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与南京影响（一）

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后来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一度为都，可称“十朝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原始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时是奴隶主封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是为吴文化。

越灭吴，范蠡也在此筑城，接受越文化。后楚夺越地，又接受了楚文化，手工业、商业大发展。秦始皇南巡路过南京，开通驰道，使南京交通便利，并带来中原北方文化。可见南京早在汉以前就已兼容南北文化。汉时南京金属冶炼技术更加发达，铜、铁器普及。所有这些都为六朝经济、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对南京建设有重大贡献，当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扶南（柬埔寨），孙权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使东南海路进一步畅通。六朝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盛产丝绸、瓷器、铜镜、纸张等，海外又运来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盛。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文学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南京也是六朝佛教中心，佛寺林立，晨钟暮鼓，不绝于耳，《南史》上说：“都下佛寺五百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繁荣昌盛，必然引领风气之先。当时南京画坛大师如云，杰作如雨，六朝大家（诸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僧佑、张僧繇、肖绎等）几乎都在南京从艺，包括从事佛教美术创作，他们就能构成一部六朝美术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589年隋灭陈，“城邑宫阙，并荡耕垦”，六朝繁华之都，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废墟。此后又历经几次南京大屠杀（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日寇侵华等），南京文化毁灭殆尽，现存古建多为清末以后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六朝佛教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去猜想、想象当时佛教美术的艺术风貌。

中国雕塑往往跟着绘画走，画、塑不分，雕塑家都是画家，有些画家也搞雕塑，中国佛像也是如此，是将平面描绘的佛像，作为样本，使之立体化（一般要有三个面，正面和两个侧面），作为崇拜偶像，因为佛教是像教。佛像既是宗教宣传，更是宗教艺术，尤其是今天，我们是将其当做艺术来研究，也就是说用研究艺术的方法来研究。所以中国雕塑史也跟着中国绘画史走，将佛画大师画的平面佛像作为样本，将其立体化，雕塑成立体佛像。

而大师们画的佛像样本又往往参考中外高僧从国外（海外）带回来的外国佛像，进行改造，创作，将其中国化，大众化，使之能适合中国百姓来欣赏、来膜拜。中国佛像最著名的样本就是“四大样”（曹不兴曹家洋、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中国佛教美术（现存主要是北方石窟造像）大多是依据这四大样创作的。

东汉（1---3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走的是两条传统商路，一条是西北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一条是东南海路（即所谓“瓷器之路”），此外还有一条印度、缅甸、云南、四川古道（即所谓“川滇缅印之路”）。这三条商路，最迟西汉时就已开通。西北陆路源于贵霜帝国（1---3世纪）首都犍陀罗（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南海路和川滇缅印之路都源于贵霜冬都马图拉（印度恒河流域，在新德里南）。

贵霜这两处佛像大不一样，犍陀罗佛像是希腊·中亚佛像，是中亚人种；马图拉佛像是印度本土佛像，是南亚人种。但二者互相影响，同步发展。三世纪贵霜帝国灭亡，犍陀罗艺术也随之衰落，后发展成后犍陀罗（4---7世纪），犍陀罗一直受马图拉影响，也就是说犍陀罗佛像中包含着马图拉的因素，例如马图拉佛像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的特点，一改早期犍陀罗衣纹深厚、写实的旧貌。犍陀罗影响越来越小，主要影响中亚、新疆。而马图拉却一直在发展，发展成后马图拉，即笈多佛像（4---7世纪），影响越来越大，能影响到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

对中国佛教美术来说，犍陀罗远不如马图拉影响大，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侧重犍陀罗，不注意马图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根据信息传播理论，印度恒河马图拉是佛像（佛教美术）的信息源，东南海路是信息传播路线，海路终点南京（或山东、江苏沿海）是信息接受地。

三世纪三国东吴曹不兴首创中国佛像（曹家样），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曹不兴学于印度高僧康僧会，康僧会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却世居天竺（印度），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康僧会在交趾出家，后到东吴首都南京弘法，并带来了越南佛教经像，当时越南佛像当属印度马图拉佛像，可见中国佛教美术创始于南京，一开始就受马图拉影响。可惜这一切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

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南朝刘宋），一脉相承，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其中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再加上南梁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这四大家都活跃于南京。尤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这两大家，分别创造了陆探微样式和张僧繇张家样，这两大风格范式，作为南京样板，既影响南朝，也影响北朝，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

南京影响日本，南京又成了中国佛教美术的信息源（策源地），南京佛像信息源向四面八方辐射，洛阳、长安、朝鲜、日本，都是其中之一，都是信息接受地。总之南京是中国唐以前的佛教中心（赵补初语），也是中国佛教艺术中心。此外日本还受洛阳、朝鲜影响。

南北朝（386---589年，4---6世纪），南朝与北朝对峙并存。南朝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朝。北朝北魏386年建立，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隋灭北周，北朝结束，589年隋灭陈，南北朝结束。

南朝宋、齐、梁、陈，首都都建在南京，南朝佛教与佛教美术大发展，南京寺庙林立，成百上千，（唐人杜牧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是唐时所见），如此大规模地寺庙建设，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之盛，艺术家之多，自然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自然是北朝佛教美术学习的样板，更何况南朝汉人政权一直被北朝胡人政权奉为正统文化。北朝向南朝学习，石窟艺术发达，主要有敦煌、麦积山、炳灵寺、云冈、龙门、天龙山、河北、山东等石窟。

南朝各朝都与海外国家有外交往来，互派使节，互赠礼品，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例如与印度笈多王朝文化交流，印度笈多佛像经东南海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首先到南京。其实早在三世纪印度高僧康僧会就带来印度马图拉佛像，他的学生曹不兴开创了“曹衣出水”的曹家样，经曹不兴的学生卫协，卫协的学生顾恺之不断改造，使之中国化，顾恺之的学生陆探微又开创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陆探微样式（陆家样），完成了中国南方文人式的佛像。

梁时（6世纪前半）印度笈多佛像又影响到张僧繇，开创了张家样。这两大风格范式，又作为南京样板，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印度佛像就是这样不断引进，不断改造，不断中国化，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中国佛像。这期间走的都是东南海路，南京就是海路的终点。

中国很早就与朝鲜、日本友好往来。4世纪后期，中国佛教及佛教美术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正值三国时期（4---7世纪），高句丽与北朝来往，百济、新罗与南朝来往。例如百济与南朝多次通过海路互派使者，南朝派学者、工匠、画师到百济，带去中国文化和佛教美术。百济又将中国佛教美术传到日本，成了“二道贩子”（文化搬运者）,“二传手”。

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自古以来一衣带水，友好往来，南朝时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互派使者，互赠礼品，很多南朝工匠移居日本，带去先进技术和佛教美术，例如522年南梁佛像雕塑师司马达一家东渡日本，带去梁朝流行的陆探微样式的中国佛像（当时陆探微样式风行全中国），成为日本佛教造像始祖。

这些都说明了南京佛教美术影响日本。日本文化古代、中世纪受中国影响，近代、现代又受西方影响。如果说西方影响有蛮学（16世纪，葡萄牙）、兰学（18世纪，荷兰）、洋学（19世纪，美国）、西学（20世纪，欧美）。那么中国影响就有秦学、汉学、吴学、隋学、唐学、宋学、明学等。其中吴学就是以南京为首的六朝文化，再次说明南京文化影响日本。就佛教美术而言，中国学印度，开创了中国佛教美术，又将中国佛教美术传给朝鲜、日本。

南朝最伟大的画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他俩与上述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合称“六朝四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深远影响。先说陆探微。

陆探微（？---约485年，五世纪），南朝宋、齐时苏州人，活跃于南京宫廷，擅画佛像、肖像等。他学于顾恺之，与顾恺之并称“顾、陆”，他俩都画“密体”，画风细密。陆画“笔迹周密，劲利像锥刀”，直线造型，方正有力，人物“秀骨清像”，文静典雅，完全是中国南方文人形象。其画笔势连绵不断，称为“一笔画”，严谨细致，谢赫评为上品。

陆探微样式广泛影响到5世纪后半和6世纪前半。南京、丹阳五处南朝陵墓中，都出土有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可能就是根据陆探微的作品绘制的（参见拙作《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子也擅画佛像，已经中国化了,可惜他父子俩的画都没流传下来。

《竹林七贤》陆探微风格

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中国佛像，直接影响了南朝齐梁造像，当时南京上千佛寺都风行陆探微式的中国佛像，并作为首都范式，影响到南朝石窟造像和家中礼拜的小佛像（金铜、石雕、木雕等），并以华夏正统样板影响到北方北朝佛像，影响之大，实为罕见。

非常遗憾的是南朝佛像毁灭殆尽，石窟造像仅存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昌两个石窟，都是齐梁高僧僧佑（445---518年，五六世纪）完成，当为陆氏“秀骨清像”风格。但十分遗憾的是，因后世重修，面目全非。（目前这种自以为是的重修对文物古迹破坏最大。）真正的南朝佛像今天仅见家中礼拜的小佛像，而且现存极少，凤毛麟角。

“礼失求之于野”，首都中心文化失传了，就得到外围和边远地区去寻找，南朝南京佛像失传，就得到四川、北方去寻找。四川成都万佛寺佛像，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万佛寺佛像始于刘宋，盛于齐梁，是典型的南朝佛教美术。

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梁造像碑523年，陆家样

例如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佛立像碑，佛有6头身长，修长优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表现出陆探微风格。此佛像9人组合，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万佛寺有些佛像组合，多达10几人，这在当时北方十分罕见，（北方后来才有），这也说明南朝引领北朝，开风气之先，此佛像现藏四川博物馆。

再如成都北面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造的佛坐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慈眉善目，含笑幽玄，佛座垂裳，如同名士，是典型的陆氏风格（样式），而此时陆探微还活着，影响之快，令人惊讶。此佛像也收藏在四川博物馆，这两个南朝佛像极为珍贵。

四川茂县出土南齐造像碑（483年）陆家样

龙门宾阳中洞主佛，陆家样

龙门宾阳中洞主佛，陆家样

龙门宾阳中洞主佛，陆家样

龙门宾阳中洞主佛，陆家样

陆探微样式作为南朝南京正统风范广泛影响到北方北魏后期、东魏、西魏佛像，例如影响到北方文化中心洛阳龙门石窟，龙门宾阳中洞佛像是典型的北魏佛像，很像上述茂县南齐佛像，也属陆氏风格。陆氏风格影响深远，不仅风行全中国，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

（未完待续）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