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同事兼文友贾餗含冤而死，为何却被司马光说活该？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在任上作《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贾亭，指的就是贾跃亭贾公亭；贾公，就是之前的杭州刺史贾全。
白居易对贾亭有别样的情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之前担任中书舍人的时候，曾受命担任选拔贤良的策论考官，与他共事的有两人，一个是缮部郎中陈岵，另一个是考功员外郎知制诰贾餗。
贾餗正是贾全的晚辈。他的家里没有当官的，他父亲又早死，他这才投靠了贾全。贾全惊叹于他的才能，对他很好。贾餗因为才华横溢，顺利通过了进士考试和殿试，又通过贤良方正异等考试，被任为渭南尉、集贤校理，然后四度升迁到了当时的职位。
贾餗字子美，和诗圣杜甫一样。
由白居易、贾餗、陈岵组成的三人班子在当时被认为公正。当白居易因政治失意自请外放的时候，贾餗则迁官库部郎中，仍知制诰。
贾餗不仅善于作文，而且机敏有决断，但性格暴厉急躁，常凌辱同僚。谏议大夫李渤心生厌恶，找宰相弹劾，但宰相李逢吉和大官窦易直因为爱才，罩了他。
唐穆宗驾崩，贾餗奉命去江浙地区为宣慰使，主要任务是宣告国丧。期间，因为被谏官张又新构陷，贬为常州刺史，这就要去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手下上班。
李德裕说：你现在不是使者了，使者专属的红衣小吏带路的待遇你也别用了。
贾餗虽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心里当然是不服的。当时，被召回洛阳赋闲的白居易作有《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也许只有和文友之间的切磋，才能平复贾餗失意的心绪。
唐文宗登基后，贾餗得以回京，拜太常少卿。次年，他奉命与左散骑常侍冯宿、库部郎中庞严作为考官，录取了裴休为第一名。裴休后来官至宰相，可见贾餗等人选官并非胡闹，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广泛的非议，因为有一个大家认为说得很好的人，贾餗们竟然没有录用。
这个人叫刘蕡。在策论中，此人大谈宦官之祸。贾餗们看后说，晁错、董仲舒也不过如此，可如果录用了他，宦官们不高兴怎么办？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不可预料，这时候的贾餗可能还以宁得罪舆论不得罪宦官为自己的处世大智慧，却不知道这样的圆滑之举到头来根本于事无补，徒然枉作小人罢了。
同年贾𫗧再任知制诰。太和三年（829年），以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知制诰、上柱国守中书舍人。四年（830年），权知礼部科举。五年（831年），科举发榜后，拜礼部侍郎。他经历三届科举，选拔了75人，多至公卿、宰相。杜顗中进士，贾𫗧对人说：“得杜顗，足敌数百人。”授其秘书省正字。任内还奉敕为时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撰德政碑。不知想起当年的恩怨，他是如何把碑文写完的。
七年（833年），贾餗转任兵部侍郎。八年（834年），迁京兆尹，授御史大夫。
九年（835年），唐文宗设宴曲江。按规矩，京兆尹应该在外门下马对御史作揖。但贾餗自以为官运亨通，又和宰相李宗闵、近臣郑注有交情，不顾规矩，没有下马，继续骑行。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看不下去，出言制止，打起了嘴炮。大夫温造上表弹劾，贾餗作为理亏的一方被罚俸。这原本是自作自受，求锤得锤，然而他的暴脾气上来了，赌气请求不做京官了——这一点倒像极了十多年前的白居易。
既然说到白居易了，这时候白居易在哪呢？文宗初年，他也曾复出回京，但因病又回到了洛阳，继续吃闲饭。
同样是寻求外放，区别还是有的，白居易外放了只是个刺史，而贾餗外放了是浙西观察使，也就是李德裕管他时做的职务。
但贾餗没有去上任，因为郑注出来秀存在了：我的人怎么能被外放？！就找文宗吹风：现在党争这么厉害，贾餗这样既不加入牛党、也不加入李党的人才应该得到大用！
于是贾餗不仅不用出京了，还顶着刚被处分的风头被直接提拔为宰相！不久，又授银青光禄大夫、充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郑注打着反对党争的旗号，排斥异己，短期内就将李党的李德裕、无党的路随两位宰相逐出中央，这次又通过顶风提拔贾餗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随即又把矛头对准了出身牛党的宰相李宗闵。虽然两边都是朋友，但已经学会了投机的贾餗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帮谁——他趁机将杨俭、苏特说成是李宗闵的党羽，送他们回家吃饭去了。
虽然同年，贾餗新去世的童年好友名臣也是书法家沈传师托梦给贾餗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但当时不仅名义上做官已经做到了顶，事实上也有了让逆他者滚的能力的贾餗怎么可能在这个当口选择激流勇退呢？
当宫中已经风云突变的时候，贾餗还和同僚王涯、舒元舆在宰相官署指挥下属办公，等候皇帝的传召；要不是神策军突然前来攻打宰相官署，他们就要开始吃午间工作餐了。
在大问题上一向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贾餗哪里知道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灾难，怎么一夜之间，堂堂的大国宰相就成了逃犯？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官，可没人教他怎么反侦察、怎么野外生存啊。
天亮后，贾餗决定放弃躲藏。他换上丧服，骑驴去兴安门自首，只当自己是被诬陷了，只要查明真相，就算罢官，总不至于死吧。
他也许还不知道，有人为了公报私仇，已经以窝藏他为由诬告了他的已故好友岭南节度使胡证的儿子胡溵和太子詹事浑鐬，还抢光了他们的家财，胡溵还被神策军杀了。
他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他只知道自己真的什么也没做，却不知道他老胳膊老腿的同事王涯被神策军刑讯逼供后都写了些什么妖魔鬼怪的供词。
可能都不需要走什么法律程序了，政变发生短短三天后，贾餗、王涯、舒元舆等人就被神策军押赴刑场腰斩，暴尸宫门，殃及家属，财产也被军队瓜分。
神策军为什么突然发难要杀宰相呢？文宗又为何坐视这一切发生呢？
原来，文宗、郑注与宰相李训同谋，想要铲除掌握神策军的宦官仇士良。当时郑注已经外放为凤翔节度使，准备以京城长安家门口的凤翔军为外援。但李训耐不住性子了，想独占功劳，回头再灭了郑注。于是他不和郑注沟通就抢先安排动手，结果反而被仇士良察觉反杀了。
李训没有和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被处决，因为他为了避免受辱，已经以防止他人争功为由说服士兵提前杀了他。变起突然，郑注当然也无力翻盘，很快也被下属杀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甘露之变”。
事实上，只有舒元舆参与了图谋，王涯、贾餗千错万错，这件事真的是死非其罪。但仇士良已经不相信他们了，便打得王涯写出了大臣们想推翻文宗、拥立郑注的神话故事，然后便借此一口气把四个身为百官之首的宰相一锅炖了！
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却认为王涯、贾餗一点也不冤：
当时的评论家都说王涯和贾𫗧善文学，有名声，并不知道李训、郑注的图谋，横遭灭族之祸。他们为此气愤，哀叹他们死得冤枉。臣不以为然。社稷危亡，却不去匡正，当宰相有什么用！王、贾安于高位，享受财富和荣耀，同时李、郑这样的小人用尽奸险手段谋取将相之位。王、贾和他们比肩，不以为耻；国家面临危亡，他们不以为忧。他们苟且偷安，日复一日，自以为得保身良策，无人能及。如果人人为此且无灾祸，奸臣谁不愿意如此呢？一旦灾难降临，就不免家破人亡。这是上天要族诛他们，而非仇士良！
本来贾餗的家族还是有幸存者的。他的儿子贾庠以及其他一些受害人的家属投奔了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刘从谏上书斥责仇士良，还说自己准备清君侧，吓得仇士良收敛，文宗君臣才恢复了一些权威。然而刘从谏也因此对朝廷失望，对朝廷的态度也由恭顺转为了寻求世袭割据。唐武宗年间，刘从谏去世，指定侄子刘稹继任，因此引发了武宗讨伐昭义军的战争，最后，在混乱中，所有死里逃生的甘露家属都给刘稹陪了葬。主倡讨伐的李德裕起草诏书说：“已在昭义军诛杀逆贼王涯、贾餗子孙”，虽然遭人非议，但死去的人还是死了。
司马光的话不无道理，王涯、贾餗德不配位，但是，王涯因为剥削百姓，死的时候被百姓扔砖头，抄家也抄得很辛苦，而贾餗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仅仅因为尸位素餐就祸及性命和家族，是不是也太重了点？法律有规定无能是死罪吗？
唐宣宗年间，王涯、贾餗被平反，追复了官爵。但他只是为了反武宗之道而行，所以那些被武宗打倒的人，他都要平反，连被武宗排挤下野的仇士良也要平反。
不知贾餗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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