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高等教育研究(6)理性精神
大学语文研究需要理性精神，理性精神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支柱。马克思、恩格斯说：“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检阅以往的大学语文研究，尤其是在对大学语文的批评意见中，往往缺少这种“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的科学做法，下面也略举几例。
1.不能以“不知”为证据
前面提到过对大学语文的四次冲击，几乎每次就都缺少一种理性分析的精神。第一次“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主要倡导者就以“不知”为证据，想当然地把大学语文归入“唱歌、跳舞、发短信”一类，声称要用“真正的人文教育”来取代它。下面是一段经典对话：
记者：《大学人文》与《大学语文》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夏中义：当初，原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提出《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是为了防止理工科学生过于偏科，《大学语文》要完成的任务，只是对理工科学生进行文学素养的补偿，是典型的情趣层面的人文教育。而其实人文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面就是情趣层面，唱歌、跳舞、发短信都是这一层面的；第二层面是系科设置，比如文学鉴赏课、参加管弦乐队等；而第三层面，也就是最本质的层面则是精神和灵魂层面，这就是《大学人文读本》所要提供的，这才是真正的人文教育。
第二次是“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发起者对大学语文也是完全的外行与隔膜，却又显得异常地霸道，如下面这段典型的话语：
“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吗？谁也不敢肯定。
接下去还有一大段，本书前面已经引用过，这里省略。说话者起码存在对大学语文的三重误读：第一重误读，他们不去研究重开大学语文的历史原因（当然更不会去研究大一国文的历史），就把当年经匡亚明、苏步青等倡导重新开设的大学语文判断成是“想当然”；第二重误读，他们不知道语文和文学的区别，语文不但包括文学，还包括“文章”，对此，在他们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有人指出，估计他们也听不进去。第三重误读，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过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大学语文是面向各专业学生开设的那段话，最后竟然闹出“骗几个人去中文系”这样的笑话。
第三次冲击，是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其中也含有不少非理性成分。一是以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就必须把大学语文改为应用写作课，不知道语文能力也是应用型人才最重要的能力。二是以为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是两门不搭界的课，不知道语文既包括艺术文也包括实用文。三是以为应用写作可以解决各种专业应用写作的问题，不知道应用写作有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区别。这样对应用写作缺乏理性认识，而草率做出取代大学语文的决策的，主要是高校中一些主管教务的领导。
第四次冲击，是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的冲击。一些决策者不知道两者的区别——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而语文是工具课，两者是体用关系——所以才会说出“我开了50门通识教育，难道还不能取代一门语文课吗”这样不得要领的话。当然关于通识教育冲击大学语文，最主要的责任还在大学语文界自身，一段时间以来，把大学语文的功能不断加码，大有包打天下的气魄，结果结果和通识教育的“全人教育”发生重叠，而高校课程是不能重复的，势必要去其一，去哪个呢？当然不可能是取消通识教育。
2.如何看待大学语文与中学课文重复问题
前面讲实证精神，讲到过“高四语文”问题，其实这还是缺少理性精神的问题。首先，大学语文课文与中学重复就成了“高四语文”，这个论断是缺乏理性基础的，同样的课文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讲解，所以并不怕重复，怕的是低水平重复。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学语文僭越了大学语文。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存在难度过大的弊病，民谚曰：小学学中学的，中学学大学的，大学学小学的。如今社会上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请假条，用的还真就是小学生标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者看这个问题就要通透得多，例如朱自清在谈论他们为教育部拟定的《大学国文选目》和中学课文重复的问题时说：
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联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拟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连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的，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联贯起来。……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划。
朱自清不但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专家（民国学者很多这样身兼大中小教育的专家），所以看问题能够通盘与理性。今天徐中玉先生也多次提出，他主编的《大学语文》选入的一些好文章，很快就被中学语文教材采用，这说明大学语文与中学课文的重复，不但有“高四语文”问题，也有中学语文教材无序的问题。
3.“好文章”的标准
这一段是批评南开版《大学语文》教材，他们标举的就是“好文章”的标准。但是后来发现我的批评错了，这里略去。
4.关于大学语文问卷调查
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比大学语文更重视调查了，笔者在三四年前做过一份统计，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大学语文问卷调查已多达49份 ，这说明在这一问题上大学语文不缺少实证精神。但是仅仅有实证还是不够的，实证精神必须与理性精神结合，才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例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学生“你喜欢不喜欢大学语文？”这在理论上就很成问题。学习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不能喜欢就学，不喜欢就不学，假如仅仅凭喜欢，恐怕有很多学生会选择进游戏房而不是进教室。这种设计的依据，不外乎“兴趣是最好的学生”云云，这类格言用于鼓舞学子的热情是可以的，却不能作理论依据，笔者查阅这句格言的出处，发现也不是迁就学生天然兴趣的意思，而是强调学校的重要任务是要启发学生的这种心理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大学语文仍有必要向大一国文学习，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就大一国文选目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一些人迁就学生“兴趣”的做法，说：
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问卷设计中又有“你认为有用没有用？”一项，也很成问题。一种知识还没有完整地学习，怎么就知道将来有用没有用？假如真要调查这个问题，那么第一应该调查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问他们在大一学的大学语文课，对他们现在的学习有没有用；第二应该调查毕业生，问大学语文对他们的就业有没有用；第三应该调查更年长的校友，问大学语文对他们的人生有没有用。这样设计的调查问卷，才可能得出大学语文有用没有用的结论。当然，这很麻烦，然而这恰恰又是最重要的一种科学精神，即：“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目前这类调查对所得到数据的分析也往往缺乏理性，例如学生喜欢学什么，不喜欢学什么，然后得出结论说今后要增设学生喜欢的内容，去掉学生不喜欢的内容——武侠小说、流行歌词进课文，大概就是基于这种推论——但是母语教育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学习是分“学得”和“习得”的，学生喜欢的东西往往是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无师自通地“习得”的东西，那些学生不会天然喜欢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才应该是课堂“学得”的重点。尤其是大学语文课时少，更应该把功夫用在刀刃上。所以像上面那样处理调查数据，得出的恰恰是最不科学的结论，这类调查搞得越多，人们对大学语文的认识越是混乱。
除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表现还有很多，《哲学大辞典》“科学精神”条概括为六个方面：（1）求真精神；（2）实证精神；（3）怀疑和批判精神；（4）创新精神；（5）宽容精神；（6）社会关怀精神。 这些素养的培养，一点不比“人文素养”的培养更不重要，所以说“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不如说“人文性与科学性统一”，然后工具性为人文与科学两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