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宝地，史料丰富：为什么最后成果却相当不尽人意？

文｜罗山

众所周知，清朝的灭亡是末帝溥仪主动退位的，过程比较和平，自然也保留了很多清朝的影响力。单从这个退位诏书来说，当时称之为“逊位诏书”，所谓逊位就是禅让，即《史记》说的“唐尧逊位”，给清廷留足了面子。《逊位诏书》发布次日，孙中山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很快临时参议院就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位子已经坐稳。在外，各国列强在清帝逊位后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搞得民国政府一时非常头疼，但随着

袁世凯承认了不平等条约给予列强的利益，在1913年春，美国等欧美列强终于承认中华民国。在国内，1913年4月，宋教仁遇刺，随后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大举南下，南方反袁势力受到重大打击，而国会内的反袁政党也分崩离析。

此时，距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乃至后来的护国运动还有一年多，袁世凯很快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地位空前。他举目四望，国外列强矛盾激化，正准备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国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在武力乃至文化上挑战自己，拥兵的督军纷纷输诚，拿笔杆子的革命文人被他赶去了日本。袁世凯回望紫禁城，感到修史的时候到了，他拨出每月10多万银元，以最高每月薪金600元征聘名流修史。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称：“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

很快，青岛的洋楼迎来了北京的贵客，袁大总统的贴身秘书吴璆带着袁世凯的亲笔信拜访了在此隐居的老人。老人年过七旬，须发雪白，一副垂垂老矣的模样。但听闻袁世凯的美意，当即精神焕发，马上动身北上。这位老人就是袁世凯相中的清史馆馆长，未来的《清史稿》总编赵尔巽。

清史馆很快正式成立，馆址沿用清朝的国史馆、会典馆，位置就在故宫东华门内。此处是一个研究清廷秘史的天赐宝地，早在乾隆朝，纂修蒋良骐在此处翻遍了清朝实录后，就编纂出一本叫《东华录》的史料长编，名字就取自东华门内的国史馆，叙清开国至雍正五帝六朝史实。后王先谦又纂辑《十一朝东华录》624卷，此后又有朱寿朋依据邸钞、京报，部分采录当时的报纸记载编成《光绪朝东华录》。因此，清史稿坐拥这块宝地，可以采纳的史料是极丰富的。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和档案等等，都是伸手可得。赵尔巽来到这处宝地，提出了自己的修史观点：“往代修书，即以养士。欲援曩例，以絷逸贤。”看上去好像是沿用前朝惯例，但赵尔巽所谓的“逸贤”标准，显然很是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