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鹏丨“经史子集”四部称谓新探
摘要
“四部”称谓最早见于东汉末年，专指集部文献。东汉末期至南朝梁，校雠工作中使用“五经”“四部”“史汉”“诸子”代称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南朝梁至唐朝初期，校雠工作中使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替代“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但是，从东汉末期至唐朝初期，编制的四部图书目录始终以“甲乙丙丁”命名，直到显庆年间，《隋书·经籍志》使用校雠术语替换四部目录的称谓（甲乙丙丁），才完成了“经史子集”由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嬗变为四部目录的称谓。唐宋时期，称引四部书时，依然以“甲乙丙丁”命名，抑或结合校雠学“经史子集”的称谓和目录学“甲乙丙丁”的称谓，采用目录次序加校雠内容的混合称引方式。
作者简介
王云鹏，1992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尚书》学、古典目录学。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的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四分法目录。论及四分法目录，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经新簿》是四部分类的肇始。王鸣盛：“《隋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案四部之名起晋秘书监荀勖《中经簿》。”[1]赵翼：“其以四部分者，自晋秘书监荀勖始。”[2]熊笃、许廷桂：“（《中经新簿》）首创四部分类法,唯部名尚未定经、史、子、集，顺序亦先子后史。”[3]李瑞良：“（《中经新簿》）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创立了四分法，开辟了四部分类的道路。”[4]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四分法目录发端于《中经》。罗孟帧：“由《七略》的六分法变为四分法，创始于魏的郑默，确定于晋的荀勖，完成于陈晋的李充。”[5]周少川：“由于郑默《中经》亡佚甚早,后世文献没有更多的记载确认其以四部分类；但《隋书·经籍志》将《中经》与《中经新簿》并列,又提到两者的承继关系,所以可以认为四分法是由魏郑默开其端,晋荀勗毕其功。”[6]吴枫：“四分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它的产生时间很早。三国魏文帝时(260-264年),秘书郎编定《中经》图书目录时就已确定了雏型。”[7]高路明：“荀勗的《新簿》既是因《中经》而成,《中经》的分类也应当是四部。”[8]
一
我国古代，依据典籍的多寡及具体情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划分体系。《七略》将天下学术划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歌略”“术数略”“方技略”“兵书略”。其中，“六艺略”主要承载了“六经”的部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六经”通常被视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这一部分也就成为了最稳固的部分。自《七录》《隋志》以后，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修撰，官修书目、私修书目中“六经”始终位列群书之首。《七略》“诗赋略”的内容大多属于“六艺略·诗经类”的成分，但是，由于体量庞大，《七略》别为一略。《七录》：“《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9]《校雠通义》：“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10]
汉武帝以后，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诸子学说日渐式微，子书逐渐衰亡，继之以体裁丰富的文学作品。《北史》:“而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11]《四库全书总目》:“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12]《隋志》著录别集类文献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先秦别集两部，两汉别集五十二部，隋别集十八部。其余三百余部文集均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13]这反映了东汉以后的集部文献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比《七略》“诗赋略”具有更宽阔的范畴。王俭《七志》改“诗赋略”为“文翰志”，阮孝绪《七录》改“诗赋略”称“文集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东汉以后，史部文献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隋志》：“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14]我国最早在夏殷时期，就有记叙历史的史官了。但是，东汉时期，史书种类单一、体量较少，不足以成为单独的部类。胡应麟：“（刘歆《七略》）而司马氏书尚附《春秋》之末，此时史籍甚微，未足成类也。”[15]《汉志》“六艺略”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诸子略”有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诗赋略”有一百零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而史部书籍仅有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16]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仍，私修的史书大量涌现。《后汉书》有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纪》、华峤《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宏《后汉纪》、袁山松《后汉书》、张璠《后汉纪》；魏史有王沈《魏书》、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汉魏春秋》、梁祚《魏国统》、鱼豢《典略》；吴史有韦昭《吴书》、环济《吴纪》、张勃《吴录》；蜀汉史有王崇《蜀书》、谯周《蜀本纪》、王隐《蜀记》，等等。[17]这些大量涌现的体裁丰富的史部书籍，促进了史部文献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图书目录中就是史部的独立。
《七录》：“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18]王隐《晋书》：“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19]所谓“朱紫有别”，大概《中经》对图书目录的部类进行了某种区分。至于区分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隋志》：“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20]说明《晋中经》受到了《魏中经》的影响。对比《晋中经》与《七略》，主要的差异有两点：其一，《七略》“六艺略·春秋类”中的史部文献成为了单独的部类，即史部的独立；其二，《晋中经》合并《七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略”为“诸子类”。后者属于合并的范畴，不属于区分的范畴，不能称为“朱紫有别”。前者的史部独立，属于区分的范畴，符合“朱紫有别”的表述。因此，“朱紫有别”大概指史部文献与“经部·春秋类”文献的分别。《七略》《汉志》的时代，史部文献较少，不足以成为单独的部类。而魏晋时期，史部文献体裁丰富、体量庞大，足以成为单独的部类。郑默对目录的调整，所谓“朱紫有别”，大概指史部文献与经部文献的区分。
《隋志》：“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21]“新簿”，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版《隋书》写作“《新簿》”。这是不准确的[22]。“新簿”指代一本新的图书目录，而不是一本具体的图书目录。“新簿”指代新版本的《中经》，或者理解为荀勖因郑默《中经》更著《晋中经》。《隋志·簿录类》著录：“《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23]也说明了荀勖编撰的目录依然命名为《中经》。《隋志》称《晋中经》分为四部，则郑默《中经》很有可能也分为四部。《晋书》：“（荀勖）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24]荀勖因为汲郡冢古文竹书而列在秘书，编撰《中经》。汲郡冢古文竹书的出土时间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书》：“（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25]那么，荀勖编撰《晋中经》的时间至少在咸宁五年以后了。《晋太康起居注》云：“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26]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的图籍已经分为四部了。这说明了在荀勖编撰《晋中经》期间或者编撰《晋中经》以前，图籍分为四部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另外，《晋书》：“（郑默）太康元年卒，时年六十八，谥曰成。”[27]说明《中经》至少在太康元年以前成书。《唐六典》:“《晋起居注》云:'武帝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景、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28]可知武帝时期，秘书图籍已经分为四部。检阅两晋的帝王谱录，以“武”为谥号的唯有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称帝的时间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这远远早于太康元年。因此，图籍分为四部的时间不仅早于荀勖《晋中经》，甚至可能早于郑默《中经》。
魏晋时期，官方藏书主要在秘书、中、外三阁。郑默编制的目录命名为《中经》，大概这部目录依据“中阁”藏书编纂而成。《晋中经》亦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晋中经》并不是四分法的目录。《隋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29]《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30]事实上，《晋中经》是含括佛经在内的五分法目录。《古今书最》：“《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31]由于文法的困扰，《古今书最》的这段描述，后人大多不能理解。唯有来新夏先生解释为：“其十六卷书簿，少佛经二卷，不详所载多少。”[32]最为允当。大概《晋中经》原本十六卷，其中，四部书十四卷，佛经二卷。梁阮孝绪编撰《七录》时，《晋中经》四部书十四卷保存完整，佛经两卷亡佚。至于亡佚的两卷佛经中具体记载了多少书籍，已经不可考证，所以说“不详所载多少”。《隋志·簿录类》著录：“《晋中经》十四卷。”[33]说明唐朝初年见到的《晋中经》也是只含有四部书十四卷的《晋中经》，而不包含两卷佛经在内的。大概这两卷佛经在梁以前就已经散佚了。所以，《隋志》称它“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志》不注明残缺情况，后世大多不晓其意。由此陈陈相因，使后世的许多学者误以为《晋中经》是四分法的目录。
二
“四部”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孔融：“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證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34]魏文帝：“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35]关于“四部”的意义，长久以来，学者们莫衷一是，不得其解。钱大昕：“魏文帝《典论自敍》称：'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谓四部者，似在五经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36]余嘉锡：“以四部置之经子史之外,则非荀勖之四部矣。所指为何等书，无可考证。”[37]事实上，“四部”并不是确指，而是代指。魏晋时期，图书目录中尚未出现“经史子集”的称谓，而是冠以代称，用甲乙丙丁分门别类。姚名达：“自荀勖以来，四部仅有甲乙丙丁之号，并无经史子集之名，吾友毛春翔君谓甲乙丙丁犹之ABCD，一二三四，乃分类之号码，非分类之标题。其说实发古人所未发，殆合实情。”[38]甲乙丙丁没有实际的意义，校雠工作中题甲乙丙丁容易混淆，于是，代称术语应运而生，以部类记载的典籍代指部类。例如，王隐《晋书》：“李充，字弘度，为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删除颇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39]以“五经”代指经部，《史记》代指史部，“诸子”代指子部，“诗赋”代指集部。《典论自敍》：“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40]中，“五经”代指经部，《史》《汉》代指史部，“诸子”代指子部。
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经学盛行。表达思想情感的《诗经》在这一阶段彻底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经学家们穿凿附会，主张利用《诗》的美刺、教化功用，移风易俗，达到维系统治的目的。《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1]《汉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2]“《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43]《诗经》、辞赋类的文学作品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文学作品在汉末具有较高的地位。《与诸卿书》：“證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44]中，“四部”很有可能代指文学文献。一方面，诗赋类的文学作品本属于《七略》“六艺略·诗经类”的范畴，列于经部文献之后，与经部文献合称“五经四部”亦在情理之中。另一面，“诗赋略”中的文学作品具有美刺的政治功能，从性质上讲，这与五经是一样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具有政治应用的诉求。因此，将文学文献列于经部文献之后，表达治政思想来源的集合，合称“五经四部”，是十分妥当的。《华阳国志》：“李譔，字钦仲，仁子也。少受父业，又讲问尹默，自五经、四部、百家诸子、伎艺、算计、卜数、医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45]《抱朴子》：“五经四部，并已陈之刍狗，既往之糟粕。”[46]《本草集注序录》：“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若详用乖越者正于事迹，非宜耳。”[47]都是这种用法。并且，从排列次序上看，魏晋时期的文学文献具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在史部文献、子部文献之上。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8]，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49]，就说明了这一点。
魏晋时期，“四部”专指集部的文学文献，大致相当于《七录·文集录》中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部。《北史》又有“五经三部”的称谓，大概沿袭了魏晋时期的称谓方式，指代经部和集部，并反映了唐朝初期的集部文献的存在面貌。“三部”大致相当于《隋志·集部》中楚辞、别集、总集三部。所以，“四部”“三部”的称谓都指代集部。并且，这种称谓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部文献的发展情况，也反映了集部文献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及分类标准。
总之，在《汉志》以后，《隋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分法以前，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地位曾经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角逐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发生魏晋南北朝之间。主要表现为：经部文献持续稳定，子部文献逐渐衰亡，集部文献、史部文献急剧增多，相继成为了仅次于经部文献的重要文献。
三
许多学者认为“经史子集”四部称谓肇始于唐朝。欧阳修：“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50]赵翼：“其名以经史子集者，则唐武德初魏郑公收东都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以船，泝河西上，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后又因马怀素奏，乃令殷践猷等治经，韦述等治史，毋煚等治子，王湾等治集。自此经史子集之为四部，一成不变矣。今《隋书经籍志》已分经史子集者，《隋书》本唐人所修也。”[51]姚名达：“四部之称,创自《隋志》,一成不变,无待烦辞。”[52]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余嘉锡：“赵氏号称史学名家,而此节所叙四部源流,则殊多谬误。荀勖之后忘却李充,南朝四部书目,亦不止谢灵运等数人。至谓经史子集之名始于唐武德初,徧考诸书,并无明文,不知其何所本？赵氏作《廿二史劄记序》,自言以历代史书为日课,而于《颜之推传》熟视无睹,可见考证之难。”[53]周少川：“据史书记载,梁元帝时,颜之推等人奉命分校经、史、子、集四部书(《北齐书·颜之推传》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此后,经史子集的概念便渐渐被人们所使用。”[54]孙鸣晨：“目录类著作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始于《隋书·经籍志》,这一观点被作为目录学常识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此说仍值得商榷。《隋书·经籍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部类名称源于南北朝时已深入人心的'经史子集’的书籍分类观念,并极有可能直接袭自魏征于贞观年间所编的'贞观目’。”[55]
“经史子集”四部称谓最早见于《观我生赋》：“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藎、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56]这则材料详细地描述了南北朝时期的一次校书活动，并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校书分工情况。因此，“经史子集”四部的称谓并非发端于《隋志》，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实。近代学者孙鸣晨认为《隋志》“经史子集”的部类名称袭自“贞观目”，这本是一次有意义的研讨。然而，仅仅依据“'贞观目’的编撰分类也极有可能与颜之推时所编书目一样,是按'经史子集’分类的。而'贞观目’与《隋志》又同为魏征主持编撰,且'贞观目’先于《隋志》成书,既然如此,在由同一人组织编撰两本目录书,二书的修撰时间间隔又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客观'依故实’的角度,还是从主观依个人习惯的角度,《隋志》'经史子集’的部称都极有可能直接袭自'贞观目’,而并非首创。”[57]这是经不起推敲的。魏征参与修撰《隋书》，而没有参与修撰《隋志》。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基于错误的论据，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我国古代图书在正式编目以前，一般会进行图书校订的工作。《汉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58]东汉以后，史部文献、集部文献骤增，校书、编目之风盛行。而校书过程中，频频涉及四部图书的称引。在这种情况下，“甲乙丙丁”作为图书分类的区分方式尚可，用于校勘图书的专业性工作中，作为四部图书称引的专业性术语，则并不恰当。例如，李充《晋元帝书目》以前，“甲乙丙丁”的内容尚未统一，史部对应《晋中经》为丙部，对应《晋元帝书目》为乙部；子部对应《晋中经》为乙部，对应《晋元帝书目》为丙部。甲乙丙丁的称谓不能满足校雠工作中的指代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指代四部的专业术语产生，借用部类记载的书籍代指部类。《北史》：“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59]借用部类记载的书籍代指部类，相对于“甲乙丙丁”的称谓，指代比较具体，基本能够满足称引四部图书的诉求。南北朝时期，随着目录学的发展，校雠理论和编目工作的流程以臻完善。人们对以往的校雠术语进行了发展，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代替“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并且，“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四部称谓含有更宽泛的范畴，对应于图书目录中，基本能够概括甲乙丙丁四部图书的内容，比“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更贴切、允当。所以，校雠工作中“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在南北朝逐渐消失，而“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称谓在南北朝继起。但是，这种称谓依然仅限于校雠工作中。在图书目录的编制上，从魏晋时期以至于唐朝初年，始终采用甲乙丙丁的四部称谓。《隋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60]就说明了这一点。直到唐朝显庆年间，《隋志》使用校雠工作中“经史子集”的称谓替换图书目录中的四部称谓（甲乙丙丁），才完成了“经史子集”由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嬗变为四部目录的称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替换图书目录中的四部称谓，在《隋志》以后，没有得到目录学家们的一致认可。唐宋时期，图书目录中称引四部图书时，往往结合校雠工作中“经史子集”的称谓和图书目录中“甲乙丙丁”的称谓，采用目录次序加校雠内容的混合称引的方式。例如，《旧唐书》：“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丁部为集，其类有三。”[61]《新唐书》：“甲部经录，其类十一……乙部史录，其类十三……丙部子录，其类十七……丁部集录，其类三。”[62]并用“经史子集”和“甲乙丙丁”的称谓。《唐六典》：“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景，为子；四曰丁，为集。”[63]“秘书郞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甲部为经，其类有十……乙部为史，其类一十有三……景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丁部为集，其类有三。”[64]也是并用“甲乙丙丁”和“经史子集”的称谓。
总之，编目事业的繁荣与图书整理、校雠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东汉末期至南朝梁，校雠工作中以“五经”“四部”“史汉”“诸子”代称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南朝梁至唐朝初期，校雠工作中使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替代“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但是，东汉末期以至于唐朝初年，编制的四部图书目录始终以“甲乙丙丁”命名。直到显庆年间，《隋志》使用校雠术语替换图书目录的称谓，才完成了“经史子集”由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嬗变为图书目录的称谓。唐宋时期，图书目录中称引四部图书时，依然以“甲乙丙丁”命名，抑或结合校雠学“经史子集”的称谓和目录学“甲乙丙丁”的称谓，采用目录次序加校雠内容的混合称引的方式。
注释
[1] [清]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563。
[2] [清]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页423。
[3] 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页101。
[4] 李瑞良《中国目录学史》，文津出版社,1993年，页80。
[5] 罗孟帧《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木铎出版社,1986年，页49。
[6]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1。
[7]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2005年，页55。
[8] 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3。
[9] [唐]释道宣《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页107。
[10] [清]章学诚撰，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46。
[11]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页2781。
[12] [清]永瑢 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页1271。
[13] 参[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1056—1081。
[14]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56。
[15] [明]胡应麟《经籍汇通》，《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册10，页200。
[16] 参[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页1723—1781。
[17] 参[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53-993。
[18] [唐]释道宣《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页103。
[19] [北宋]李昉 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页1112。
[20]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06。
[21]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06。
[22] 参董恩林《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文献》2009年第1期，页121-127。
[23]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91。
[24] [唐]房玄龄 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页1154。
[25] [唐]房玄龄 等《晋书》，页70。
[26] [唐]徐坚 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82年，页298。
[27] [唐]房玄龄 等《晋书》，页1252。
[28]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14年，页297。
[29]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06。
[30] [唐]释道宣《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页103。
[31] [唐]释道宣《宋思溪藏本广弘明集》，页110-111。
[32]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页79。
[33]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91。
[34] [北宋]李昉 等《太平御览》，页2736。
[35]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页90。
[36]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97。
[3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页134。
[38]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58。
[39]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075。
[40]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页90。
[41]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7-10。
[42] [汉]班固《汉书》，页1708。
[43] [汉]班固《汉书》，页1755。
[44] [北宋]李昉 等《太平御览》，页2736。
[4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页823。
[46] [晋]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6年，页351。
[47]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册85，页611。
[48]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页2271。
[49] [北宋]李昉 等《太平御览》，页2635。
[5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页1421。
[51] [清]赵翼《陔余丛考》，页423。
[5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页67。
[53]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页140。
[54]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页45。
[55] 孙鸣晨《“'经史子集’始立于<隋书·经籍志>”说辨正》，《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年第10期，页75-80。
[56] [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页622。
[57] 孙鸣晨《“'经史子集’始立于<隋书·经籍志>”说辨正》，页75-80。
[58] [汉]班固《汉书》，页1701。
[59] [唐]李延寿《北史》，页2493。
[60] [唐]魏征、长孙无忌 等《隋书》，页908。
[61] [后晋]刘昫 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页1963-1964。
[6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页1423。
[63]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页280。
[64]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页298-300。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王云鹏先生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