被火烧毁的证据。2017年夏在莫角山宫城西南的池中寺发现万余平方米被烧焦的稻谷堆积，包括成束的稻穗，估计有20多万公斤之巨，那显然是国家的粮仓所在。由此可见当时的稻作农业生产达到了何等的规模！良渚古城内外那些巨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完成，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应当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良渚古城平面图

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

第五讲湘鄂文化区。这个文化区包括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最早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稻作农业已较发达。之后在湖南有石门皂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此时在澧县城头山出现了最初的环壕城址。之后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不断加固修筑并略有扩大。与此同时，在江汉平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的谭家岭出现了油子岭文化的环壕城址。接着在其外围修建了屈家岭文化的大型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此城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

天门石家河城址平面图

此时在江汉平原出现了一系列城址，石家河成为其中心，其布局几乎同良渚文化别无二致。石家河城的中心在谭家岭，那里发现的房屋基址，墙壁的厚度即达1米。城内西北的邓家湾是一个墓地兼宗教遗迹所在地。那里发现的两个小浅坑中竟有两百多个陶人和数千个陶塑动物，个体都只有十厘米左右。陶人多着细腰长袍，头戴软帽。大部分盘腿而坐，手捧大鱼。少数手舞足蹈。动物中有家畜猪、羊、牛、狗和鸡，野兽有大象、猴等，还有许多长尾鸟，形象生动。邓家湾两座建筑遗迹的边缘摆放了大量圜底陶缸，相互套接，初看起来以为是陶水管。一些陶缸上有刻画符号，很像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但大口尊多单个随葬，而邓家湾的陶缸似乎是一种宗教遗迹，且数量巨大，至少有上千件，除邓家湾外，肖家屋脊和西城垣边的印信台也有。城南的三房湾更发现有数十万粗红陶杯。杯内空间很小，根本不适用。不知道为什么做如此多不适用的杯子。石家河的几处墓葬虽然有大小的明显分化，但大墓只是多随葬一些陶器，没有特别高档的物品，精美的玉器仅见于瓮棺葬。石家河那么大的城，应该与战争的防御有关，但没有发现石钺之类专门的武器。只是在一个灰陶罐上刻画一位高举似乎是石钺的武士。

石家河灰陶罐上刻画的武士像

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900年至前2000年。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悄然消失，继起的小河沿文化似乎并非直接继承红山文化，发展水平也明显下降。江浙地区高度发达的良渚古国更是突然倾覆而没有了下文。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区和海岱文化区则快速发展，长江流域中游的江汉平原进一步发展，上游的川西平原也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不过虽然有很大变动，整体格局还仍然是多元一体。

在中原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其中又可分为王湾文化、陶寺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等。这时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各种石器已基本上通体磨制，还出现了个别青铜器。各地出现了许多环壕土城，到处都有被杀戮死者的乱葬坑，说明战争已成为普遍和经常的社会现象。在这些土城中以山西襄汾的陶寺城址为最大，传说为尧都平阳所在。城址可分三期，早期距今约4300—4100年，中期距今约4100—4000年，晚期在一度废弃后又短期重建。其中外城约300万平方米，宫城约13万平方米。有专门的手工业区和公共墓地。在宫城中发现有宫殿的残迹，包括大型的柱础，刻画几何纹的白灰墙皮和平板瓦等。宫城内一个晚期的灰坑3403内出土了一件残破的朱书扁壶，腹部写了一个文字，另一面写一个“命”字或“邑”字，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汉字。陶寺遗址有巨大的墓地，已发掘1000多座。如果全部发掘估计有一万多座。在已发掘的墓葬中，90%一无所有，将近10%有少量陶器，不到1%的大墓随葬品特别丰富，品位也很高。其中有龙纹盘、鼍鼓和大量漆木器等。在大城东南的小城内有一个中期的王陵区，其中的22号墓长5米，宽3.6米，深7米，是迄今所知史前时期最大的墓葬。可惜棺室已被早期盗扰，仅残留玉石器66件，墓室内未被扰动部分出土有彩绘陶器8件，漆木器25件，玉器18件套，骨器8组，红彩草编2件和全部劈成两半的10头猪等。有多件带柄的石钺和玉钺，还有一根近两米长的木杆，可能是旗杆。如此气派的墓葬，死者非王莫属。难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尧吗？王族墓地中一座小墓3295号中出土了一件铜铃，另一墓中出土一件迭压在玉环上的铜齿环，两件都是砷青铜，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与陶寺同时，在陕北神木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石峁山城。该山城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内城、外城和皇城三重结构。外城有石砌的墩台、门塾和马面等，东门更在白灰墙上画红、黄、黑色的几何形彩绘。皇城是一座石砌的阶梯型高台，台顶有宫殿和池苑等建筑。宫殿的石砌构件上有雕刻的人、兽面等图形。台上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羊骨，上万根骨针，成千个用骨片做的口琴。同时还出有大量玉钺、玉牙璋和玉璜等。那里也有一个青铜齿环迭压在玉环上，还有铸造青铜刀的石范。石峁有些陶器也跟陶寺相像，两地很可能存在实际的联系。类似石峁的山城遗址还有许多，只是规模略小一些。那已经是中原的边界地区了。

在中原地区，还有河南登封的阳城，那是一座50万平方米正方形的城址。传说禹居阳城或禹都阳城。那里也发现过青铜容器的残片。禹传子启，从此开启了世袭王权。但启的儿子太康好玩，被东夷的后羿给取代了，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儿子仲康只好逃走，孙子少康逃到有仍当了牧正。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夏代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在新密新寨发现了一个环壕城址，年代略晚于王城岗，出土遗物除了本地传统的因素以外，还有少量东夷岳石文化的因素。因此很可能是后羿代夏所建的都城。

山西襄汾陶寺古城平面图

回头说海岱地区。那里继大汶口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这时也向西对中原龙山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龙山文化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是所谓蛋壳黑陶器皿。其中以多种形态的杯、豆为最。其厚度仅一二毫米，漆黑发亮，而且火候高，非常坚硬，敲之有金属声。经过实验，应该是等坯体阴干后放在车床上一遍遍地车削才可能做得那么薄。而且一定要装在匣钵中焙烧才不至于损坏。龙山文化的玉器如钺、圭、牙璧、牙璋和发笄等同样有非常高的工艺水平。龙山文化有多座城址，著名的有城子崖、两城镇、尧王城、桐林—田旺和丁公等。丁公的一块陶片上还刻画了12个文字，可能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文书，只是无法辨认。龙山文化的墓葬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化。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高等级的墓葬有一棺一椁和一棺二椁之分，可见有初步的礼制。

在江汉平原，继石家河文化之后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明显受到中原王湾文化的影响，论者多认为与传说中尧舜禹征三苗的故事有关。这时玉器特别发达，工艺水平很高。在谭家岭即发现有9座瓮棺葬，随葬玉器达200多件。这些玉器基本上是一些小牌饰，但雕刻极为精致。大部分纹饰是浅浮雕，线条圆润。有立鹰纹、侧面人头和虎头等。之前在肖家屋脊的6号瓮棺中也曾出土了56件玉器，也都是小巧的袖珍品。其中有多件神祖的头像。还有虎头、蝉和飞鹰等。可谓独树一帜。

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的玉雕神祖头像

谭家岭瓮棺出土玉鹰牌饰

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这时也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环壕土城，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郫县鱼凫城、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高山古城和三星堆一期古城等将近十座。从出土陶器来看应该是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那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有利于种植水稻。其中宝墩古城最大，外城近圆形，约300万平方米，城内大部分是水稻田，中间的许多小土包当是农家房舍所在。内城为长方形，约60万平方米。城内有宫殿式建筑，可见宝墩古城即是成都平原最初的都城。后来中心移到了广汉三星堆，并发展出了高度的青铜文明。

二里头文化：龙山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青铜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该遗址规模巨大，有宫城、青铜器作坊、绿松石作坊和祭祀区等。宫城位于遗址的中心区，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包含多座宫殿基址。环绕宫城有规整的道路，上面有双轮车辙印迹。看来奚仲造车的传说还是有根据的。1号宫殿位于宫城内西南角，有一个约1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面建主体殿堂四周建围墙和廊庑，布局严谨。遗址中出土多件青铜爵，还有青铜鼎、斝、盉、铃等礼乐器，开先秦礼乐器的先河。青铜器作坊中发现有铜矿石、坩埚、陶范等，从残陶范来看，可铸铜器的最大直径达30厘米以上。在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器，长65厘米，中间放置一件铜铃。二里头还发现有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上面的图案也略似龙纹。二里头的玉器也很发达，主要有钺、戈、刀等武器和璧、璋等礼器。其中牙璋最具特色。同样的牙璋几乎传遍了全中国，最南甚至到了越南。可见二里头文化影响之大。前面谈到夏代传到少康中兴起来了，此后即再未迁都，这个都城非二里头莫属。中华文明到此即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从此生生不息，持续发展。

五、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我想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中国文明既然从起源到现在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证明她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伟大文明。世界上的原生文明只有三个，一个是古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的西方文明，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一个是以玛雅文化为代表的美洲文明。西方文明和美洲文明体量都很小，经不起外力的冲击，很快就湮灭了。只有中国文明生生不息，持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第二，中国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分裂是暂时的，最终总要走向统一；第三，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沿着多元一统的轨迹曲折前进，以至形成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因此我们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还要注意发挥各民族和各地方的特色，使中华文明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生生不息，永远雄居于世界的东方。

作者严文明，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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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老 胡

校审：水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