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天文，我做过的两件重大事情、发现的三个问题
受访/自述人 | 陈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创系系主任）
采访/整理 | 傅煜铭、王超、余捻坤、庞宇萱、郑沄、段晓苇（北大天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校对 | 吴学兵
图片提供 | 陈建生、吴学兵
责编 | 韩越扬、吕浩然
除了对中国开展大样本、大视场天文学的一些贡献，我自认为做的第二个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推动大学天文的发展，这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1997年以后，我实际上承担很多社会工作，第一线的科研已经做的不多了，主要指导研究生和年轻人在做。我的关注点就转到大学天文，因为我深感一个国家天文学的发展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大望远镜，这是必须的；另一个是人才，没有人才什么也谈不上。
中国的天文人才是非常匮乏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真正有天文系的大学，只有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天文系那时还没有，只有地球物理系的天文专业。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两个天文系，这怎么可以呢？而且北大是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天文系都没有，这在世界上是说不过去的。世界上所有顶尖的大学都有天文学科，所以我非常关心北大天文学科的建设。
我是北大天文专业毕业的，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专业办了几年就基本停止。中间偶尔招生，等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退休的教师多了，没剩下几个人。当时乔国俊、吴鑫基老师也快退休了，乔国俊老师来找我，说能不能帮帮北大天文专业？我说当然可以。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首先筹建了一个中科院跟北京大学的联合天体物理中心，就是北京天体物理中心。这个中心成立的时候很隆重，我记得那天邀请了（时任，下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北大校长陈佳洱，最难得的是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也参加了。成立仪式很简单，签署协议合办北京天体物理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每年还出Annual Report（年报），主办了很多学术会议，开拓了很多研究方向。
2000年，北京天体物理中心成立两年后，我就动员北大成立了天文系。当时校长是许智宏，他很支持，聘我做系主任。我把天文系定义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天文系，是两个单位合办的，我就等于代表中科院来出任天文系系主任。
天文系刚开办的时候，人是很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引进人才，期间从国外引进了4个人：一个是吴学兵，现在的天文系主任；一个是刘富坤，也当过系主任；还有刘晓为和范祖辉。4个年轻老师加入到天文系后，大大改善了天文系的师资状况。
后来，我又促成美国科维理（Kavli）基金会与北大合作，在2006年成立了国际化的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从全球招聘所长和师资，并成立由国内外著名学者组成的理事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对研究所的运行和发展给予指导。这一新体制研究所成立后吸引了很多海外优秀的青年学者加盟，使北大天文学科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同时我还致力于招生。北大最大的优势是本科生，因为全国最好的中学生都要考北大清华，所以我们必须把本科生培养做好。北大天文系成立后每年独立招生30名本科生，但两年后因天文系合并到物理学院，学校停止了天文系的单独招生。大部分学生在物理学院都学物理了，导致学天文的很少。
所以，后来我就要求恢复天文系独立招生，但学校以通识教育、大类招生为由不同意，我跟学校说我们要办的必须定位是小而精的一个系，要办精品，学生是关键。经过三年停招后，学校到第4年终于同意天文系独立招生。独立招生后我怕生源不够，就在2008年发起全国中学生天文夏令营，针对的对象就是刚上完高二、暑假后进入高三的优秀中学生。
当时北大还有政策，通过夏令营可选拔推荐优秀中学生，高考时可获得加分，这样就很有吸引力。天文夏令营办起来后在国内很有影响，后来又与国家天文台、北师大天文系和北京天文馆联合举办，到现在已经办了13年了。学生报名参加的越来越多，甚至多达上千人。但因为规模限制，每年只能招收100个夏令营学生。
在夏令营里我们给学生讲课，组织参观天文台站，开展各种活动，最后通过笔试面试考核来选拔优秀学生。采取这个方法我们吸引了一批喜欢天文的优秀中学生报考国内大学的天文系，也改善了北大天文系本科生的生源质量。
陈建生院士等与2010年全国中学生天文夏令营同学合影（2010年）
除北大外，我还很关心全国的大学天文。因为光北大天文系办起来还不够，所以后来广州大学也想办天文来请我帮忙，我就答应了，并从2003年开始举办京广天体物理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主要是帮助培养广州大学的师资和学生。这个京广会也办得很成功，后来参加的单位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扩展为京广厦会议了，包括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都参加了，已办了十三届，越办越好。
去年我又提出来，以后京广厦会议能不能以学生为主来办？让学生们去办他们自己喜欢的会议，老师只给予帮助，特别是资金、学术上要给帮助。今年的一届将在中山大学举行，由学生们自主筹划组织，自己考虑这个会议怎么开。这既是对学生的锻炼，也是鼓励他们早一点成长起来。
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联合国定义2009年为国际天文年，理由是纪念伽利略在1609年第一次使用望远镜观察宇宙之后400周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为纪念国际天文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了一次纪念大会，有3000人参加，要我做主题演讲。
我在演讲时除了强调大型望远镜的国际合作外，另外一条就是人才问题。而且我讲中国天文的人才问题光靠中科院是不能解决的，因为中科院只有5个天文台，人员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我们需要的人才不是几十个，是成千上万，天文人才的培养就只能靠大学。
2009年我做报告的时候，全国大概有2000多所大学，但当时有天文学科的大学只有5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在2000所大学中只占2.5‰，这个比例太小了。在美国差不多重点大学都有天文，比例占1/3。所以我说能不能提出一个希望，经过10年努力，我们把2.5‰增加到1%，即有20所大学。
10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也确实差不多20个大学有天文学科了。而且一些名牌大学，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办起来了。现在像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也要建，大都是中国985大学。所以一下子我们到了1%了，但1%够不够呢？其实不够。
前不久在国家天文台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和国家天文台科学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要我做一个报告，我就讲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占“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当然不用说了，是科学需求，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巡天重要；“地利”我也讲了，正是技术的进步使得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成为可能，包括探测器、大数据、还有航天技术等。所以，“天时”“地利”是没得说的，现在还面临“人和”的问题，就是人才队伍。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数据量是非常大的，每天下来的数据都将是TB量级的，数据分析不是几十个人、上百人能解决的，需要上万人来解决。所以，我认为大学发展到1%有天文学科还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再通过10年努力，能从1%变成10%。如果能实现的话，我们就有希望。这是我所做的大学天文方面的事情，也是我后一半人生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天文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突飞猛进。从设备上来看，我们有一些即使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望远镜，比如说LAMOST（郭守敬望远镜）。LAMOST是大样本的思路，同时也是一种时域巡天的思路。另外FAST（中国天眼）已经建成，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望远镜。
空间站望远镜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2009年开会时说要做一个空间望远镜，我马上就建议这个望远镜必须要做大视场巡天。我的看法是，现在是大巡天进入空间领域最佳的黄金时代。前不久我在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和国家天文台科学中心的揭牌仪式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光学巡天的黄金时代”。
我讲到对于地面巡天，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错过了机会，后来美国斯隆（SDSS）望远镜做了，现在LSST也将开始做。但是空间上的光学巡天还没开始做，而空间巡天又太重要了。因为它可以达到比地面巡天好一个数量级的像质，所以如果有机会能够做空间巡天，意味着中国天文进入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
陈建生院士在国家天文台作报告（2021年）
如果我们利用空间站望远镜能够拿到17500平方度的高质量巡天数据，所能产出的成果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哈勃望远镜有一幅产出很多成果的图，几乎全世界天文学家都知道。这幅图差不多有10平方角分大小。而我们空间站望远镜的巡天面积比它多500万倍，我们能够出多少成果？同时，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要建一个12米的地面光学大望远镜。中国天文要发展，这些重要观测设备都是很必要的。
对现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我有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国家天文台现任台长也找过我，我给他提了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中国天文发展缺乏一个非常权威的、被国家认可的规划。我曾经担任过中科院天文规划委员会的主席，知道做这个规划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主要是因为本位主义。规划委员会里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带着自己领域的色彩。规划委员会很难做出一个不受这些专家个人背景影响、站在国家利益上的规划。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到现在还没想出办法。
缺乏科学的规划以后，整个领域发展就显得无序。比如从中国天文的布局来看，现在射电天文的分量占得很重。而且我认为现在实际上射电天文设备的国际主流，已经不是做单口径望远镜，因为单口径望远镜有它克服不了的缺点：口径大可以提高灵敏度，但解决不了空间分辨率和视场小的问题。
目前国际射电领域发展方向是综合口径，做天线阵。望远镜有三个大指标，一是灵敏度，二是空间分辨本领，三是视场。天线阵可以把这三个指标都予以满足，所以像SKA（平方公里阵列）是国际上的一个大方向。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发展规划，是中国天文今后发展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大瓶颈就是国际合作。大望远镜建造费用动辄都是几亿到几十亿美元的量级，而且技术非常先进，对台址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中国还没有较好的台址，技术储备也达不到国际水平，仅中国一家出几十亿美元来做设备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可是中国在大望远镜建设的国际合作道路上阻碍却很多，首先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我经常听到的话是，我们中国出钱建望远镜，为什么要建到外国土地上？一些人不知道大望远镜一定要放在世界最好的地方，还需要全世界技术力量的整合，需要共同努力来造一个全世界共享的望远镜。接受不了这种国际化的思想，这是很大的障碍。
国际化问题不光是表现在设备上面，还包括我们的研究机构，比如说，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外国人非常少，而北大的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可能是中国天文界外籍学者最多的单位。但是大学招生和教研人员招聘，基本上都还是中国人来应聘，外籍的很少。我们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做的还不是国际一流的事情，国际一流必须是国际化的。而在中国实行国际化，还需要在相关政策上多加考虑，解决好外籍人员的很多实际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天文发展面临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规划问题，一个是国际化问题，再一个就是人才问题。人才问题要不解决，我们没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天文发展的瓶颈。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国天文要想有大发展的话，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