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儒门三大杂家（下）
再说苏轼。苏轼政治立场、学术思想与王安石不同，但也是儒门杂家，其学蜀学为儒家杂学。蜀学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苏洵开创。
苏洵少不读书，及壮，发奋自修，自学成名。苏洵著有《易传》（未完，由苏轼续成），并受朝命编成《太常因革礼》等，此外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等，因为这后几种著作，遂被讥为“杂学”“喜纵横权谋之术”。苏轼与其弟苏辙都以他为师，很多观点与苏洵一致。
在学术上，二程的洛学与三苏的蜀学观点有异，洛蜀之争属于儒家内部学术之争。两家的观点分歧。关此，我将另文介绍，兹不赘。在政治生活中，苏轼对程颐颇为放肆无礼。例如，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又赶去吊丧，程颐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有坐客反驳说，孔子说的是“哭则不歌”，不是不“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法。”
后来，朱熹的门人问起苏轼与程颐的这类争执时，朱熹说：“东坡与伊川（即程颐）是争个什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这说话，只要放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朱子语类》）
朱熹认为，苏轼学道不至，“道行不深”，所以“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所以，“这个是处便即是道，便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之所以流行，只是这个。做得便是合道理；才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谓学问也只在这里。”（同上）
自宋高宗起，继以孝宗，苏轼都备受推崇。高宗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以其孙苏符为礼部尚书；孝宗特赠苏轼为“太师”，命儒臣编选苏轼文集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孝宗还特地为此文集作序，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苏学于是大行于世。朱熹深为忧虑。在隆兴二年与汪应辰书中批评说：
“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炫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书第四书》)
苏东坡
苏轼和蜀学试图调和三教，被朱熹斥为“迷大本”，为害人心。而宋孝宗好释老又好词章，与蜀学精神相通，引起了朱熹的高度警惕。朱熹於孝宗初登基时，即劝孝宗勿看释、老书，勿沈於“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注四一)隆兴元年上奏时，仍以此为谏。至隆兴二年，朱熹与汪应辰书谓：“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实由於此。”
早在高宗绍兴年间，朱熹就上奏称：“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宋史·道学传》）当时正是苏学盛行之时，而苏轼对于释老非常推崇，苏学和蜀学染于释老甚深。
朱熹与弟子詹体仁(元善)书谓：“苏氏兄弟，乃以仪(张仪)、秦(苏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朱文公文集》)为此，朱熹特撰《杂学辨》，收录《辨苏氏易解》、《辨苏黄门老子解》及《张无垢中庸解》等文，毫不留情地批驳之。
关于蜀学和新学，《宋元儒学案序录》一针见血地指出：
“《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
王夫之对蜀学领头羊苏轼的批判非常严厉。他说：
“贾谊、陆贽、苏轼，之三子者，迹相类也。贽与轼，自以为谊也，人之称之者，亦以为类也。贽盖希谊矣，而不能为谊，然有愈于谊者矣。轼且希贽矣，而不能为贽，况乎其犹欲希谊也。
若夫轼者，恶足以颉颃二子(贾谊和陆贽）乎！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雠其能。习于其父仪、秦、鞅、斯之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文饰以经术，而自曰吾谊矣；诡测夫利害，而自曰吾贽矣；迷失其心而听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于异端，抑曰吾老耼矣，吾瞿昙矣。若此者，谊之所不屑，抑贽之所不屑也。绛灌之非谊曰：“擅权纷乱。”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乃欲推而上之，列于谊与贽之间，宋玉所云'相者举肥’也。”（《读通鉴论》文帝七）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甚至斥苏轼为乡愿。
苏轼才大于德，立足不稳，德行有偏，与二程相比大为逊色，非笑二程，更显轻薄，然此君不乏正义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文人，大文人。斥之为乡愿过分了，东海期期以为不可。船山先生论政论史论事论人，巨眼如火，明察秋毫，然有时未免过苛也。但也于此可见，苏轼和蜀学，学术思想很不中正。
对于苏轼，古来文人学者包括儒者，普遍誉之过高，朱熹、王夫之又贬之太低。
还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评价比较中肯：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新学、蜀学都属于儒家杂学，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儒门杂家。他们都立足于儒，故为儒家，但根基不稳，思想驳杂，苏轼们杂染了佛道，王安石更杂，于杨墨申韩佛道无不沾染。根本原因是格致诚正功夫不足，不能审问慎思，缺乏明辨能力，学问最广博，也只是博学而已，杂家而已。儒门杂家，高于杂家和其它诸子百家，但学术品格不高，不宜过度抬举，更不宜作为指导思想。
关于诸葛亮，宋儒张栻曾作《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完成后示朱熹，其转述朱熹意见说：“元晦以予不当不载以管、乐自许事，谓侯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书，及劝昭烈取荆、益以成伯业，可见其学未免乎驳杂。”诸葛亮以管乐自许、好申韩之书和劝刘备取荆益，都暴露了其学之驳杂。
孔明
《朱子语类》中朱熹对诸葛亮既高度评价，又有所保留，言其“问学未至”、“其道未尽”、“病于粗疏”等等。朱熹说：
“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於粗疏。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子房之学出於黄老；孔明出於申韩，如授后主以六韬等书与用法严处可见。若以比王仲淹，则不似其细密。他却事事理会过来，当时若出来施设一番，亦须可观。”
认为孔明与王通相比，不如王通细密。又说：
“南轩言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此语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了。然却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
张栻说孔明“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朱熹认为此评准确。又说：
“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於公。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其论极当。”
又说：
“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
综上所述可见，诸葛亮非醇儒，但属于儒家，称其为道家或法家都不对。还有，
东海在《儒家大智慧》一书中对诸葛亮有过多次评论，其一曰：
看一个人，可以看他崇拜的是什么人物。最坏的是崇拜盗贼，最好的是崇拜圣贤，象诸葛孔明，崇拜管仲乐毅，境界不低，却也不高。人们称管仲、乐毅为王霸之佐，其实他们只能称为“霸佐”，作为王佐则不足，比起姜尚伊尹傅说等真正的帝王师大为逊色。
管仲成就的是齐桓公的霸业，乐毅连霸道都谈不上，只是善于用兵和收敛人心。孔明以他们为榜样，就注定了一生成就有限。孔子一方面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一方面又批评他器小，。我于诸葛亦作如是观。
其二曰：
孔明是儒，不大，其学混杂申韩，其用以自比的管仲乐毅，虽然不错，远非一流，称霸有望，成王不足，论德论智论政治军事才能，与伊尹傅说周公等真正的帝王师根本没法比。故孔明一生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他出山之前就注定了。孔明为政，纰漏多多，“算多遗策”。如重用马谡，缺知人之明；事必躬亲，非丞相所宜。刘备伐吴是最大的失策，无论胜负，对蜀汉政权的危害都极大。而孔明不能有效劝阻，可见其地位分量才能之一般，终究不足为帝王师也。
责编 /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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