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阿冈本对“何谓同时代”的思考

　　我早就注意到意大利著名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1942—）诗学文集《诗歌的结束》，最近，在网上读到了他的《何谓同时代》（王立秋译）。阿冈本在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的人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同时代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想起了早年（1993年）旅居伦敦的那个冬天写下的一则题为《对话》的诗篇：

　　“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

　　“问题是我只能这样，虽然我可能比任何人更属于这个时代”

　　“但是，这……”

　　——在初冬，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霜。

　　后来发表后，有人认为它“脱离时代”。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呼吸另外的空气”呢？不能呼吸到“另外的空气”，我们能否生活在这个时代？——当然，我已无意于争辩。要争辩，也只能是同自己。

　　阿冈本在文中提出问题后，首先引出了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回答。而罗兰·巴特也是有出处的。1874年，尼采继《悲剧的诞生》之后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他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因为“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试图把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

　　在阿冈本看来，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恰恰是像尼采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因为“时代”，也因为“凝视”这个词，阿冈本接着举出了曼德尔施塔姆1923年写下的一首诗《世纪》：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

　　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最好能译为“粘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相信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熟悉它的开头，并为其悲剧性音调所震撼。从曼德尔施塔姆到我们这个世纪，谁不曾感到了历史这头“野兽”的力量？我们本能地躲着它。我们自幼就记住了这样一个故事：当一匹狼从后面跟上你的时候，不要回头！可是，如果不回头，你又如何能够与那野兽的瞳孔对视，并一直看进它的眼中呢？

　　也许，这就是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后来的中国诗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我不知道一个意大利人是否真正体会到这里面的巨大冲动和困境。不过，他挑出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首诗，就足以说明他“呼吸”到了同样的东西。

　　不过，我感兴趣的还在于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另一种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方式。的确，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而是“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在阿冈本看来，除了那种面对面的“凝视”，还有一种以“征引历史”来“回归当下”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

　　我知道阿冈本很关注德语犹太诗人策兰的诗歌。他的《奥斯维辛的残余》主要讨论的就是策兰诗歌和“诗的见证”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策兰的《波城，更晚》。在我看来，这首诗正是一个以一种我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征引历史”从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的例证。

　　用阿冈本的术语来说，这首诗找到了“当下的进入点”。它有一种策兰式的“奇特关联”，而又时时立足于自身的言辞之根；它不断跳跃，同时它又在不断地“聚焦”——它以这种独异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对时代言说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策兰会不断地返回，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还是阿冈本说得好：“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

　　一个远在意大利的思者，就这样深刻地、同时是富有想象力地揭示了诗与思与时代的关系。相形之下，那些在我们这里充斥的“时代”话语以及对于诗的要求是多么僵化和肤浅！那既是对时代的简化，更是一种对诗的贬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