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绛彩的缘起——晚清官窑倒闭后的体制内画师下海潮
早期浅绛彩文人瓷画的清雅不俗和文人性突出，在于瓷作者的个性表达同一题材的韵味，不同的画家的笔墨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往往不同。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在作品中揉合了自己的心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景德镇。入城后，见御窑厂专造皇帝用瓷，便迁怒于此，一把火把御窑厂烧了。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御窑厂一停就是好几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间，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命九江关督蔡锦清在御窑厂旧址，重建堂舍七十二间，复兴御窑厂，所有督陶事务也由九江关监督管理。御窑瓷器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不存在随意性，基本不允许工匠有主观意识的发挥和创造。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御窑瓷器的生产都是遵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还有一些非制式的瓷器在乾隆时期居多，题材虽丰富多样，有名家山水、闲情逸趣悟道说禅等，但出产量很少，仅供皇家把玩。这些御窑帝制，禁锢了画师们的创作才气。太平军来后，御窑厂倒闭，画师群体解散，但拥有一技之长的画师们并不愁活路，为大官富商们画些生活用具以及和祀奉用器、礼瓷还能解决温饱问题。闲暇之时，以自制、受托、馈赠等方式，创作一些个性表达的作品满足自己的一些爱好和过年过节馈赠亲朋好友。这是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卓而不群的文人雅瓷的重要来源。所以，恰恰相反，不是浅绛画师们的生活所迫创造了浅绛彩瓷，而是清廷对御窑的失控和倒闭，让长期受陈规限制的画师们能够不再受到帝制的约束，在馈赠亲友、同好酬和、自制享用、官贾定制的瓷绘上充分发挥自己绘画创造力。有了自己个性的表达。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早期的瓷胎厚重，釉质洁白莹润无比，质量之好，不是寻常百姓家能够享用的。它的高度文人性和艺术享受以及高昂的价格，也不是寻常百姓们日夜为生存奔命能享受得了的。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汪潘、周子善、俞子明、程次笠、江永源、罗允夔、罗旸谷、李维翰、任焕章、汪章、黄士陵、万子铭、经生、蒋玉卿、周友松、梁楚材、李端山、方家珍、汪照藜、方少溪、张云、胡有农、李蕴辉、余焕文、朱少泉、王岐山、陈子常、徐善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