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素之问 | 从《伤寒例》看《伤寒论》的全面改构
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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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对《伤寒论》的改构尤其表现在宋传本《伤寒例》对《千金》的增改以及伪序。宋传本《伤寒例》与《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方上▪伤寒例第一》,有明显的异同。宋传本《伤寒例》的重要特征,首先是出于对《千金卷九伤寒例第一》的增改,对比略。
其一,《千金伤寒例》是作者孙思邈“今博采群经以为上下两卷”的概论,而非张仲景本有。其中引用了《小品》“经言”(后宋本《伤寒例》改为“阴阳大论云”)、华佗论温病、王叔和论表里、陈廪丘论发汗,紧接着“辟温第二”,实际表明唐本《伤寒论》是从温病论述开始的,符合六要素对仲景《伤寒论》唐以前传本体例的判断。
其二,“阴阳大论云”一段内容,对隋唐《诸病源侯论》《千金卷九伤寒例》引用的《小品方》“经言”的改写。同时“《伤寒论》自序”中有“撰用《素问》、阴阳大论”,说明阴阳大论与《素问》呈现并列关系而非一书,新校正也认为如此。
王冰注《素问》:“寒者冬气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其伤於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乘杀厉之气,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夏至前,变为温病,夏至后变为热病,然其发起皆为伤寒致之,故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新校正云:“按《伤寒论》云:‘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与王注异。王注本《素问》为说,《伤寒论》本阴阳大论为说,故此不同。”
这一段说明,新校正明确了《伤寒例》的阴阳大论,与《素问》“为说不同”。在《素问》新校正的王冰序中又说“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功记补之之类也。
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
新校正使用了“窃疑”的不定词,实际依据不足。因为运气七篇大论,明显不适合使用“阴阳大论云”里面的伤寒与温病的概念来解释,而且对比《诸病源候论》其中的三个版本,发病时间一再被改。
其次是“汉张仲景《伤寒论》序”如果在新校正时期已经存在,那么序言中“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与孙奇校正金匮要略方叙云“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出现误差,可能是“卒”与“杂”的繁体形讹发生在新校正之后,也就是所谓的“自序”相关内容晚于新校正。
所谓的“撰用《素问》”,根本过不了新校正这关。不仅“热病皆伤寒之类”在《伤寒论》中并不成立;所谓“未满三日可汗”“已满三日可吐泄”之类,根本不是《伤寒论》的基本法则。就连“三阴三阳”的命名,以及表里改为阴阳,“伤寒”二字的泛指冠名(新校正竟然不能识别)以及滥用于条文的改构,都无法排除是新校正之后的事情。
更何况,《隋书▪经籍志》中的记录表明,仲景书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伤寒论”的名称,“伤寒论”的名称最早是《外台秘要》的引用,也就不可能有诸如“为伤寒杂(卒)病论十六卷”的“自序”,仲景书既不会自名为“伤寒”也不可能叫做“卒病论”或“杂病论”(显然这是新校正的误会,新校正没有见过“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的自序),更不可能有“伤寒例”及其“撰用阴阳大论”了。
而“阴阳大论云”的内容,是陈延之的《小品》“考之众经”所得,非引用仲景之书。孙思邈的《千金伤寒例》更是“今博采群经”除了华佗其余全是南北朝之后的医家论述,显然不是仲景文。
其三是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王叔和对于“表里之治”的论述,改成了“阴阳盛虚之治”后,明显意义完全不同并呈现出理法的极度混乱。
其四是《伤寒例》最后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数乍疏者死。脉至如转索,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如果这是经过新校正校书的结果,那么“以前”指的是本句话之前,讲的是“伤寒”(新校正的狭义伤寒)与“热病”的证候,也就是说整个《伤寒例》强调的除了表里之治(被改为阴阳盛虚与四季、节气),强调的是“伤寒”与“伤暑”(温病)两种发于表的两大类证候,可印证《伤寒论》六要素“明暗两线”的解析。那么,“《仲景》《千金》同”的《外台秘要》卷一“华佗论伤寒(时行)”,被从唐传本《伤寒论》中删除,使得宋传本的《伤寒论》没有了热病温病治法的按日数论治的一般论述,新校正何以不予补入,以证明其“撰用《素问》”?
既然新校正不认同“伤寒”可以泛指“热病”“伤暑”,又为何会漠视或认同“太阳中暍”“太阳中热”“太阳病痉湿暍三种”等的陈述,呈现出新校正的“伤寒”不能泛指,而今本《伤寒论》中“伤寒”与“太阳病”均大肆泛指?种种迹象表明,新校正之后被改,被改之后才成了“撰用《素问》”。因此所谓的“撰用”这个那个,无非交代了不打自招的改构过程。
南宋又改,是宋徽宗影响。运气学说,以及成注依照《素问》的注解,两种影响均是出自宋徽宗对《素问》的拔高推崇。故“撰用《素问》之类”用语,很可能不是新校正所见,而是后人所增。林亿校《外台》云:“伤寒、中风,自是两疾。”孙奇《校正金匮要略方序》云:“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
新校正校《素问》,难道不知道《素问》有“热病皆伤寒之类”吗?他们明确指出《素问》与《伤寒例》的“阴阳大论”“为说”不同,林亿与孙奇二人的“伤寒”概念均为狭义,又怎能“撰用《素问》”“伤寒”的泛指?
因此,《伤寒杂病论·序》中的“撰用”种种,表现出与新校正的认识抵牾,同时该序对汉代经方与医经的概念、传承及其内在关系一无所知。另外《平脉法》《伤寒例》等等改表里为阴阳,以及新校正时尚能看到的《外台》中华佗论时行,而“《仲景》《千金》同”的温病(热病)内容,何以从《伤寒论》中消失,是因为越来越深的误解。
仲景递归理论方法不同于阴阳五行理论分形的方法,而医经理论对《伤寒论》的误会,显示出阴阳、五行、三阴三阳等理论对于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全面改构与误解。
摘自《经方流变》之“改构伤寒”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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