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相信的东西活出来”
编者按：“北京零频道”是一家公司，但做着许多公益的事。
从2005年起，公司创办人郑琼和同伴们自付路费，自带翻译，自带资料，到处“请求”给别人免费放映那些征服了他们的世界优秀纪录片。四年多，放了700多场。同样是2005年，每周一期纪录片简报，与无数人分享好文章，好书，好片子。做这些，都要花时间，出人手，却都不赚钱。朋友们不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郑琼的同事说，那些片子都太好，我们看完以后只能在办公室咬桌子，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不想一个人咬桌子。
每年，他们要做3-4期纪录片制作人培训，哪怕只有三个人参加，也会开班.幸好，这个项目现在开始赢利了。
今年12月12日到16日，他们又将要举办一个在国内规模空前的国际纪录片论坛，完全没有任何商业赞助，全部经费来自个人捐助。说起来，他们想做的就是把那封闭的盖子打开，把新鲜的东西倒进来，让人们看到世界是什么样的，看到那些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们一直没有、但应该与我们有关。
“把你相信的东西活出来”
来源：民间杂志
郑琼/自述 卓玛/整理
是什么促使我去做？
第一次觉得我的工作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是2005年看《山有多高》（台湾导演汤湘竹《原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看完泪流满面。我第一次感觉到工作除了能让我养活自己，给我一个生存的尊严外，还可以经常被感动，心灵可以得到清洗，很愉快，内心充满无尽的庆幸和感激。基本上每次参加国外纪录片节，也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看片室，那种时候就好像突然从现实当中一下子抽离出来一样，在那样一个文化资源丰盈的空间里，独自享受文明世界的精神财富，真是觉得很幸福。
2005年2月参加澳大利亚国际纪录片大会，这是第一次出国参加这样的大会。内心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BLOCK”。我们被封闭太久，从思维到信息，从灵魂到肉身。我们了解中国以外的东西实在太少，国外对于中国的认知也是同样的有限。其实人家压根就没带你玩过，在所谓真正的全球化游戏中。今天，我们在文化输出和文明分享上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更糟糕的是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狭长的黑管子当中，望着头顶上有限的泛着光亮的空间，还在无比的自鸣得意中呢，以为我们是天下第一！
2006年4月，自费参加加拿大多伦多HOTDOCS国际纪录片节，那次经历让我真正开始关注纪录片。10天的会议包括：155场次的影片观摩以及导演现场交流活动、5天满满当当的制作人讨论、制片人研讨、市场交易、预案销售。主会场设在维多利亚大学的一角，整个会议给人的感觉是：简单、高效，毫不排场！每个人都在悄无声息地各自干活，不夸张，不张扬，紧张有序，忙而不乱。跟他们相比，咱们的电视节简直就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每个人都借着高音喇叭狂轰乱炸，生怕没人知道自己的存在，结果N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啥也没干成。估计所谓的GDP 数字可能也就是这样给吹上来的。
在多伦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那两间小教室里，看了很多片子。教室没有开灯，每人一台电视配一副耳机。最后那天下午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片子，常常双眼模糊，黑暗中泪水一次次忍不住夺眶而出，但心里明镜一样，那是一种你看着一个美好世界在遥远的云端，你被人无意拉到一个望远镜跟前，清澈地看见了他们和他们的一切，倏忽间你又回到现实中，不知道那是一种情绪上短暂的无望，还是真正了无生还的绝望，我坐在那里，除了一遍遍安静的流泪之外，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干什么。
这种绝望是一种对封闭系统自圆自话的绝望，那个会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如果我不进去也不知道，中国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那样美好的东西是不在我的世界里，不在我存在的现实世界里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2006年10月，莱比锡纪录片和动画节。我呆了8天，除去一天会议，剩余的时间几乎都在看片室看片，早上10：00开始，晚上10：00结束，为了省时间，中午就一筒饼干和几块巧克力完事，晚上回酒店泡一袋方便面，听起来很自虐，但内心却幸福得要死。每一部片子都会特别深地触动你，让人内心清亮，精神饱满。一些特别喜欢的片子你甚至会觉得，看过它了，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就想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就想跟人分享。
纪录片在国外都是独立制作人或制片公司去做，非常活跃，电视台、电影院和各种社区在放，还可以做成家庭录像带，他们有很多渠道可以展示，人家也没有盗版市场。但在中国第一没有艺术院线，第二电视台很少播纯粹艺术类纪录片，所以进来以后的落地是非常困难的。还有政策上的限制，没法跟那些所谓大片去抢限额。一个智利的导演曾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觉得最应该把为句话引进中国来。中国不仅在纪录片领域，任何领域都缺乏常识，很多东西在脱离常识的情况下发展。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诡异。我们公司所有的片子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开始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虚荣心：哈哈，只有我们有，其他地方都没有。但是到后来发现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这些东西后找不到人沟通去！这么多优秀纪录片，它的内容其实是符合人类未来美好的方向的，传递一种极其正向的东西，而且它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也许渠道都被垃圾占领了。
我们的纪录片其实已经游离在世界之外，加上国内政策又不明朗，纪录片的传播在国内的声音显得十分的微弱。我们这两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做一些铺路和基础传播工作，有些微成效但十分辛苦，很多时候感觉是在偷鸡摸狗做着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自身的合法性如何解决，一直是悬在我们以及对此行业有兴趣的投资人头上的一根利剑，时刻困扰着从业者和投资者。我们也许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一家活着的纪录片发行公司。
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拿着这些好片子到处给人做免费展映，大学，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单位，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人手不够，就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做了700场。
我觉得中国观众是有这个需求的。我在德国看《永远》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特别深，那是我看过的最优秀的纪录片。它讲的是法国拉雪兹墓地，那个墓地大部分都是艺术家，有名的和不怎么有名的，像肖邦，普鲁斯特。有很多艺术家埋在那里，很多人会去看他们，这些人也不是死者的后人，比如有个老太太每天都去，把普鲁斯特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墓碑旁边的花花草草浇水，随口朗诵出躺在地上的那个亡者的诗歌或文章。这些人是很优雅的活着，那种状态让人很神往，那个片子的主题探讨的就是艺术对生命的重要性。我们回去以后就和中央台联系，和很多媒体联系，免费给他们做展映。基本上片子到哪儿，就哪里“倒”一片。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有个老头看完特地给我打电话，说特别感谢你，虽然我老了，也迟了，但起码闭眼之前看到这些好东西。这些好东西也把这屋子（公司）里的人搞定了。他们经常会想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公司做，为什么做了三年又做四年，经常讨论：郑琼这个人有时也挺讨厌的，不可能是为她工作，工资也不高。还是因为这些好东西！真的，纪录片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纪录片本身而是内容本身，或者它所传达的价值观与你是一致的。
我做这些是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可以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持续走下去的道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个片子，电视台怎么会播这个片子？所有人不知道这个好片子怎么做出来的，你怎么去让他做出好片子来？我称我们所做的是相爱和销售的生意，首先，我们相爱。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激情来源于让其他人看到好片子。
很多东西是慢慢积累着，一步步把你指引到这个方向的——先是看到好片子，然后把好片子拿来给大家看，跟人分享，然后希望又找到这些好片子后面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来做培训，请好片子背后的国际制作人、制片人或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中国的制作人、制片人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片子的道道和经验。从2005年开始，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11期了，基本上每年3-4期，总共已经有超过100人参加过这个培训。我们希望把导演资源利用起来，同时引导一批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的地下DV爱好者往地面见光处走。
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纪录片从业人员的环境相对而言都比中国导演日子要好过，拿澳大利亚为例，虽然在国内他们只有有限的两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但是他们至少有一套有效机制，他们可以预卖他们自己想拍的选题，在国内他们可以申请来自国家的纪录片基金、社会上的纪录片基金、电视台提前预购的费用，又因为语言的优势，他们在上游的便利优势同时可以延伸至相关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等等，同时又解决了发行的问题。这就是马太效应，越好越有，越有越好。
今天我再去看中国纪录片的问题时，对于内容创作本身而言，我觉得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基本功太差，知识结构、文化底蕴和技术掌握上，我们离要完美表达的那个东西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零频道公司的理想是想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纪录片节，那是全世界纪录片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主要是做展映、主题研讨、工作坊和市场交易活动。在国外基本上都是非盈利组织在做的，我们要做的这个国际纪录片论坛实际上也是一个非营利活动，一个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获奖纪录片，第二是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导演到中国来交流。我希望能长期办下去。以后我们除了展映和研讨会之外，还可以搭建纪录片交易平台，让一些真正有能力有专业水准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制作人给播出机构或者基金会去做一些预售。
建立中国人的纪录片基金或华人纪录片基金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一个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解决，中国人的事情想单纯地依靠外国人来做救世主基本上没戏，而且那样一种状态也根本拍不出什么好片子，因为你连一根笔直的脊梁骨都没有，谁会相信你会说出一句人话，做出一桩可以晾在阳光下的人事？！
最后，想分享一段我最喜欢的First Hand Films（欧洲的影片发行公司）关于他们选片标准的介绍：
“当电影制作人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给我们讲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还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故事，当他们带着我们穿过地狱再回来，当他们踏着彩虹和我们一起，当我们学到点什么关于这个复杂的世界。当我们跟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在他们的故事中期盼、微笑或者只是好奇，当所有的情感都传达出一个宣言，一个政治的宣言，一个人类的宣言，或者电影导演自我的宣言，当诚意和幻想充满在这些影像里，当……在一个小时或者二个小时后，故事达到高潮而结束，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中，能够发现一个跟从前再也不一样的世界……这样的影片就是我们在寻找的影片。”
（作者为北京零频道公司创办人与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