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录】疫情来了，我做起了“三陪”
疫情来了，我做起了“三陪”
窝在杭州疫情的重灾区（余杭区），大街封道，商家关门，社区严查，哪里也不能去。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和教导就是“足不出户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我是守法公民，没有特殊情况，我坚决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庚子年以来，除了去过小区附近的两家超市三四趟，别的地方我想都没想过。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做起了全天候的职业“三陪”。
一陪老人看戏。
岳父母都是八十五岁上下的老人了。二老1月21日从丽水来杭，在我们位于杭州郊区的新家过年。原本打算陪二老逛逛塘栖小镇，看看良渚古国，闻闻超山梅花，因为封城封路，一切的计划都化成了一个结果：坐在沙发的怀里看电视。
二老的听力视力都大不如前，电视上的活色生香的影视剧都激不起他们的注意力；岳父20多年前从教育系统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关注央视新闻的习惯未改，所以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央视新闻和国际频道；此外，电视机的节目基本锁在央视11套戏曲台上了——除了看戏听戏，别的资讯对岳母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打开戏曲台，首选越剧。老岳父早年是不屑于看戏听戏的。十年前岳母不幸染病离不开轮椅之后，岳父与她终日厮守，形影不离，耳濡目染之下，央视11套戏曲台成了他在新闻台和国际台之后的第三关注点。幸喜岳父出生在嵊州，对越剧的腔调并不陌生，很快就把自己从一个不屑于看戏的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越剧迷。
疫情来了，哪里也去不了的日子里，陪二老看戏听戏，成了我们家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我家吴老师的主阵地在厨房，儿子又沉迷电脑忙着网游，真正能陪老人们看戏的也只有我了。我一不留神也快要把自己“陪”成戏迷了。
有天早上，给二老换频道时，平日里眼拙的老岳父不知怎的一下子变得眼尖了，在我快速变换频道的间隙里，居然发现了“越剧《三看御妹》”的字样，连忙叫我回撤回撤再回撤，果然在央视11套前一天下午的“空中剧院”的节目单中找到了越剧《三看御妹》，于是打开电视机的“回看”功能，将一本戏从头到尾放了一遍。
平时看传统老戏我是很难久坐的。但是这一次例外，我居然能陪着岳父母把整本戏《三看御妹》看完了：从封加进庙里偷窥御妹刘金定开始，几经曲折，终于得到皇上赐婚，迎娶御妹的大结局。人说戏如人生，但是封加进“三看御妹”而赢得美人归的戏剧性的人生在现实里恐怕是很难见到的——大概就是这一点，才让我坐下来，想看看他是如何“阳谋得逞”的吧？当然，越剧用柔媚婉转的腔调来演绎武将刘金定的人生另一面，也是吸引观众（包括我）的核心因素所在。如果我说自己看完一本戏，就懂了越剧，那是瞎吹；但是以嵊州话为主打的越剧越调，确实好听，这话我敢说。
后来又陪二老看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和《牛郎织女》，京剧《白蛇传》，一水的老戏，全是整本整本地看。我都能耐着性子陪他们坐看到底。在看京剧《白蛇传》的时候，我忽然回忆起小时候电影《白蛇传》开禁的情景——那是1977年底的时候吧（或者是1978年初），文革年代禁止播放的电影《白蛇传》可以放映了，大人们奔走相告，都说那是“几体面的电影”，都拖家带口地去赶场子，一部影片从朱店公社的红星大队开始放起，又经过易凉大队、铁路大队、五丰大队接力，一晚上连映四场放到大天光，许多人竟然一场不落，连赶四场！我没赶过上半夜的前两场，但是后半夜却跟着大人们跑了在铁路、五丰放映的两场。电影里放的究竟是什么我没看懂，但是大人们眉飞色舞地谈戏的愉悦，却感染过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寄托。我们可以不懂戏，但是一定可以陪着上一代人看一看听一听他们喜欢的那些老戏。
二陪书堆瞌睡。
说句大实话，在今年年假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大块的时间让我可以耗在书堆里。
我平素并没有藏书的习惯，打从认字以来，泡图书馆的时间也少得可怜。偶尔在书店或者书市上看到中意的书，恰巧又不是很贵的话，会顺手买几本；带回家兴许就新鲜了几天，不久又随手塞到不知道哪个角落里了。
去年搬家，七整八理出来的旧书、新书、半新不旧的书，居然把新家一面墙的书柜塞满了。看看柜子里的书，好多本书封皮上的保护膜都没有撕去；更多的书是翻过几页就再也没有碰的，折痕都抹不平了；而那些书页发黄，起了褐色斑纹的旧书也不知道上一次翻它是哪那个年代的事了。
虽不爱读书，要扔掉一些书也是有些割舍不下的。这可能跟我遗失过两箱书有关。大学毕业后，我就来杭州工作了。那些在学生时代没有遭遗弃的书，若不是书里的故事吸引我，便是那些书的来龙去脉里有故事，自然是敝帚自珍了。来杭之前，我把那些书连同留下了我“墨迹”的学习笔记和日记本整理在两个纸箱里，由我的父亲存放在他的单位。后来父亲工作调动，辗转过程中，两箱书没了去向。父亲很是自责，我更是痛心不已，仿佛随着那两个纸箱子一起丢失的还有我那再也不能回头的青春岁月......
今天我要感谢一下我家吴老师，在郊区的新家里，专门辟出一间十平米大小的书房来，东面的墙做满了接天接地的书柜，平时被我散乱堆放的新旧书籍都有了安身之处。
我不是藏书家，不懂什么典藏。但书柜里杂七杂八的纸质印刷物，都算得上我的朋友：一些书是与我的专业相关联的资料，一些书是在特定时空里突然邂逅又感觉有眼缘的读物，还有一些别人送的书、某位友人或某个团体推荐的书......我的书柜里，还躺着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莫言、王小波等人的著作。我偶尔爱看看方志，搜了一些关于黄州、关于杭州的书来看，正版的、盗版的、影印版的都有。
但是搬进新家以后，还是很少有时间去问候柜子里的书籍朋友们。疫情来了，困守在家里，终于有时间可以把自己扔进书堆里，像下山的猴子，掰玉米、摘桃子、拣西瓜、撵兔子......为所欲为，无人干涉。我在林语堂的笔下偶遇苏东坡，我跟随汪曾祺去沙家浜寻觅美食，我沿着钱基博指引的门槛去问询经史子集，我踩着林徽因的脚印去拜谒亭台楼阁，我坐着张岱的小划子去西湖里看雪，我推着史铁生的轮椅走进了地坛听风声......最近在啃两本书：宋代人周密著的《武林旧事》和当代人孔凡礼编的《苏轼年谱》，虽然吃力，至少能叫我静下心来，没有心思想外面的事情，也就不出门不下楼了。
前几日，晴晴雨雨的天气交替。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翻开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读到《若子的病》一文，读到“十一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那一段，很自然地跟着作者一起受了一番煎熬，又联想到当下新型肺炎疫情中受难的同胞们，一缕忧思袭来，心中唯念这该死的疫情快快走掉，还我一个清朗的乾坤！
书房里不摆沙发，即使重读莫小米的集子《在沙发的怀里》的时候，我坐的还是实木的硬椅子。不过，我把折叠床摆在书房里了。久坐看书觉得累了，就歪躺在折叠床上看；躺着看累了，就歪歪斜斜地睡一觉。
今日晌午，我在折叠床上打盹，翻身的时候，脸上忽然有了一抹麻酥感，睁眼看时，是书柜空格里垂下的一枝绿萝藤蔓的梢叶扫到了我，那片心形的绿叶正在眼前——就在我睁眼的瞬间，绿意顿时弥漫我的眼底。
三陪学生上网。
推迟到2月17日以后才开学的第一份通知是在一月底接到的吧。那时心里有一丝丝窃喜：哈，又多了一个星期的假期！但是二月初第二份通知又来了：开学日子继续推迟，到月底之前不得开学。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一个学期至少砍掉了三个教学周，对学校、对师生、对家长而言，都会乱了方寸。
还好“停课不停学”的通知随即来了，让之前的担心瞬间灰飞烟灭。阿弥陀佛，老天开眼了！停课不停学，立即行动！
平时在学校课堂上跟学生面对面授课，备课已经驾轻就熟：吃透教材，选择教法，制作课件，基本可以“粉墨登场”了。现在将教学活动移到钉钉平台上进行，老师变身“网络主播”了，这下可有事儿干了。年轻的同事们到底灵光一些，接到“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后，百般技艺上手，各种招数都有，自拍杆、三脚架齐上阵，iPad、手机、笔记本，“多机位”直播无死角。我不敢自以为是，赶紧跟着他们学习，在钉钉平台模拟授课，通过试运行，在手机、笔记本、一体机和台式机电脑中选择最得心应手的一种，作为钉钉平台的硬件支持。最终，我定下双保险：一体机打头阵，一旦它掉线，台式机顶班接着上；为了使自己更有底气，我又翻箱倒柜，找出了儿子弃用多时的网络直播设备，一番捣鼓，架设在书桌一侧，以备不时之需。
2月10日，教育局推出的门类齐全的网课在多家媒体平台上直播。后来据说全省学生在线围观听课，以致于网路不通畅，经常卡机。憋屈了一个寒假的孩子们，难道真的有这么急切地盼着回归课堂吗？
与此同时，我的高三同事们的自主直播网课也开始了。前两轮，我跟着两个班级的学生一起听课，贪婪地吸取青年同事们的直播课堂上的金点子；第三轮到我直播的时候，虽然一体机不争气地在直播高峰期很不争气地掉链子了，好在事先准备的台式机派上了用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个小时的直播课程。
每一节课直播结束，平台会导出数据，可以看到不同时段登录听课的学生人数，各个同学在线的不同时长。我拉出了三次课的数据来看，多数人选择了在线学习，而不是闷头睡大觉。如此看来，太长时间的不出门，也会让他们“闲”得发慌、“休息”得喊累了，听一听老师讲课，在线上做一点老师布置的作业，反而成了调节他们枯燥的隔离生活的新鲜事儿。——希望此疫过后，回归课堂，孩子们会更加珍惜那能够自由呼吸的学习环境。
上课之余，作为老师，还得完成一项回访作业。每天晚上八点之前，了解“隔离”在城里、“封闭”在村里的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学生在长久封闭的环境下出现了负面情绪，立即在线予以必要的心理疏导或干预，不让孩子们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包干了十几名学生，把他们拉进一个钉钉圈子，早起嘘寒，向晚问暖，间或抽取一两名同学，通过视频来检视其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这样一天下来，我几乎是一直在线上陪着学生，不同时段面对着不同的学生，一拨又一拨，乐此不疲。
有事做的日子，总是一晃而过。哈，居然到周五了！一周的网上工作结束了，想着可以轻松一下了，钉钉的提示音响了，这不，下周还有下下周的课程表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